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垂死的制度

1917年元旦（俄历1916年12月19日）上午，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偕王储和四个公主忧郁迷惘地站在皇村（彼得格勒以南约30公里的沙皇驻地——作者注）火车站的月台上，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大本营莫吉廖夫回銮。前一天早晨，在距首都七八百公里外的大本营军事会议上，沙皇接到皇村拍来的电报，从电报的字里行间，他已感受到了皇后内心深处的惊恐：“拉斯普庭被刺杀了——在水中找到的。一起为他祷告以缅怀他。愿上帝宽恕我们。亚历山德拉。”

皇后电报中提到的拉斯普庭，全名叫格利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是沙皇和皇后十几年前认识的“圣愚”。

“圣愚”是俄国民间苦修的特殊群体，既秉持了东正教的苦行赎罪的传统，又保持了原始萨满教的仪礼。他们状貌奇特，语无伦次，服饰异类，行为极端，乖张怪诞。据称其精神力量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圣愚”自称为基督而受苦，但在常人看来却近乎疯癫。然而，被现代医学确诊为有精神分裂症候的“圣愚”，在俄国有几百年被崇拜的历史。11世纪，基辅罗斯就有圣愚的记载。15世纪后，圣愚在俄国更是大行其道。

沙皇是东正教领袖与世俗统治者二位一体的，尼古拉二世的宗教虔诚与对于超自然力的迷信混搅在一起。沙皇夫妇的迷信是出了名的，在结识拉斯普庭之前，他们已请遍了全俄出名的巫师。但拉斯普庭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同，他是一个与1917年沙皇制度败亡密切相关的“圣愚”。

拉斯普庭中等身材，结实而瘦削，脑袋很大，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脑门上有一块秃斑，在乱糟糟的大胡子上面是长长的大鼻子，耷拉在浓眉下的一双浅灰色的眼睛，眼窝很大并且陷得很深，而眼仁却很小，从远处甚至看不到他的眼睛。正因为这样，有时候竟然很难看清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只是感觉到似乎有很多根针穿透了你的身子。

在上层人士看来，拉斯普庭是个西伯利亚“乡巴佬”，他的同乡则视其为典型的乡村无赖。一个叫卡尔塔采夫的村民就曾向当局控诉：“有一天他偷干草垛围栏换酒喝被我抓住，我打了他一顿。他恶毒地报复了我：奸污了我的小女儿，又拐走我妻子。我的两匹马也不见了。”

拉斯普庭经常偷盗和胡作非为，在一次偷马被抓住后，村社长老们呈请当局将他遣送外地，而他自动离开了本村。在游荡中，他开始改头换面，穿着一身似僧侣服非僧侣服的衣服，装成可以预示天机的“圣愚”，并参加了鞭身教一个派别，积极宣扬淫乱救赎教义，男女信徒在他的蛊惑下纵情狂舞，恣意群交。他的淫乱恶名替代了本姓，由此传开。在俄语中，拉斯普庭是从“放荡”一词派生出来的。

拉斯普庭浪游到圣彼得堡，在这个达官显贵云集、巨贾鸿商鲤聚的地方，浓重的迷信风气成就了这个昔日肮脏不堪、举止粗俗的人，他很快成了上流社会眼中的神圣长老。他几乎能准确无误地看透人的性格，神奇地预言他们的未来，并借此笼络住了众多神父、主教、将军、贵族、官员、大商人，他们央求他保护自己的命运，祈求他代表上帝给他们祝福和忠告。

1905年11月，经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夫妇引荐，拉斯普庭成为沙皇夫妇的莫逆之交，经常相谈忘时。他进入皇村也是那么泰然自若，了无拘束，仿佛是回到自家。正是这样的“无知无畏”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只有真正的圣洁，才能使一个普通的西伯利亚乡巴佬超越任何对世俗政权的敬畏。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道貌岸然的阴谋家。他的举止谈吐都视场合的不同而随机应变：在皇村，他以持戒极严、一心侍奉上帝的人的面貌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特别是置身于女人堆里，他就随便得多；而私下场合与他的同党厮混时，他又本性尽露，放杯痛饮，恣情纵欲。

皇后亚历山德拉是德意志黑森和莱茵大公的女儿，在大学获得哲学学位。她的知识背景虽与迷信不搭界，但那时她正在受着唯一的爱子——阿列克谢皇储——病情的煎熬。阿列克谢患有先天性血友病，身体外部受到轻微碰伤、划伤都可能导致流血不止，内部出血则无法制止，引起外部肿胀，疼痛难忍，以致死亡。王储的羸弱是母亲家族遗传基因造成的，皇后的外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是血友病缺陷基因携带者，她的女儿们嫁到欧洲各国皇室，把血友病溶入欧洲王室的“蓝血”[1]之中。

母性的愧疚和对爱子病情的焦虑使皇后生活在痛苦之中，儿子一躁动，就引起她更大的惶恐，导致她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拉斯普庭抓住她的弱点，用含糊不清的嘟哝与神秘的咒语先使她镇静，随后一边抚摸孩子的头，一边以严厉的语气让他安静下来，对孩子施用催眠术，使他昏昏入睡。拉斯普庭使阿列克谢养成了依赖他的习惯，只要他走进来，这个孩子马上就停止喧闹，在惊奇的父母面前，孩子在拉斯普庭的催眠下渐渐入睡了。

