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的双性兼具特征
我在导言中已经指出，小说文本在一开始就为我们呈现了数不清的援用性别分析的暗示。宝玉喜欢女孩儿胜过男孩儿，倾向于做女性超过男性。与这一“反常”偏爱相联系，最能给人以启发的当属冷子兴对宝玉周岁生日时“抓周”情形的描摹。当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女性物品与男性物品让他选择。冷子兴说，“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那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据说贾政不高兴，“因此便不甚爱惜”（《红楼梦》第二回，第32页）。宝玉面临的基本心理创伤在他一周岁时便一览无余：他被迫确定自己或男或女的“取向”，并因此而被拒绝了在性的对立统一体内部实现两性和谐的可能性。
与贾宝玉长相极类似的甄宝玉也同样偏爱女孩儿。甄宝玉坚持让两个女孩儿陪他读书，并且挨打时叫喊“姐姐”、“妹妹”解疼。冷子兴告诉读者，甄宝玉常常教诲小厮们如何正确对待“女儿”两个字：“‘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要紧。但凡要说的时节，必用净水香茶漱了口方可。”（《红楼梦》第二回，第33页）
贾宝玉“混乱的”性取向在文本中有持续的显现。从最初的描述中我们得知宝玉是一个特别罕见的男孩儿：文静、漂亮、体贴而且酷爱诗歌。第六十六回中尤三姐的描述对我们的分析最有启发。她说：“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的。自然是天天只在里头惯了的。”（《红楼梦》第六十六回，第1066—1067页）
看来他有许多女性身上独有的特征，这来自和他相伴的女孩儿。并且，对那些通常留待女性来做的家务事，宝玉显得很在行，也很愿意干。他对化妆品复杂构成的熟稔，和他想给丫鬟洗衣服的意愿（《红楼梦》第四十四回，第702—703页），对一位贵族公子而言，都是相当古怪和不受欢迎的。在若干章节中，宝玉因吃女伴的化妆品而受到责备。尽管方式不同，他的表妹林黛玉和史湘云都承认这个问题。当宝玉打算吃湘云的胭脂时，湘云狠狠打了他手腕一巴掌；而黛玉则把他制化妆品时溅到脸上的胭脂膏子擦掉。[1]借助排斥正确的社会行为和吃化妆品的行动，宝玉的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在实物层面上接合起来了，这是性别界线的象征性破裂。
实际上，当谈到宝玉时，常有他似乎应该生为女孩儿的说法。在第四十三回，宝玉最亲近的跟班焙茗祭祀时向受祭的阴灵祝赞：“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玩耍，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红楼梦》第四十三回，第691页）在第七十八回，贾母试图理解宝玉不同寻常的性取向时想道，“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2]
宝玉痛惜自己没有机会到秦钟坟上去，他描述自己无法自由地离开“闺阁”的无奈。宝玉向柳湘莲抱怨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红楼梦》第四十七回，第745页）这种对行动的限制通常是伴随着贵族家的年轻女性而不是年轻男性的。宝玉在这一点上的无能为力是被女性化了的典型表现。
有两次宝玉的房间被误以为小姐的绣房。房间的装饰风格是女性的，氛围也是女性化的。以至于刘姥姥和请来给晴雯看病的大夫都以为自己进了小姐的绣房。当大夫得知他是在一个年轻男子的房间时目瞪口呆，他说：“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爷不成？那屋子竟是绣房。”（《红楼梦》，第五十一回，第821页）[3]类似地，刘姥姥酩酊大醉之际，跌跌撞撞地走进宝玉的房间，当她被袭人叫醒后，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红楼梦》第四十一回，第657页）
宝玉的个性与偏好反映出许多可以归结为女性才有的特征；而薛蟠则是极端男性化的，成为宝玉绝佳的陪衬。宝玉与薛蟠的社会关系存在着本质的对立，他们分别代表两种男性性格，因而他们的性别投射判然有别。当宝玉在义学中与其他女人气的男性交朋友时，他被他们的优雅与温柔所吸引。而放荡的薛蟠则把那些男性看做他的“烧饼”，并且嫉妒地监视他们，以防外人沾惹。宝玉和秦钟的友谊在义学受到奚落，他们之后尝试和学堂里两个绰号为“香怜”和“玉爱”的同性恋男孩儿交往，结果却造成学堂里妒忌的扭打：
自秦宝二人来了，都生得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因此二人又这般亲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红楼梦》第九回，第168页）
宝玉和那些年轻的同龄人结交，构成他们友谊核心的是他们共同的“女性气质”。
陈炳良在《〈红楼梦〉中的神话与灵魂》一文中已经揭示出这一点。他说：“宝玉的超我也可以用秦钟、柳湘莲和北静王来代表。这三个人连同贾宝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的‘女人气’”。这当然是宝玉和他们结交的基础。并且，三个人物都有陈炳良所谓的“暗含的”同性恋倾向。[4]事实上，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之为“古典双性恋”，因为小说或隐或显地都描述出他们每一个人也都与女性有性关系。[5]
