有一种蓝叫APEC蓝

作者手记

11月3日，北京再次开始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距离上次奥运会单双号限行已过6年，多日雾霾笼罩的北京终于开始放晴。连续数日的“APEC蓝”，终于让首都人民意识到APEC真的来了。当然也有人是在因为地铁限流被堵在离家一站路的站口感受到的，有人是在不得不提前5小时出发去机场赶早班机的出租车窗边感受到的，更多的人或许是在朋友圈刷满了关于APEC调休真假消息的那一天开始在意起APEC。

而有人则是从接到一则通知开始，用更投入的方式忙碌在APEC中。北大的APEC志愿者从报名、培训到正式上岗，书写下一段与常人不同的APEC记忆，也浓缩了北大志愿者在这一世界级盛会中所付出的热忱、所担当的责任，我们或许也能从中窥得北大人自由背后的严谨，理想之下的笃实。

图解丨APEC北大志愿者全解析[1]

群像丨有一种蓝叫APEC蓝[2]

APEC会议周期间，来自北京大学的85名APEC志愿者搭乘接驳巴士在早晨7点多到达国家会议中心。经过三道安检，其中包括比对真人与证件照片和对液体的严格检查，在这之后才能进入这座毗邻鸟巢、水立方的八层建筑。

一位演播室单边点志愿者称这种安检为“刷脸”，曾有志愿者忘记带证件，只能自行返回学校取证件，“国家会议中心前很远就清场了，安检相当严。”

和来自北京其他22所高校的2100余名志愿者一样，身着蓝色冲锋衣的北大APEC志愿者渐渐有了一个昵称：“APEC蓝”——和会议期间北京天空的颜色同名。然而后勤组的志愿者们一直在国家会议中心的地下进行工作，无缘欣赏北京天空难得的澄澈。相反地，后勤组被戏称作“黑作坊”和“地下工厂”。

“地下工厂”、“小作坊”、“流水线”

8个人的后勤组具体负责餐饮、赞助、后勤工作。

具体来说，就是推上小车到地下一层仓库搬运80箱矿泉水到地面上的新闻厅，迅速而整齐地摆放好；站成一条“流水线”，将千余份手提包、移动电源、媒体手册和邮册逐一装成“媒体包”；一次性用小车推着200斤左右的媒体包材料从地下二层仓库到新闻发布厅最外处的媒体包发放处。

“来回一趟大概500米吧，记不清每天跑多少趟。”后勤组组长、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大四学生李俊逸说。11月4、5、6日三天是后勤组最忙碌的时段，后勤志愿者不得不在国家会议中心志愿者微信群里请求支援。而处于轮换休息时间的志愿者就会来帮忙。

“他们后勤组分配的很多都是女生，而且人也少。”媒体公用工作区的郝孟源也是来帮忙的志愿者之一，“特别像纺织厂的女工，我也是女工，拆包、装，再码好，就像一个小作坊、流水线。”

从雁栖湖会议区机动组调来支援后勤组的赵玮泽说：“看女生在后勤组帮忙搬东西是挺心酸的，的确是岗位分工有一定不合理。”

5日晚上的搬箱子事件令后勤志愿者们印象深刻。后勤组的老师当天在仓库签了一张取货单，而仓库的规定是，签了字的货物必须当天全部运走。“由于当天的沟通并不完善，负责人老师并不清楚后勤部的人数和男女比例，当天签下了远超我们能力范畴的货单。”赵玮泽说。

到晚上九点时，还剩下23个箱子，每个箱子重达60公斤。在群里求助后，10位别组志愿者来到后勤部，箱子顺利搬完。郝孟源说：“这么短时间怎么可能把这么多东西都搬完，我们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而赵玮泽并不是唯一一个从雁栖湖调来支援的志愿者。为了能够提前熟悉各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共有5位雁栖湖会议区的志愿者去了国家会议中心见习上岗。“我们5位同学在雁栖湖各有其职，原应该在各自对应的岗位见习，但在国家会议中心都志愿去支援了后勤组。”赵玮泽说。

“机会来之不易，最后能参加也来之不易。”