1912年10月，沙皇一家到波兰斯帕拉镇打猎。八岁的皇储随家人在斯帕拉湖上划船，船快靠岸时，顽皮的小男孩向岸上跳去，不小心碰到船舷，随即出现了内出血症状。两周后伤处出现血瘤，生命垂危。沙皇立刻把最好的御医召到斯帕拉，手术是唯一的救治方案，但血友病患者不能开刀。大夫让沙皇夫妇作最坏的准备，牧师也为他作了最后祈祷。皇后发电报哭求远在西伯利亚家乡的拉斯普庭帮助，他回电：上帝已看到了你的眼泪，听到了你的祈祷。不必痛苦，小家伙是不会死的。病情并不像您想象得那样危险。别再让医生折磨他。几个小时后，皇储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开始好转，体温下降，肿块渐渐消散。类似的事情被宫廷内外传得神乎其神，革命后知情人士揭露，这些都是拉斯普庭与宫内有关人员串通设下的骗局。

利用沙皇夫妇的迷信，拉斯普庭确立了他在宫廷不可替代的地位。拉斯普庭深知，沙皇天性敦厚柔弱，深爱皇后，并屈从于她专擅的性格。于是，这位“圣愚”与同样需要他的皇后走到了一处，插足进了沙皇统治集团。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刺杀。7月28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断交并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支持同为斯拉夫民族的塞尔维亚，宣布在俄国全境实行总动员，引起德国抗议。8月1日，德国以沙俄拒绝停止总动员为借口向沙俄宣战。战争的一方是英、法、俄等协约国，另一方则是德、奥匈等同盟国。

战争是沙皇俄国特殊的存在方式，从基辅罗斯开始，扩张战争与反奴役、反侵略战争贯穿俄国历史。战争造就了沙皇的权威，也铸就了俄罗斯民族坚忍、分裂的精神世界。在俄罗斯君臣的战争思维传统里，战争、战胜是合乎逻辑的起点和终结，并可以为此忍受一切，包括巨大的失败。近代以来，这种历史逻辑的线性发展道路，在“战败”之后又平添了触动帝国体制的“革命”:1856年克里木战争失败引发了1861年大改革、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引发了1905年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初燃，俄国国内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潮，在全国各个城市，罢工奇迹般地终止了。在接到德国宣战书的第二天，尼古拉二世在热情高涨的5000名群众面前，向圣女卡赞雕像宣誓：“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个敌人，我们就不会宣布和平。”这句话是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豪言壮语。在圣彼得堡，人们冲击了德国使馆，极端保守主义者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握手言和，沙皇也将西化的首都名字改成了典型的俄罗斯名字——彼得格勒。人们确信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公众甚至募捐了一大笔的钱，奖励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政府也自信地只准备了三个月的战争保障。当无数青壮年背起行囊奔赴前线时，尼古拉二世说：“现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当所有人都为战争狂热时，拉斯普庭竟然反对参战。当时，他正在外地养伤，得知沙皇对德宣战的决定后，立即给尼古拉二世拍去数封急电，称：“陛下切不可发动战争。俄国将在战争中覆灭，皇室将在战火中消亡，直至一个不剩。”正在兴头上的尼古拉二世看到电文后，将电报撕个粉碎，啐上一口，以消除晦气。拉斯普庭知道沙皇不会接受自己的意见，又派人呈递上亲笔奏章：“俄罗斯被阴霾笼罩，君主啊，不要偏信于战争狂人吧。战争将毁掉俄罗斯的一切。”

战争进程又让拉斯普庭不幸言中，俄军仅在境外坚持了不长时间，攻防双方就转换了角色，战线转入俄国境内。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和后勤供应准备不足，俄军在开战的第一年就遭受重创，前线失利不断，军队损失过半。

战争失利让沙皇痛苦不堪，在拉斯普庭和皇后的支持下，沙皇于1915年8月免去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俄军最高总司令的职务，亲任最高统帅，坐镇莫吉廖夫大本营，把国政交付留守皇村的皇后。

亚历山德拉皇后一边操持国事朝政和社会性事务，一边照顾孩子和鼓励丈夫。身在前线的尼古拉二世对亚历山德拉缱绻眷念，写信给皇后：“想想吧，我的爱妻，你难道不愿来到你亲爱的丈夫身边助他一臂之力吗？”在第二天的信中他又写到：“你管好那些大臣就等于在帮我。”亚历山德拉自然会遵从他的意愿。而在她身边，有人在日夜“祈祷”。这个人就是拉斯普庭，在他的鼓励下，皇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部长们面前手足无措了，这个德国公主的俄语说得也像“俄国的瀑布一样”流利了。

沙皇在前线大本营期间，皇后向拉斯普庭“每事必问”。拉斯普庭不断地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打嗝、咳嗽、做梦都当作神秘的启示传达给皇后，亚历山德拉则一件不落地把这些“启示”传达到沙皇那里。沙皇外驻大本营的一年半时间里，皇后转告沙皇的拉斯普庭的建议、警告与要求达150件。皇后在一封信中告诉丈夫，由于希腊问题的影响，拉斯普庭咳嗽不已，“我们的朋友十分焦虑，故请求你（就东南方面出现的形势）致电塞尔维亚国王……现附上他的手迹一纸，请参照起草自己的电文，其中心意思希用自己的话来表述。”

由俄国和西欧顶级大学教授们教育了15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竟真的将这位西伯利亚农民涂鸦的纸条奉为巴尔干战略的指南。

