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石柱回归，落户北大的缘与行[1]

作者手记

这篇稿件我的主要采访对象是宋向光老师，还记得当时我到赛克勒博物馆的时候，宋向光老师正匆匆赶来。我和他聊了近四十分钟。他皱眉，忧虑学校和学生并不重视文物的保护，有时也会眉飞色舞，因为谈到了愿意去保护文物的北大师生。半年过去，我脑海中留下的他的印象就是瘦高，健谈，温和。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赛克勒，里面正举办画展，从侧门出来的时候无意间又发现了那个装着文物的箱子，图片中亮黄的箱子经过风吹雨淋，看起来老旧许多。我想起宋向光老师当时义正词严地说过，文物保护就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不知道现在宋老师每日进出办公室，看见日渐破损的箱子，想着箱子里的文物，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二园之缘

私人介入海外文物并不被我国《文物保护法》推崇，向来褒贬不一。《争议圆明园》一书曾将本世纪初反响颇大的兽首纷争描述为“一场场张扬的拍卖秀”，直指“被劫文物只能追讨，决不能买”。

北大著名校友此举引来了不少非议，甚至被指“炒作”。他只说“回归一件是一件”，并直言“只相信北大”。

圆明园文物出现在北大校园不是件新鲜事，园子里不下10件著名标志性文物都来自那里。燕京大学建校时向光绪帝的四弟载涛买下石麒麟、翻尾石鱼和龙云石。西门那一粗一细的一对华表则是翟博牧师派人到安佑宫强行支架、起运而来。

归属争议从未间断。这一次，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阳表现得很尖锐：“这根本不是真正意义的回归，只是由海外流散状态变成了国内流散状态而已。”

归还原属圆明园的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事实比这复杂得多。一个处级的圆明园遗址管理处谈不上拥有什么权力，他们为此一直奔波希望能由国家直接管辖。但就算抛开行政问题，也还有来自文化的更大的阻碍。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北大把华表还给圆明园，我们就地再造两个新的放上去，也不是不可以，但这真的是尊重历史吗？而且是不是又把墨菲建燕园这段历史给抹掉了？这两段历史的价值，谁大谁小？应该如何权衡？在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动。”

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圆明园与北大的联系比现在紧密得多。学校很多宣誓活动在那里举办，侯仁之老先生也多次在这里为他的学生送上第一堂课，以提醒勿忘国耻，奋发学习。

遗址的伤口

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之际，汪之力老先生曾指出：“目前圆明园遗址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成为保存人类文化遗址及争取世界和平的特殊纪念地，这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历来坚持的。一是成为以旅游为目的的游乐园，赶超颐和园、故宫、长城，努力创收。”

这条并不轻松的路始于1980年。当时很多开发商对这片尚为居民区的废墟垂涎已久，宋庆龄等1583名各界人士发起《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签名活动加以阻止。按照2000年圆明园遗址规划，临近的101中学至今仍占用遗址地，并于奥运会期间扩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块地被获准开发。

圆明园目前确切的定位是圆明园遗址公园，但误解似乎根深蒂固。四号线上英文播报着站名“圆明园公园”，门口赫然写着“公园简介”，甚至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的网页地址，都遗漏了“遗址”二字。

这个伤口已经开始隐隐作痛。娱乐化和商业化与正门处的“勿忘国耻”越来越格格不入。仅从2012年以来，“遗址变公园”“遗址变仿址”“遗址添新容”等诸多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要求的现象都在损害着圆明园遗址的真实性，就连“皇家庙会”等80年代就叫停的娱乐活动也开始抬头。

新华网去年曾有报道提到，部分专家质疑“鸿慈永诂”等多处河道位置改变，“濂溪乐处”等多处仿旧遗址物非原物，甚至有数幢两层小楼突兀在湖中岛“澄心室”南部。

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遗址保护才是圆明园现阶段最严峻的挑战，人们只顾着关注具体有多少件文物流散在外。专家们对此给出的保守估计是150万件，北京大学遗产中心主任谢凝高曾表示：“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圆明园文物回归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历史、政治、文化、法律（包括国际法）等诸多领域，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

两个小时的交谈里，中国圆明园学会副秘书长要砾闵说得最多的词是“有待考证”，说得最多的句子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北大能做些什么

不久前，网上曝出北大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圆明园文物石雕被搁置在车棚。联系石柱回归一事，大家纷纷表示忧虑。

北大官方出面解释，石雕自重较大，难以搬运，故暂时放置在赛克勒博物馆周边有摄像头的地点，便于全程监控和保护。本着减少挪动、降低运输中损坏风险的原则，博物馆选择原地加盖保护箱的过渡性保护方案。最终安放方案将严格遵照国家文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校内管理办法，并在保护基础上充分考虑挖掘和展示其历史文化内涵。

“舆论引导了针对北大的一些非议。”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如是说，“但是这件事也给北大提了醒：文物保护就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做好周全的准备。”此次石柱回归，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却是看到新闻才知道，他有些失望：“如果可以提前和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做好充足的准备迎接文物的到来并做好保护措施。”

在大多数时候，北大在文物保护上都尽量做到了这一点。2001年，“未名湖燕园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在全国所有高校中第一个编制完成校园文物保护总体规划。2007年，文物保护与管理办公室成立。四年后，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为之添翼。

校内国家级文物建筑包括燕大时期校舍建筑26处和少量清代建筑，都定期予以修缮和维护。其他散置的各类石雕石刻等遗存遗迹，则视情况而定，尽量减少对校园景观的破坏。学校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也争取了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校在考古、古代建筑和历史地理领域深厚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力量。学校有着大量国家重大考古发掘工程中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校园遗存遗迹的整理、修复、研究和持续保护具备专业条件和技术能力，也有着长期的文物保护传统。

“比如花神庙做了围栏，还比如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文物保护的社团（燕园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这都代表着我们学校不管是领导层还是学生，文物保护的意识都在不断提高。”谈起这些，宋向光的神情比先前温和了许多。

在他看来，“文物是文化的积淀和载体，也是一段记忆。北大的文物，并不仅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实体。学生如果能去理解文物带来的历史意义，去关心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学校如果能够改善文物的保存环境，并实实在在地把文物保护当成重点，我们就能更好地守护它们。”

[1] 蒲劲秋，光华管理学院2012级本科生；童刘奕，信息管理系2013级本科生；陈珊，中国语言文学系201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