志愿工作中的问题，有些是在预先培训和演练中设想到的，有些则没有。

北大APEC志愿者经过了校内面试、市里面试还有托业考试后，在温都水城进行了两天的集中培训。“这些培训对于很多志愿者来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且细致地接受大型赛会的事项讲解，能促进我们更好地展示志愿形象。”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14级博士吕丹说道。

毫无疑问的是，每一位志愿者都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期。9月20日北大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招募工作开始。郝孟源说：“第一轮面试就告诉你，这会花很多时间，大约两三周，包括培训、上岗等。当时就有点犹豫了，因为会议时间是11月上旬，刚好是期中季。”

第二轮北京市面试的时间刚好是国庆放假期间。“我当时就觉得挺纠结的——回家的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反复掂量这次志愿服务的意义、同家人商量后，郝孟源“犹豫了好多天还是咬咬牙把票退了。”

第二轮面试后，岗位分配名单随之出来。北大青年志愿者协会突然在17日通知，领导人会议周志愿者需在18日上午统一参加托业考试及OPT个性测评。“周五下午通知说周六上午要考托业，我瞬间整个人就石化了。”郝孟源跟其他同学商量着要不要去，结论是“都到这一步了就去吧，虽然大家吐槽了老半天。”接下来就是昌平温都水城中两天一夜的培训，刚好是郝孟源课最多的两天。

郝孟源最后总结道：“机会来之不易，最后能参加也来之不易。”

“和人打交道还蛮有意思的，能够保持兴奋”

除了“地下作坊”，大部分国家会议中心志愿者在地面工作，他们接触最多的是往返于新闻中心的媒体工作者。

吕丹兴奋地提起和央视主持人鲁健合影的事。吕丹当时在帮几位媒体工作者拍照，“我很乐意帮他们拍，各个角度拍了好多张，然后又换了好几个相机拍，这时候我发现取景框里的人好眼熟啊，仔细一看是我喜欢好多年的男神、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鲁健，我心里激动得不行，但出于志愿者的规定不能主动和嘉宾合照，真是一忍再忍没开口。”

结果是工作人员主动询问吕丹，她才幸运地有了一张和男神的合照。“鲁健亲切又随和，笑眯眯的，问我是哪个学校的，称呼我为‘北大的漂亮的小妹妹’，还说你们很辛苦，最近很冷要多穿点衣服。”

志愿者也遇上过一些意外的要求——采访APEC会议的外国记者大多能够说中文，反倒有中国记者过来请郝孟源帮忙当个翻译，因为记者想采访外国人。“后来老师说，我们不是专业翻译，如果翻译有误的话会误解，甚至会演变成政治事件，这种事情要慎之又慎。”

法学院12级本科生王靓的经历更加“高大上”——作为北大唯一一位会议中心主咨询台岗位的志愿者，王靓不是穿着蓝色冲锋衣，而是西装革履，在会议中心入口为各国与会人员解答疑难。“最长的时候我们要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但一直和人打交道还是蛮有意思的，能够保持兴奋，帮助到他们会开心。”

200人的欢宴与1个人的烟火

10日晚，奥林匹克公园燃放烟花庆祝APEC会议，鸟巢、水立方烟花璀璨。历史学系12级本科生薛颖置身于近两千人的晚宴迎宾队伍中，夹道欢迎来宾。

“我们有拿荧光棒的，就是可以出现‘中国’或者‘APEC’图案的那种，还有一种亮灯的小手掌的，轿车驶过去的空档，我们就站着拍拍手、跳跳。”

最令迎宾志愿者们兴奋的是每一辆来车里坐着的各国政要，尽管车窗紧闭，但他们仍然觉得在与领导人“近距离接触”。

“每过去一辆车大家都会猜里面是谁，有人说‘我看到奥巴马的扑克脸了’什么的，我什么都没看见，但还是挺激动。”

这群水立方迎宾志愿者中，有来自北大、清华的普通迎宾志愿者，也有身着民族服装跳着舞蹈的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北大最后是去了200名。”