战争期间，在拉斯普庭的实际主导下俄国政府走马灯似的轮换了约二十名大臣和几名内阁总理，1916年9月，皇后给沙皇写信：“格利戈里恳切地请求你给普罗托波波夫一个职务，你了解他，并给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杜马成员（不是左派）, ……他认识我们的朋友至少已经四年了，长老曾说过许多关于他的好话。”过了一个星期，普罗托波波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在办公桌旁放了一个偶像，并把它当人看。有一次，普罗托波波夫向克伦斯基解释说：“它什么事都帮我干，我干什么事都是按它的意思干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主持的内务部，管辖着全俄的警察、密探和反间谍网。后来，亚历山德拉更是事先没有和尼古拉二世商量，就把全俄的粮食供应这一关乎国脉的工作交托给普罗托波波夫。皇后不会想到这是给未来的革命埋下了一颗地雷，反而高兴地给沙皇写信：

我们的朋友格利戈里说这可是绝对需要的。他认为普罗托波波夫将会牢牢地掌握这一命脉以拯救俄国。斯图默和普罗托波波夫二人都十分相信我们这位朋友的无边的神力和通天的智慧。

拉斯普庭替人办事、要官的条子满天飞，后来有人统计说，这类条子每月多达150张。他的条子用语简短、生硬，如：“亲爱的，为她做点什么！她是个好人。”“这个人请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对于这种“跑官、要官”活动，他从不避讳，他曾两次打电报给一个谋职的人：你当省长的时刻已到。

更为可笑的是，一次拉斯普庭出席有许多军官参加的晚宴，在酒酣耳热之际，一些军官对他说，应该任命鲁斯基将军为北方战线司令。拉斯普庭醇酒上头，当场便草拟了给沙皇的电报：“人们都在注视着鲁斯基将军。既然人们都注意他，那你也注意他吧。”过了几天，鲁斯基将军的任命书就下达了。事后，拉斯普庭想同这位被他推荐上去的将军见面，然而将军根本不买他的账，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出身微贱的“圣愚”还经常莫名其妙地对前线军事行动指手画脚。1915年11月，皇后向沙皇传达“神策”:“现在，我必须向你转达我们的朋友的委托，以免忘记。他于夜间忽得一梦，请求下令在里加附近发起进攻。他说，这是必要的。”俄军1916年夏季大反攻中，亚历山德拉写信给大本营的沙皇：“此刻他（拉斯普庭）认为，不宜在西线发动强攻……冒失地进攻并在两个月之内结束战争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会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如果忍耐些，同样能达到目的，且不致造成如此巨大的牺牲。”在他阻止了北线和西线的作战行动后，又想遏制西南方向的军事行动。亚历山德拉又及时转告了丈夫：“我们的朋友希望我们不越过喀尔巴阡山，甚至不要做出夺取该地区的态势……哟，我亲爱的人儿，他们（俄军）干嘛发疯似的一个劲向前冲，别让他们再往前挺进了。”

那个时候，结交不到拉斯普庭就等于没有接近权力核心，来往于拉斯普庭在哥罗霍瓦亚街64号住宅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透过三楼卷帘遮住的窗户传到街上的喧哗声昼夜不断：宴席上的讲话声、祈祷时的歌声、跳舞的踏步声、男人酩酊大醉的喊叫声和妇女的尖叫声，当然，这其中少不了拉斯普庭与女人们的谑浪笑傲。

不是沙皇统治集团内部所有人都对拉斯普庭趋之若鹜。科科夫佐夫担任内阁总理后，拉斯普庭来求见，他们见面后互相对视，谁也不说话。科科夫佐夫忍不住了，说道：“你白盯着我看，你的眼睛对我不起作用。我这罪人曾拨款让你从西伯利亚到京城来，我准备再拨一次款，你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返回西伯利亚。别再装疯卖傻了！我不相信你是圣徒，你的催眠术对我不起任何作用，给我滚回老家去。”

这次会面过后，自知得罪拉斯普庭的科科夫佐夫抢先觐见沙皇，告诉沙皇自己已见过了拉斯普庭。沙皇问他对拉斯普庭印象如何，科科夫佐夫回答：“陛下，我在监狱总局供职11年，走遍俄罗斯母亲大地，所有监狱我都到过。只有一个囚犯向我扔过饭盒，这人是疯子。”

“您还是谈谈拉斯普庭吧！”沙皇提醒他。

“我说的就是他。在西伯利亚为数众多的游民、歹徒和流浪汉当中，像拉斯普庭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典型的刑事犯，他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不慌不忙地用刀子割断您的咽喉。”

这些逆麟之词令沙皇不快，但他也给足了这位直言进谏的大臣面子：“您有您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

然而，这位不屈不挠的新任内阁总理在报纸上发起对拉斯普庭的猛烈攻击，使拉斯普庭的丑闻家喻户晓，连前线战壕中的士兵都知道了。沙皇要求科科夫佐夫禁止报纸提及拉斯普庭的名字。科科夫佐夫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堵住人们的嘴：让拉斯普庭滚回西伯利亚去。内阁总理紧逼沙皇：“请您允许我采取措施让拉斯普庭永远留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拉斯普庭老家——作者注）。”

沙皇被逼无奈，只好说：“我亲自对他说，让他走……”

科科夫佐夫虽取得胜利，但下台已不可避免了。他在当了两年半的内阁总理和财政大臣之后被迫辞职了，而拉斯普庭又从老家回到京城。

皇后离不开拉斯普庭，尼古拉二世说过一句名言：“宁肯要一个拉斯普庭，胜似（皇后）一天10次歇斯底里发作。”