像薛蟠这样的人物所代表的阳物单性恋的自然发展，是将女性—他者作为男性—自我的性欲望对象加以描述的。围绕自我的性欲观念，拉康（Jacques Lacan）发展了其精神分析理论，他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6]盖尔范德（Gelfand）和胡莱什（Hules）阐释了拉康的自我/他者与欲望的观念，她们指出，自我是“欲望的作用与他者的承认。但最重要的是，他者和欲望都是性别化了的。”[7]男性对女性性别化了的欲望在《红楼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显示出性别化了的欲望在多大程度上专注于男性与女性间的相互作用。对男性角色而言，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与女性的接触，就是通过男性的性欲满足而实现的。贾政与薛蟠对宝玉性格中的女性化成分的反应，是基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必定是一个一心获得肉欲满足的浪荡公子。比如，冷子兴叙说宝玉抓周做出“错误的选择”时，他父亲断言他将来不过是酒色之徒。对此，冷子兴表示赞同，称他“将来色鬼无疑了”（《红楼梦》第二回，第32页）。
在第三十三回，宝玉被他父亲责打，证实了自我加诸他者身上这一性欲望观念的适用性。宝玉因与琪官（蒋玉菡的曾用名）彼此倾慕对方的温柔与艺术天分而交好，他们交换腰带作为友谊的见证。过后蒋玉菡失踪，他的同性情人、有权势的忠顺王派人各处查访，最后疑点落到宝玉身上。宝玉被贾政用大板子打，在诸多罪名中有一项是认定他与蒋玉菡存在同性恋关系。他父亲反对的倒不是同性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蒋玉菡“属于”社会等级更高的另一个人。由于从事艺术表演的人是属于女性世界的“他者”，宝玉和蒋之间的关系被理所当然地认定是同性恋关系。从男性的视角来看，两个世界可望产生的唯一的相互作用便是发生性关系。
在第七十七回，宝玉与生命垂危的晴雯告别时，宝玉的自我—他者的定位混乱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为表达深厚感情而交换贴身衣服，此时晴雯那淫荡的嫂子回来了，并认定自己把他们捉奸在床。[8]她继而上前与宝玉搭讪，而宝玉在她的挑逗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宝玉那里见过这个，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急得满面红胀，身上乱战，又羞又愧，又怕又恼。”（《红楼梦》第七十七回，第1240页）挑逗者对他的反应表示完全不相信：“呸！成日家听见你在女孩儿们身上做工夫，怎么今儿个就发起赸来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第1240页）她期望宝玉的反应折射出刻板的阳物单性性行为，而这正是根据性别的社会构建而将想象加于男性身上的。实际情况是，宝玉因她的挑逗而被置于相反的位置上——性别化了的他者，而非有欲望表达的自我。
宝玉事实上“在女孩儿们身上做工夫”做过多少在小说中表现得相当不明显。他最早的性体验对象是袭人，小说中明确提到过；此外还有多次暗示，说明他有其他机会。小说没有写成另外一种样式——就宝玉与众丫鬟间的性经历进行直言不讳的性宣扬或道德训诫——绝非偶然。相反，小说将重点放在了表现宝玉对女性的善待与尊重上面。她们将欲望投放到宝玉身上，虽然她们的进攻性较之男性角色稍逊，如在宝玉住处年轻的丫鬟五儿渴望博上位那样。通过宝玉名字中“玉”的同音异形词——玉、（情）欲、（性）欲——的展开，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其欲望被描述得和文本中绝大多数男性大相径庭，从而明显挑战了正统的性道德观念。[9]不同于薛蟠，宝玉身上既有男子气概又有女性气质，他既是一个主动的欲望主体，同时又是一个被动的欲望对象。重要的是，他并非男性欲望的对象。不同于其他“女人气”的角色，宝玉没有成为薛蟠及其好色朋友们的猎艳目标。年轻贵族公子的社会地位确保他获得了某种平衡，因吸收女性特征而丧失了的性权力，与他所拥有的社会权利两相抵消。
作为“世家”子弟的贫穷青年柳湘莲却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薛蟠听说柳湘莲最喜串戏，就认定他是献殷勤的“优伶一类”。薛蟠不断坚持柳湘莲“作了风月子弟，正要与他相交”，这引起柳湘莲的厌恶（《红楼梦》第四十七回，第744页）。柳湘莲最后决定惩戒薛蟠的纠缠与侮辱，于是把他骗出去，在城外荒无人烟的地方给薛蟠一顿痛打，令薛蟠受到羞辱并卧床多日。
瑟乔夫（L．and V．Sychov）在他们讨论《红楼梦》的著作中揭示出服饰描写对小说的重要性。[10]他们精确统计的资料有利于显示曹雪芹相较于高鹗远为高超的文学才能；有助于解构《红楼梦》的性别意识形态；也有助于彰显宝玉性别语域中模棱两可的地方。在小说对服饰的所有详细描述中，仅有被“人格物化”了的几个男性，即前面提到的女性化了男性角色——宝玉、秦钟、蒋玉菡和柳湘莲。这样做实际上意味深长，部分地女性化在美学上是受欣赏的。[11]在文本对这几个特定男性的服饰描述中，显然将他们划归为女性—客体的身份。通过详细展示复杂的服饰细节，这些男性与女性（特别是年轻的未婚女孩儿）一样，成为自我主动欲望的被动承受对象。第五十回中的服饰描写使得贾母也参与到对性别语域的文本编织中。此处贾母看见一个穿大红猩猩毡斗篷的人，问：“那又是那个女孩？”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红楼梦》第五十回，第796页）