200名迎宾志愿者并不是晚宴当晚水立方全部的北大学生。基础医学院2010级的陈晓丹彼时正站在晚宴大厅南侧的一间存衣间里。

“任务不重。我们有20多个展台，我那个展台是中外企业家，有5—6个工作人员，目标服务对象是80个中外厂商，存衣的只有十来个。”从下午4点到傍晚7点半，陈晓丹一直保持站姿等待宾客入场，“还蛮无聊的，之前的预案里有考虑到取错衣服、弄丢存衣牌、弄坏的情况，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陈晓丹觉得有些孤单——同国家会议中心志愿者、雁栖湖志愿者一同参加选拔的她，并没有加进志愿者微信群里，只有一位老师单向联系她。“所以平时给志愿者发一些东西呀，或者是通知消息，我都没有接收到，不太及时。”因为工作周期不同，陈晓丹也并不和志愿者一起坐巴士，而是独自打车上下班。

其余时间，她主要同一位清华同学、三位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同学共事。水立方内通风良好，对于没有冲锋衣而是身着正装的他们有些寒冷，五个人身上贴满了暖宝宝。

“不过在水立方也有好处，在会场里能够看见领导人，烟花也能比较近距离地欣赏到。”陈晓丹说道。

专访丨我的APEC第52天——访北京大学APEC志愿者团领队欧嘉婷[3]

2014年9月21日，北大未名BBS出现了一则名为《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志愿者选拔通知》的帖子。帖子中要求，志愿者必须为北京大学在校全日制学生，大学三年级以上，大学英语六级水平及以上，有过国际性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经历……APEC北大志愿者工作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1天，129名志愿者

2014年9月20号，还是大部分北大人优哉游哉地进出各间教室，退课刷课的日子；然而，对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本科生、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欧嘉婷来说，这一天，却是她为紧锣密鼓的APEC志愿者筹备工作开始的日子。

在欧嘉婷经历过的所有志愿者招募工作中，此次APEC志愿者招募的前期工作是时间最为紧张、任务最为重要的一次。

“我20号接到通知后，马上联络了6个靠谱的小伙伴，组建了最初的‘2014年APEC北大工作小组’。第二天，我们就在BBS上发布公开招募帖。”欧嘉婷回忆说。

此次招募得到了同学们极大的关注。截止到24号24:00，欧嘉婷和她的团队共收到近400份报名表。

只有一天的时间，欧嘉婷和她的小组必须完成对所有报名表信息的统一归整，再依据前期发布的志愿者招募标准进行简历筛选。此次简历筛选的标准简单却严苛——百分百参加过大型赛会服务，百分百大学英语六级以上，百分百大学三年级以上。在近400份简历中，他们需要逐一核实报名信息是否达到标准，再进行进一步筛选。

最终有232位同学的名字出现在了25号公布的面试名单中。

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欧嘉婷和她的小组要负责通知这200多位进入面试的同学并协调时间。期间，他们还要抽空穿梭于新太阳、教学楼之间，为面试借场地。

一轮面试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欧嘉婷突然接到通知，30号会进行第二轮面试。当晚，她立即下发通知，尽可能减少面试对同学假期行程的影响。

“有同学本来订了一轮面试之前的车票，为了一轮面试改签在了28号，后来又为了二轮面试继续改签或者干脆取消行程。我们还有同学为了参加二轮面试，特地从山东赶回来。”

30号面试全部结束后，欧嘉婷和她的工作小组还要在假期为129名入选志愿者在APEC平台进行注册。由于涉及参会信息等保密问题，注册工作只能由小组成员逐一录入、反复核对，甚至许多诸如照片质量、尺寸不符等小细节都需多次修改。

May I help you?

刚过完国庆小长假，欧嘉婷和她的小组就又开始为志愿者培训做起准备。

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队伍普遍在几十人大小，而北京大学却有百余人之多，这意味着比其他学校领到更大的工作量。

10月21—22日，北京大学的志愿者们参加了在昌平进行的为期两天一夜的封闭式培训。培训期间，志愿者系统学习了APEC知识、志愿服务规范、国际会议英语、礼仪与形象塑造、应急处置与自护、北京文化等知识。

欧嘉婷觉得尤其受益的是在礼仪教学环节。为了保证培训效果，组织者采取了分班授课的形式，由专业培训师在仪容、仪表、仪态、仪姿、语言表达等方面对志愿者们进行一对一辅导。