皇后与拉斯普庭的关系成了绯闻，报刊添油加醋，把他们的关系描写得耸人听闻。关于出生于德国的皇后、亲德国的拉斯普庭与德国谍报机关有染的消息不胫而走。其实，凡是了解亚历山德拉的人，都不怀疑她对俄国的忠诚与热爱。她对一位女侍官说：“俄国是我丈夫和我儿子的俄国。我们一片心全抛在这个国家上了。”而拉斯普庭也不会被德国情报机构收买，因为他的权势是德国情报机构所无法给予的。但这种消息传到前线，使俄军士气一落千丈：我们在前线同德国人拼杀，宫廷里的“德国女人”却同德国勾搭！

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尼古拉二世也有停战的意向，种种关于政府与同盟国媾和的传闻四下散播，搅扰着民众的情绪。前景暗淡的战争以及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兴盛与传播，进一步促发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的扩散，各种政治性、社会性非政府甚至反政府组织繁芜滋生，市杜马、地方自治局、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各种各样的协会纷纷走上前台。激进情绪在战争条件下持续发酵，“上层”和“下层”、“外国”和“本国”、“旧”和“新”、“政府”和“人民”等成为社会矛盾的两极，包括沙皇统治集团在内的“上层”成了全部矛盾的焦点。沙皇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政治势力，为了挽救天怨人怒的沙皇制度，转移矛盾焦点，把拉斯普庭当做替罪羊抛了出来，以平息沸腾的民怨和国家杜马的严厉批评。

杜马汇集了各种各样的“陛下反对派”。所谓陛下反对派，是主张在沙皇制度内部，通过各种取向的改革，推进俄罗斯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的党派。陛下反对派的中坚力量是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在国家杜马居主导地位，既通达上层，又在下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米留可夫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首先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其次是一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最后才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政治活动家。米留可夫于1916年秋随杜马代表团出访欧洲，在那里收集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其中有许多关于俄国政府通过代理人就单独媾和问题与德国代表进行接触的内容。11月1日，他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宣读了这些资料后，站在杜马讲坛上大声吼道：“叛变和变节的可疑流言到处传播。这些流言涉及到高层人物，……皇后的名字同围绕着她的冒险分子一再提起，……是愚蠢还是背叛？”听众一致回答：“是背叛。”会议充满对政府大张挞伐的气氛，进步党首领鲍勃林斯基历数政府的种种腐败无能行为，说道：“政府继续存在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的——庸碌无能、涣散松懈、玩忽职守。”一向以保皇党自诩的“十月党”代表人物叔尔根也主张集中火力打击内阁：“要让政府搞得头破血流。”他的态度得到了许多人的有力支持和附和：“为了安定全国，就应当把政府搞得头破血流！”有人建议应起草谴责性文件，向公众表明杜马中的进步力量将与国内的恶势力进行斗争。

在这次杜马会议上，陛下反对派同当局的矛盾达到白热化。尽管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米留可夫的这篇讲话，但它还是迅速地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彼得格勒保安局11月22日的报告中指出：“最近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影响出人意料地加强起来”，他们的领袖米留可夫“成了当前的真正英雄”。

上流社会的愤怒也显露无遗，皇族和贵族集团已经不能够容忍拉斯普庭的胡作非为，进而对皇后和沙皇也不耐烦了。在有许多大公爵出席的贵族俱乐部里对沙皇本人的非议已不是什么秘密话题，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体系内部也已对“上层”失去了信心，有关革命的争论在军官会议中公开进行，甚至主持者也不加以制止。

沙皇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对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说：“全家都知道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是多么的有害。只有一些卖国贼包围着我的兄长与她。一切有品格的人全走了。但是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

大公、将军和杜马一致认为应当将拉斯普庭清除掉。保守党人弗拉基米尔·普利斯克维奇在杜马咆哮着说：“革命在威胁我们——再也不许一个无名小卒的农民左右俄国了。”热烈的掌声在大厅里经久不息。一名旁听者注意到了菲力克斯·尤苏波夫大公脸色发白，浑身在颤抖。

尤苏波夫大公是尼古拉二世的侄女婿。几百年来，尤苏波夫家族一直是沙皇的股肱。菲力克斯的先人尼古拉·尤苏波夫，曾经是三代沙皇的枢密顾问。属于尤苏波夫大公的矿山、油田和工厂所提供的财富远比沙皇家族为多。

尤苏波夫大公本人是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自由派贵族，极为痛恨拉斯普庭祸乱君侧，十月革命后他流亡西欧，在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在海外声援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与怀有同样心情的沙皇堂弟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走到了一起，他们密谋刺杀拉斯普庭。

或许是因为走漏了风声，或许是拉斯普庭真有什么“超感能力”，他处处加以小心。有一次，当他在涅瓦河边散步时，声称看见河水被大公的血染红了。他最后一次与尼古拉二世见面时，拒绝给沙皇祝福，并说：“这一次是该你为我祝福了，而不是我为你祝福。”接着拉斯普庭写了一封预言信，信中向尼古拉提出了警告，说：“我预感到我将于元月一日前结束我的生命。我想弄明白的是，一旦我被人谋杀了，你这俄国的沙皇该会没有什么要担心的吧。如果将我置于死地的人是皇室的什么人，那么，你这个家族也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上两年的啦，他们统统会被俄国人民处死。祈祷吧，祈祷吧，坚强一些，为你的幸福家庭着想吧。”

