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背景
用男性化/女性化的二元区分法进行文学研究，是经由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法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家而充分发展起来的。[1]经过后索绪尔语言学、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和哲学的复杂混合过程，这些批评家试图调查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社会性建构。他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观念：“西方思想、文本、逻各斯（Logos）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上的，诸如感情与理智、主动与被动、在场与缺席等，由文化决定的对立物的一分为二，简言之，即‘男性’与‘女性’的区分。”[2]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座》中将这种一分为二解释为毕达哥拉斯的一系列对立面：有限与无限、单一与多元、男性与女性、光明与黑暗、善与恶。[3]埃莱娜·西苏阐释道：“象征体系的整个聚合物，也就是一切被言说的，一切组织成话语、艺术、宗教、家庭、语言的，一切控制我们的，一切影响我们的，全部围绕等级制度的对立事物被有序地排列好，而这种等级制度的对立事物最后又回到男性/女性的对立。”[4]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不仅坚持所有文本从根本上说都是“有性别的”，而且还证明被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纳入的姿态与特征——一分为二的关系是一个等级制度关系。二元对立的事物规定一套规则的价值超越另一套，确切地说，男性规则超越女性规则。因此发展出一种处理女性卑下特性的分析方法，即不同于男性常态的女性被指派的“被动”。当与影响个体的心理性别发育的意指实践相关联时，显然男性采用了自我与人类代言人的姿态，而将女性确立为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作为“此性乃非正常”来对待和处理。[5]按照克里斯蒂安·麦克沃德（Christiane Makward）的阐释，女性气质是“超验性质的”，因而“为站在男性立场上定义自己作为男子‘必须废弃’（这些超验性的东西）”。[6]
西苏和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个体内部都存在平衡男性规则与女性规则的潜力。因而也存在解构个体内部而非人际的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的刻板的划分，即有效地破除性差异带来的刻板的性别对立。西苏将这种在个体内部而非人际间寻找差异的做法描述为象征意义上的双性合一，即“女性与男性、自我与他者不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同时在场”。[7]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解释性别差异是一个辩证化的过程，进而探讨了这个双性合一的概念。她说：“所有发言主题在其自身内部都有某种双性合一的性质，这恰恰使得探究意义的所有来源成为可能，这些来源确定意义、增加意义、摧毁意义并最终使意义再生。”[8]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将她的双性合一概念描述为“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任何一种性别”，她还将它与“双性合一”的传统概念相区分。[9]西苏将古典的双性合一描述为性的同质化，它仅仅暴露出男性对女性的担忧，表现为允许男性幻想摆脱性差异。[10]
尽管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是在西方哲学传统内努力，但是她们的方法论与东方的意指实践有直接的密切联系。[11]西方二元对立的名单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他们那里，“将男性设立为女性的对立面，右为左的对立面，善为恶的对立面”；[12]而东方的二元性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阴阳哲学，凭此，男性与女性分别对应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强与弱，以及建设性与破坏性。[13]与无数其他无足轻重的哲学流派不同，阴阳教义影响了中国表意话语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红楼梦》。[14]小说对男主人公宝玉的刻画最清楚地显现出阴与阳的相互作用。作为一个男性，他的性格以女性为背景展开；并且，宝玉的性取向及其引起争议的个性中的许多方面，都是《红楼梦》文本对社会普遍持有的有关女性与男性、阴与阳观念的调用。
关于毕达哥拉斯对立与阴阳对立的重要区别，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论明清之际中国性观念变迁的著作中有详尽的阐释。不同于不可改变的西方二元性，阴与阳被视为人体内的两股力量，有着持续变动与相互影响的潜在可能性。她解释说：“以阴与阳两股力量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中国宇宙学使性别差异成为自然哲学中一个相对的、灵活可变的两极并存状态。”[15]人体被理解为另一个场所，阴与阳两股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宇宙战争在那里发生。个体身体上性别的改变与雌雄同体都可以用阴与阳持续、动态的相互影响这样的术语加以解释。对道家学说追随者而言，性别界线相对来说也是可变的。道教徒常用性别倒转（通常将男性女性化）的象征来表达对尘世与激情的拒斥。他们用“内力”技艺引起外生殖器萎缩。[16]然而阴与阳相互关联的观念暗含的可变性并不必然包含社会性别构建的可变性。实际上，“儒家学说围绕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的亲属角色构建性别”。[17]
这些哲学流派展示出来的性别意义体系的不同之处支撑起对《红楼梦》的分析。因为《红楼梦》是围绕宝玉在儒家世界与道教、佛教世界之间进行选择而架构起来的。而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阴阳二重性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引入法国女性主义者象征意义上的双性合一观念，并引入《红楼梦》文本对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刻画。《红楼梦》通过展现男主人公贾宝玉象征意义上的两性兼具特征，使他成为一个场所，在那里男性与女性性别规则发生冲突。[18]