“最重要的是参会的国家文化习俗，有许多小的方面都需要注意。比如对伊斯兰国家代表，不能用左手递东西或者指路。”

据欧嘉婷介绍，培训课上老师会纠正平时经常出现的英语过于口语化的问题，“像‘CanI helpyou?’其实并不适合在正式会议上使用，而要说‘May I help you?’这种更加规范和正式的语句。”

在志愿者团队中，除了服务于“代表”“外宾”，团队内相互帮助的事例随处可见。其他志愿者在工作中给予欧嘉婷的帮助和配合就让这位领队“十分感动”。

“有很多同学特别热心。刚抵达培训地点时就需要去抬大家培训时穿的衣服，我就说了一声有没有同学能够帮一下忙，五六个男生就主动走出来。”欧嘉婷说。

十月份，除了组织志愿者培训和踩点，欧嘉婷和她的工作小组还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发放各类证件、志愿者服装、成立组委会宣传小组等诸多事宜。

虽然此次活动筹备时间和要求都很严格，但欧嘉婷说：“我们时刻准备着。”

志愿者是当代中国青年人的形象

12月4日，作为志愿者团领队的欧嘉婷还是像往常一样，从早上就开始着手联络和协调各学校间接送志愿者的班车。这些班车要依次经过北大万柳学生公寓、北大校本部、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四个班车站接送志愿者，而志愿者们全部上车就需半个小时。

晚上，除了上岗之外，欧嘉婷还需要跟每个岗位的小组长确认次日上岗志愿者名单，并与老师核实班车情况，之后再将班车信息发送给相关志愿者。

而第二天清晨，她还要了解志愿者到岗情况反馈，这样才算一个完整的周期。这是从11月4日正式上岗以来欧嘉婷每天重复的周期。

有一次，一位北京语言大学的志愿者第一次上岗，没有赶上班车。从早晨被小组长的电话吵醒开始，欧嘉婷就需要持续跟进这个突发情况，不断打电话向老师汇报、不断试图联系这名志愿者确认他的情况、不断与他的小组长联络确认进展。直到这名志愿者8点钟按时上岗方才告一段落。

最令欧嘉婷印象深刻的是住在大兴校区的5名同学。由于人数少，组委会无法配车，这几名同学只能通过搭乘地铁自行前往。APEC期间国家会议中心地铁站封站，这5位同学从奥体中心下地铁后还要走600多米路才能到，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或是迟到。

其实，对欧嘉婷而言，从培训开始，她就已经把半个人投入到了志愿服务工作中：平均1—2天就会接到一个通知，还要时不时应对突发事件，诸如准备领导与志愿者座谈的背景资料、协调志愿者岗位安排等等。

从培训开始，欧嘉婷和许多志愿者就开始不得不经常请假。

“我恰好星期二课最多，3门专业课，2门经双课，但碰上培训、踩点、上岗，也没有办法，只能等活动结束后再一一复习。”欧嘉婷说。

罗搌玲（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本科生）是新闻发布组的组长，一场发布会的人手安排和协调、重要资料发放等都需要组长和负责老师确认。而一场新闻发布会往往需要志愿者们提前一个小时准备会场，等待记者、贵宾入场，一天最多可以有9场新闻发布会。

“昨天12点到2点都有发布会，她也就从11点一直撑到下午3点多，才吃上了午饭。”欧嘉婷说。

当被问及为什么坚持要参与到如此繁重的志愿工作中时，欧嘉婷说：“许多同学本身就对志愿活动怀有极大的热情，我也不例外。而参与到APEC志愿服务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所以大家都很珍惜。但我想更重要的，还是入选APEC志愿者之后，我们感受到的肩上的责任。毕竟，志愿者的一言一行都切实代表着中国青年人的形象，甚至是国家的形象。所以即便再苦再累，我们也依然坚持，一路高歌。”

[1] 李怡，外国语学院2013级本科生；罗敬涵，中国语言文学系2013级本科生。

[2] 吴芷洁，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本科生；王俊，政府管理学院2012级本科生；李华雨，中国语言文学系2012级本科生。

[3] 于文澜，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