1916年12月29日晚，尤苏波夫请拉斯普庭到家中聚餐。事前，由军医拉扎韦尔特将氰化钾粉末放进馅饼和准备好的酒杯里，毒药的剂量极大，比正常致死量高出好多倍。似乎是对赴宴后果有什么预感，拉斯普庭对来接他的尤苏波夫大公突然说：“你猜我要跟你说啥？晚上普罗托波波夫到我这里来了一趟，非叫我答应这几天不出门。他说，‘人家想杀死你呢；坏蛋们老在那儿打坏主意……’去他们的，反正他们办不到——没那个本事。”

其实，请他的人和他本人都明白他不顾一切接受邀请的真正原因。尤苏波夫新婚燕尔，他的夫人伊琳娜是彼得格勒有名的美女，对由她做女主人的宴会，早已垂涎其美色的拉斯普庭是万万不会拒绝的。

筵席上，拉斯普庭在死神窥伺的地方，仍自信地说：“因为我说大实话，碍了好多人的事……贵族们看不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皇宫里出出进进——全都是因为嫉妒和仇恨……可我怕他们怎么的？他们对我毫无办法。大家都知道：我专能对付阴谋诡计。他们试过，试过不止一次，可是上帝一直叫我清醒着呢……说老实话，他们只要敢碰我，全都没有好下场。”

尤苏波夫拿起装着毒馅饼的碟子，请他吃。他开头拒绝了：“不想吃，太甜了。”他说。

过了一小会儿，他一个个吃下去了。

氰化钾的毒性应该是立即发作的，但奇怪得很，拉斯普庭仍然继续聊天，若无其事。在尤苏波夫一再劝说下，他又喝了毒酒。虽然神态已有醉意，但令尤苏波夫意外的是他仍然没有被毒倒。

尤苏波夫借口上楼招呼伊琳娜，对同谋的几个人说，毒药对拉斯普庭不起作用。他们决定用手枪把他打死，决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尤苏波夫拿了一把手枪走下楼，这时，拉斯普庭说喉咙发痒，要喝茶。

“格利戈里·叶菲莫维奇，您最好看看耶稣受难像，向‘他’祷告祷告。”紧张的尤苏波夫答非所问地道出了一句心里话。

迟疑的拉斯普庭在转过头看耶稣受难像时，尤苏波夫举枪向他射击。拉斯普庭野兽般地大吼一声，笨重地仰面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后，拉斯普庭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口吐白沫，疯狂地吼着，扑向尤苏波夫。惊恐万状的尤苏波夫拼命摆脱，向同谋者普利斯克维奇等人求助，拉斯普庭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冲到屋外，噪音嘶哑地呼唤着，消失在黑暗中。

普利斯克维奇往外追去，拉斯普庭正在积雪的庭院里狂奔乱突，叫喊：“我要把这一切都报告给皇后。”普利斯克维奇接连开两枪，都没有打中。他在自己左手上咬了一口，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第三枪终于把拉斯普庭打倒在地，第四枪打到他的脑袋。尤苏波夫也紧跟过来，拿起一根木棒朝拉斯普庭蠕动的身体乱打一通，拉斯普庭终于卧在血红的雪地里不动了。他们用一块绿色的帷幔把尸体裹了起来，捆住后抬上车拉到涅瓦河边，敲开厚冰，将尸体抛入冰窟中。

拉斯普庭的尸体被人发现时，肺里已灌满了水。警察的报告里描述，他的血管被有毒的物质所侵害，身上到处被无情的子弹所洞穿。在他死前，他还曾拼着全身力气想挣脱开一只手，那只手举过了肩头，好像做最后的祝福。

在大本营的沙皇接到皇后的电报，命令禁卫司令沃耶伊科夫准备专列赶回彼得格勒。离开前，他又在大本营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那里看到了保安局局长格洛巴切夫上校同时发来的案情电报，电报里说：拉斯普庭是12月16日（俄历）晚，在尤苏波夫府第被杀的。参加这次谋杀事件的有：“尤苏波夫、普利斯克维奇和帕夫洛维奇大公爵（保安局长当时尚不知道还有两名同谋者：苏霍京中尉和军医拉扎韦尔特）。有人把他扔入水中。一名警察偶然发现了拉斯普庭神父冻在冰窟窿口上的海狸皮大衣袖子，这样才把他的尸体拖了上来。”

在从车站回皇村的路上，皇后亚历山德拉向沙皇告了皇族刺杀拉斯普庭进而要发动宫廷政变的御状，皇后说：“他们要干些什么？他们要撵掉你，要将我送进修道院。”

下午，除大女儿奥莉加外，沙皇全家都参加了拉斯普庭的葬礼。按照皇后的意见，拉斯普庭墓地暂时安置在离皇村不远的花园后面，并在墓丘上盖起了一座木结构的小教堂。亚历山德拉把带来的一束白花放在墓地上，还有两件东西：一个是拉斯普庭的塑像，上面签着她本人、她丈夫和儿女的名字；另一件则是一封信，上面写道：“亲爱的殉道者，祝福我吧，这样我在今后还得走的这条忧伤、凄苦的道路上或可能福有所倚。你在天上祈祷时，可别把我们给忘了，亚历山德拉。”她脸色苍白，眼看就要号啕大哭起来，但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听完瓦西里神父的安魂祈祷。

怀有与皇后同样感受的还有穷乡僻壤的农民，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沙皇宫廷中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他们把拉斯普庭视为殉难的烈士。农民们说：“他为保卫人民利益而反对宫廷人士，于是他遭了毒手。”