曹雪芹对宝玉才智偏好的刻画再次显现出，宝玉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男性，而他在适应自己的这一身份时存在着问题。他的矛盾可以用创作性—女性—他者，与职业性—男性—自我的二元性来表示。作为在世的长子，宝玉身上被寄托了一种期望，即在帝国的官僚体制内传承家业，要求经过几年儒家经典学习，最终通过公职选拔的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然而宝玉却更偏好创作性的诗意生活方式，而不喜欢男性的仕宦道路。每一个男子也必须拥有创作技能，在上层男性世界里，作诗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却没有应试必需的作八股文的才能重要。宝玉没能在需要时把女性技能“放一放”。
贾政与宝玉的关系是一种勉强的容忍，因为他试图鼓励宝玉对学术的儒学世界产生兴趣，以成功走上仕途。第九回和第十七回中都显露出这种冲突。宝玉第一天去义学时，贾政告诫宝玉的侍从：“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就道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红楼梦》第九回，第167页）
后来，“闻得塾师称赞他专能对对”，受此提醒，贾政命宝玉为新落成的大观园各处景点、房舍命名。塾师称宝玉“虽不喜读书，偏有些歪才”（《红楼梦》第十七回，第268页）。在游览大观园、试宝玉才情的过程中，宝玉在他父亲和陪伴的众清客面前表现出高超的作诗才能。然而，这几乎没有给贾政多少安慰，因为他的本意在于要求自己的继承人掌握男性仕进技能。
[1] 从下面的引文可以看出两者的明显对比：“[宝玉]顺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边送，又怕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在身后伸过手来，‘啪’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红楼梦》第二十一回，第343页）；黛玉的方式却不同，她一面用自己的绢子给他擦腮上的胭脂痕，一面对宝玉说：“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红楼梦》第十九回，第324页）
[2] 《红楼梦》（三卷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七十八回，第1116页。校注本无。——译注
[3] 反讽的是，尽管大夫确切地知道他的病人是一个年轻女性，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却被宝玉描述为是适合男性的，“女孩儿们……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红楼梦》第五十一回，第821页）对房间主人性别的困惑与药方中的这种错误并提，只是起到放大和宝玉有关的性别混乱。
[4] Ping-Leung Chan，“Myth and Psyche in Hong-lou meng”，in Winston L．Y．Yang and Curits P．Adkins，eds．，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0，p.169．最近中国内地的论文已提出宝玉的“同性恋”问题。然而，对该问题的讨论带有对同性恋者厌恶与恐惧的语调。同性恋被看做封建时代贵族阶级的“问题”，象征着统治阶级的颓废与面临的衰落。马秦的《同性恋：宝玉颓废性格的明证》，［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2期，第56—57页］一文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5] 清代批评家涂瀛强化了秦钟与“情”的联系。他说秦钟是“情种”，并把这种情集中到宝玉和其他人物身上。他和宝玉有同性恋关系，和初入庵修行的智能也有不正当关系。上述情况均在第十五回（原著作第十三回，今从通行本改。——译注）有述。涂瀛还指出，秦钟的情合风流、下流二种。涂瀛：《红楼梦论赞》，重刊于《红楼梦卷》，第141页。
[6] 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by Alan Sheridan．London：Tavistock，1980，pp.288—289．
[7] Elissa D．Gelfand and Virginia Thorndike Hules．French Feminists Criticism：Women，Language，and Literatur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Garland，1985，p．xxii．
[8] 从下文看并非如此，她进屋之前已在窗下偷听多时，明白宝玉和晴雯“两个人竟还是各不相扰儿呢”。（《红楼梦》第七十七回，第1240页）——译注
[9] 有关小说中运用性欲与情欲的文本复杂性讨论，参见Hsien-hao Liao（廖咸浩），“Tai-yü or Pao-ch’ai：The Paradox of Existence as manifested in Pao-yü’s Existential Struggle”，Tamkang Review.15，No.1，2，3，4（Autumn 1984—Summer 1985），pp.485—494．
[10] L．and V．Sychov，“The Role of Costume in Cao Xue-qin’s novel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rans．by Cecelia Shickman，Tamkang Review.11，No.3（Spring，1981），pp.287—305．
[11] Rosalind Coward．Female Desire：Women’s Sexuality Today．London：Paladin，1984，p.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