在宝玉的性格中，因社会寻求区隔分属两性的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而使他与社会相冲突，这导致他在象征意义上兼具两性的特征被放大了。儒家刻板的性别规定原则、阴阳哲学中物理性别能量的可变性以及道教徒调用女性气质作为对强烈性爱的拒斥，三者之间的冲突一起在宝玉身上上演。《红楼梦》文本娴熟地揭示出性别意识形态的模棱两可与错综复杂，并且揭示出性别必要性是如何阻止对人物的多重性特征进行探索的。
[1] 安·琼斯（Ann Jones）指出，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诸如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ng），反对这种二元论的方法。维蒂格称，以男性化/女性化二元性为基础的分析具有内在的弱点，因为它们仍然把男性幻想作为参考的中心点。见Ann Rosalind Jones，“Inscribing femininity：French Theories of the Feminine”，in Gayle Greene and Copélia Kahn，eds．，Making a Difference：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Methuen，1985，p.90．
[2] Domna C．Stanton，“Language and Revolution：The Franco-American Dis-Connection”，in Hester Eisenstein and Alice Jardine，eds．，The Future of Difference．Boston：G．K．Hall，1980，p.73
[3] G．W．F．Hegel，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1，trans．by E．S．Haldan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5，pp.215—16．
[4] Hélène Cixous，“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trans．by Annette Kuhn，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7，No.1（1981），p.44．
[5] 该短语成为伊利格瑞的书名普遍接受的译名。见Luce Iragary，Ce sexe quin’en est pas un．Paris：Minuit，1977．
[6] Christiane Perrin Makward，“La Critique Féministe，Eléments d’une Problématique”，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ces，No.168（1977），p.624．
[7] Hélène Cixous，“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trans．by Annette Kuhn，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7，No.1（1981），pp.45—55．
[8] Julia Kristeva，“Oscillation between Power and Denial”，trans．by Marilyn A．August，in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eds．，New French Feminisms：An Anthology．New York：Schocken，1980，p.165．
[9] Hélène Cixous，“The laugh of the Medusa”，trans．by Keith Cohen and Paula Cohen，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No.4（1976），pp.875—893．
[10] 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1985；rpt．London：Methuen，1988，pp.108—109．
[11] 进行这种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如一位西方白人读者阅读中国小说）面临的最大的哲学问题之一是民族优越感：自我/他者转化为西方/东方。诸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激进思想家都论述过亚洲；我希望避免出现他们在试图“理解”一种外国文化时所犯的错误：根据与“他们”的不同而将文化特点理想化。这相当于仅仅产生一个不容置疑的“他者”，并强化了亚洲作为相对于西方而言消极的东方这一地位。通过在性别基础上援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小说，本书希望避免种族主义者的臆断，而如实地揭示刻板的性别必要性。参见Julia Kristeva，About Chinese Women，trans．by Anita Barrows.1974，rpt．London：Boyars，1977；Roland Barthes，The Grain of the Voice，trans．by Linda Coverdale．New York：Hill and Wang，1985，pp.113—127．
[12] K．K．Ruthven．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42
[13] Wing-tsit Chan．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244．
[14] 事实上，读者可以在小说第三十一回欣赏到宝玉的表妹史湘云论阴阳理论的一番话。
[15] Charlotte Furth，“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Bi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9，No.2（December，1988），p.1．
[16] Kristopher Schipper，Le corps Taoiste：corps physique—corps social．Paris：Fayard，1982，p.161．转引自Furth，“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p.11．
[17] Charlotte Furth，“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Bi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9，No.2（December，1988），p.1．
[18] 韩慧强走得更远，他甚至说贾宝玉是一个中性人，或者说是无性的角色。见韩慧强：《〈红楼梦〉中的性观念及文化意义》，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