另一种更强烈的喜悦心情从拉斯普庭被刺杀后，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有些路过帕夫洛维奇和尤苏波夫大公官邸的人跪下画十字，在饭店里集会的军官、在工厂里的工人们、在前线的士兵都高喊“乌拉”，首都全城的教堂都作了感恩祈祷，剧院里的观众也热烈地要求乐队奏上两遍国歌。那几天，各家报纸都刊出了带有爱国主义情绪的报道，人们相信沙皇如今定会借此摆脱包围着他的拉斯普庭小人集团，亲近忠于他的正人君子，国家、战争、生活都有希望了。

然而，沙皇的做法让所有人都失望了。沙皇拒绝接见刺杀拉斯普庭的大公爵们，而指派内阁总理特列波夫召见“嫌疑人”尤苏波夫。大公爵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凶手。他期望总理将自己的想法转达给沙皇：“请您禀奏陛下，那些谋杀拉斯普庭的人之所以要杀死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拯救沙皇和祖国免遭必来的灭顶之灾。但是，请教一下您个人，现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还有一些机会（大概是最后的机会了）挽救危局，难道当局还要浪费时间去侦查杀死拉斯普庭的凶手？……趁现在为时未晚，应该团结起来一致行动。难道谁也认识不到我们正处在最可怕的革命的前夜？如果不强把皇上从他身处的迷魂阵里救出来，那么，他本人、整个皇室以及我们全体都会被人民的浪潮扫荡掉。……革命必将来临，除非从上面急剧地改变政策去防止它……”

1月3日，尤苏波夫大公爵的岳父、俄国航空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大公专程从驻地基辅赶回彼得格勒。他一回到彼得格勒就看望了几位谋杀者，然后直接去了皇村。皇后那时正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躺在大双人床上，沙皇则坐在床的另一侧，默默地吸着烟。作为沙皇的表兄和姐夫，大公对皇后没有客套，他正告亚历山德拉，继续插手政务有损沙皇陛下的威严，并说全国各阶层都反对她这样做。他恳请皇后：“求求你，阿列克丝（皇后的乳名——作者注），政治上的事你就别管了，还是多关心关心你的丈夫吧。”接着他口气一转，怒不可遏地高声说：“我知道你和你丈夫是不怕风险的，可你们也没有权利把所有的亲人都拉着一起跑呀。”受到指责的皇后打断大公的话，与他争吵起来。亚历山德拉从大公话语中听出杜马要求撤换普罗托波波夫，气急败坏地要求尼古拉解散杜马，决不能撤换拉斯普庭留下的人。

亚历山大大公爵黯然离开了皇村。对谋杀者的最后处理结果也很快下达了：帕夫洛维奇大公爵立即离开彼得格勒去波斯，听从波斯特遣部队司令官巴拉托夫将军差遣；尤苏波夫大公立即离开彼得格勒，流放到库尔斯克省的金雀庄园。子夜时分，被流放的人分别乘车离开了彼得格勒。当天，所有报道拉斯普庭被杀消息的报纸也被全部勒令停刊。几天后，戈利岑被任命为内阁总理，这是拉斯普庭生前极力推荐的。

人们失望至极，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俄国的生活早就糟透了，而现在变得愈发不堪忍受了，因为这已经不是糟糕的管理，而是一种对国民的愚弄了。把持俄国的曾是拉斯普庭。他虽然被人杀了，但到头来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了。……戈利岑集团简直把俄国引上死路一条……”

“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勃洛克写道：“结果了他（拉斯普庭）性命的那颗子弹，正落在统治皇朝的心坎。”

彼得格勒社会景象依旧既看不到热情，也看不到沮丧。商店在营业，轿式马车四处奔驰。剧院喜气盈门，观众爆满。报纸上常常登有一些未卜先知者和女预言家们的地址，据说他们来自印度或埃及，他们和那些在咖啡馆里帮人看手相占卜的女人以及用纸牌算命的茨冈女人展开竞争……“来算算命吧！”

拉斯普庭被刺后，沙皇不胜惆怅，他深居简出，言语含混，遇事犹豫不决。有人后来回忆说：“尼古拉二世实际上在内部已经让位了。”沙皇本人生活在他的宿命论中，到此时，只有他及很少的人依然坚信沙皇是俄国的上帝，人民效忠国君是基于宗教的情感，革命不会发生。1月中旬，保皇分子、杜马议员米特罗茨基在写给尼古拉的报告中，以“基辅的俄国东正教人士”的名义断言：“尽管左翼报刊加强了革命思想的宣传……但大多数劳动人民仍然是非常保守和忠于专制制度的。”尼古拉二世在报告上批示：“该报告值得重视。”

亚历山德拉倒是很快从失去“圣愚”和担心儿子阿列克谢健康的忧郁状态中恢复过来，她要尽其所能协助丈夫来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

沙皇和皇后在拉斯普庭死后更加如胶似漆了，为了安慰皇后和稳定宫廷，沙皇决定暂留在皇村不回大本营。

经过拉斯普庭事件，对战争和政府失望的社会情绪更加浓重，时局愈发不可收拾了。

在上层社会中，已有人在酝酿宫廷政变。1917年1月，克里木夫将军从前线回到首都，对杜马议员说：“假使你们决定采取这个极端办法（撤换沙皇），那我们会拥护你们。”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气愤地喊道：“当他正在毁灭俄罗斯的时候，是不必怜悯与姑息他的。”在激烈的辩论中，勃罗西洛夫说：“假使要我们在沙皇与俄国之间挑选一个——那我就追随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说：“将军的话是对的：政变不能避免。……但是谁决定去干呢？”

俄国的1月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彼得格勒的气温一直徘徊在零下40度左右。在绵延3000俄里的前线，被征去打仗的几百万工人和农民精疲力竭地呆在战壕里。截至1917年1月底，俄军被打死、打伤、失踪、被俘者士兵约六百万人，军官六万三千人以上。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平均两个俄国人换一个德国人。由于给养和药品匮乏，士兵丧生于伤寒与坏血症者，远比战死者多。战争供给不足问题越来越严重，到1916年，仍有20万士兵赤手空拳，连步枪都没有，前线阵地每月需要子弹二点五亿发、炮弹150万发，而二者俄国年产量仅为五亿发和五万发。俄国将军把他们的士兵送入德国的炮口，在德军暴风骤雨般的火力之下，成千上万俄军变成了肉丘尸冢。为了给前线输送兵源，战争期间俄国政府征集了1490万壮丁，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村丧失劳动力达47.4%，约两百万匹马被征调，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摧残，粮食生产大量减少，前线士兵只能领到半份口粮。国内投入战争的费用与日俱增，从战争开始到二月革命，日均军费开支高达145亿卢布，占全国日均总开支的近一半，沙皇政府只能靠向国外借债、国内增税和滥发纸币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国内经济一片凋敝。战事接连失败，这一切使士兵的愤懑情绪达到了极点，大部分战区军纪涣散。1917年前夕，彼得格勒省宪兵管理处报告：军队中的情绪叫人害怕，军官与兵士间的关系极度紧张，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到处能遇到数以千计的逃兵，“无论什么人只要走近军队，他总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军队的士气已经绝对丧失了”。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承认：“军队最后解体的基础，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为了维持军纪，前线军官用极残酷的手段惩处开小差的士兵，但仍阻挡不住成百上千的逃兵携带武器跑回家乡，部队处于瓦解状态，逃往后方的散兵游勇随处抢劫。

青壮年劳力多已从军作战，土地耕种数量大幅减少，加之气候多变，1916年又是一个歉收年，全俄粮食收获量仅达到战前水平的71%—72%，后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同时，运输困难使城乡联系间歇性中断，在市场上，粮食、肉、糖和其他农产品日见短缺。1916年12月，彼得格勒只能得到计划供应粮食的14%。地主、富农、商人却掌握着大量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从商店里消失，却又在黑市上高价出售。到1916年底，彼得格勒有39家企业因缺乏燃料而停产，有11家企业因停止供电而停产，更多的工厂减产，整个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工厂里，工人同资本家进行着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的斗争。城市的粮食储备业已告罄：彼得格勒的面粉只够维持10到12天，肉类无货，食品和一些社会必需品有钱也买不到，饥饿的威胁笼罩着各个工业中心城市，儿童的死亡率上升了一倍，犯罪率上升了两倍。投机和营私舞弊，靠战争物资供应和交易所欺诈手段大发横财的现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寒风中的面包铺和商店前，从凌晨就排起长龙。妇女在工厂工作10小时之后，又得拿着板凳和工具到食品店外去等很长时间以获取一点少得可怜的配给食物。食品店外排队的地方成了人们评论时政、发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场所；军营里，士兵们都围着火炉在听那些鼓动家的演说。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和平、面包都是最主要的话题。同时，大批饥饿的难民和受伤的士兵涌入城市，带走了残留的最后一点乐观情绪与和谐气氛。首都警察总监的报告中写道：“在无论什么地方，以及在无论哪一阶层的民众中，都可以观察到厌战情绪与对于尽快获得和平的渴望，他们绝不计较在怎样的条件中缔结和平。”

1917年初，彼得格勒妇女儿童排着长队购买食品

全国各地的罢工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各地的传单中都能看到这样的话：“忍受已经到头了！现在该让我们亲自结束这场无谓的战争。”“准备着，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人民不满和愤怒浪潮的两个中心。

动荡的局势仿佛与12年前一样。那一年——1905年——一样处于战败（日俄战争失败）失望气氛中的国家骚动不断，并终因1905年1月9日（俄历）一个星期天里发生了沙皇镇压民众和平请愿行为的事件而引发了波及全俄的民众革命。革命虽然因沙皇政府的强力镇压而平息，但民众也把沙皇体制剥开了一个永不可愈合的大口子。为了纪念12年前的那个“流血星期天”，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前进行了精心准备，他们拟于纪念日当天举行罢工，维持军工生产秩序和工人利益的官办民选组织——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也同意了罢工行动。1月22日（俄历1月9日）的前夜，警察大规模地搜捕革命者，但在这个“流血”的纪念日，首都仍旧有15万工人罢工。莫斯科、哈尔科夫、罗斯托夫等地也举行罢工。这一天，成了二月革命的序幕。

在国内人潮汹涌纪念“流血星期天”的同日，流亡于苏黎世的列宁在国民公所举行的青年大会上作了演讲。他说：“毫无疑问，未来的这次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未来的这次革命一定会进一步表明，一方面，只有严酷的斗争，即国内战争，才能把人类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的领袖。”在这个报告的结束时刻，列宁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活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那个时候了。”[2]

此时俄国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精神，如洪水溃堤汹涌奔放。1月29日，孟什维克成员叶·马耶夫斯为工人集会起草了题为“专制制度在扼杀国家”的宣言书。宣言书中说，必须建立临时政府，“使国家摆脱困境和避免致命的崩溃，加强国内政治自由并按各国无产阶级都能接受的条件签订和约”。左翼立宪民主党人也越来越不满意党的领导所奉行的“纯粹办公室内的策略”，主张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在2月27日印发的一份传单里号召：“工人阶级和身着军服的农民携起手来，向整个沙皇集团展开斗争，永远结束俄国所遭到的耻辱。进行公开斗争的时刻到了！”

在沙皇专制体制下，反对派领袖大多被流放边疆和流亡国外，人民群众与沙皇政府直接发生对抗。2月8日夜，包括格沃兹杰夫在内的大多数“工人团”成员都被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2月21日，普梯洛夫工厂里的警察遭到了一阵“铁片与铁渣”冰雹式的袭击。

国家杜马在2月27日开幕，彼得格勒罢工示威者约九万人涌向国家杜马。当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发布了保持秩序、禁止示威的告示，同时还登载了米留可夫的一封公开信。他警告工人，要当心那些来自“黑暗泉源”的“不好的与危险的鼓动”。

虽然开幕当天的气氛紧张，但杜马开幕式还是进行得相当平静的，人们对国家杜马寄予厚望。然而，杜马一开始就在粮食供应议题上陷入无休止争论的泥淖。国家杜马“以言语行动”卷入到二月革命的漩涡中，并成为革命的中心。

3月1日，迫于食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政府决定在彼得格勒采用面包券限量配给的办法，这个新办法更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原来不足的口粮又要减少了！3月3日，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雪中断了铁路运输，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告罄。面包店的四周聚集了许多民众，尤其是操持家务的妇女。第二天，城中又发生了多起抢劫面包店的事件。

对于山雨欲来的革命形势，沙皇统治集团不是没有预见。1月18日，保安局局长格洛巴切夫将军向政府发出警告，“首都各界的情绪，特别令人焦虑”，政治形势就像1905年前夕一样。他先后在2月1日、14日、16日、17日、18日、20日、21日、22日、23日、26日向政府打了一系列秘密报告，指出，“居民用不能容忍的尖锐言辞公开批评政府的一切措施”，而且还有“涉及沙皇陛下”的言论。报告说到总罢工口号复活以及关于恐怖行动增加的危险性，很可能政府面临的“不是与一小撮微不足道的杜马成员作斗争，而是与整个俄国人民作斗争”，他担心居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不会就此结束，而是“一场所有革命中最可怕的、无情地破坏社会秩序的革命的开端”。

2月下旬，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向沙皇直谏：“陛下，我们处于伟大事件前夕，结果难以预料。看来您选择了解散杜马这条最危险的道路。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将不能再继续统治了。”

尼古拉二世惊讶地问：“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从所有既成的事实。不能这样忽视人民的自尊心、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自我意识了，就像所任命的那些大臣所做的那样。不能认为只有拉斯普庭式的人物才是最重要的。您，皇上，正在收获自己种下的苦果。”

尼古拉二世并没太在意：“上帝会保佑的。”

罗将柯说：“上帝不会保佑的，您和您的政府毁了一切，革命已不可避免。”

罗将柯的话还是对尼古拉产生了些影响，他把新任命的内阁总理戈利岑召来，授权他研究成立对俄国杜马负责的内阁。

1917年3月1日，美国新闻界公布了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密电，这份密电是由当时德国外长发给驻墨西哥城公使的。总的意思是，假如德国同美国发生战争，公使将向墨西哥卡兰萨政府提议组成联盟，墨西哥将参加德国一方，作为回报，墨西哥将得到慷慨的财政援助，并恢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失地。卡兰萨还应为当时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和日本进行调解，并请求日本加入联盟。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了，他们把它送交给美国驻英国的佩奇大使，美国举国震惊，密电的内容甚至使得过去对战争反应比较冷淡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们也激起了参战情绪。与此同时，德国人正用鱼雷袭击美国的船只，不少美国人因此丧命，这大大激怒了美国公众。

鉴于美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已成定局，3月7日（俄历2月22日），尼古拉二世决定返回莫吉廖夫大本营。傍晚戈利岑被召入宫中，尼古拉告诉他自己要返回大本营后，对他说：“我改变决定。”这是他同亚历山德拉商议的结果，她坚决反对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要把一个完整的君主专制国家留给儿子。

晚上，按照传统作法，费奥多罗夫教堂响起了钟声，欢送沙皇去亚历山大罗夫车站，他的天蓝色的专列就从这个车站开进了尼古拉耶夫铁路线。

在沙皇晚餐的时候，普梯洛夫工厂两位工人代表受群众委托分别拜访了国家杜马中的两位社会主义党团代表克伦斯基和齐赫泽，工人代表认为，有责任提醒两位杜马代表注意已经形成的局势的严重性。

3月8日中午，沙皇的专列到达莫吉廖夫，沙皇设午宴招待协约国各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随后，沙皇召开了军事会议，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和古尔科将军刚在桌上摊开地图向最高统帅报告前线局势，大臣和杜马议员告急电报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桌上：人民的骚乱震撼着首都，革命开始了！

[1] 蓝血：来自西班牙语，中世纪血统纯正的西班牙贵族以其静脉比混合血统的人颜色更蓝为正统性，号召欧洲“蓝血”贵族组成“十字军”对占据西班牙的穆斯林进行“再征服”，这场斗争从8世纪初持续到15世纪末，以所谓的“蓝血的胜利”而告终。“蓝血”成为包括王室在内的欧洲贵胄的代称。

[2]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