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报道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降临，而民意党人轰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炸弹则是十月革命的历史引信。俄罗斯由传统性封建主义向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转型，真正起始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及其由之而起的一系列改革和工业化，因为取消农奴制象征着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在俄国的建立。

1861—1917年俄罗斯历史，最突出的特质就是社会转型及其导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内在积聚的势能突破了沙皇体制的调试极限，爆发改革失效后的革命，使沙皇体制及其改革在革命的洪流中覆灭。沙皇改革的历史结果，就是冲破沙皇专制制度。对于这一点，作为“解放者沙皇”的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看得非常清楚，其后继者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和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也很明了。亚历山大二世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俄罗斯人民免受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有害邪说的影响，这些邪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酿成社会灾难。”沙皇重臣乌瓦罗夫对此的理解是准确的：“我们的原则和思想一如既往：立足于维护政权。”沙皇政府对于巩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坚定信念，并未因大改革而削弱，相反试图通过大改革，扩大统治的阶级基础，用“皇家社会主义的专制”——村社制（普列汉诺夫语），取代封建宗法个人专制——农奴制。沙皇集团坚持对人民实行“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牧民”政策。大改革后，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20年，政治高压一年胜似一年。沙皇俄国开明官僚集团中的坚定的改革派，希望沙皇能够继续改革，以改革为契机，过渡到君主立宪，最终从政治制度上完成现代化社会转型。改革派认为，惟其如此，才能制止大改革带来的革命运动高涨，把反对派、特别是民粹派革命活动，纳入秩序与法制的轨道上来。从官方到民间，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取向选择激烈争论，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民粹派把自己的路径选择理念付诸社会实践，“到民间去”，深入农民、工人中间，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民粹派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沙皇政权的政治高压反弹。亚历山大二世虽然实行农奴制改革和司法、教育、卫生、地方自治等一系列相关改革，启动工业化，为自己赢得了“解放者沙皇”的美誉，但顽固坚持沙皇专制制度，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运动。在毙命于民粹主义恐怖分子的当天，亚历山大二世还签署了建立协商委员会的法案，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沙皇制度的现代化方案。亚历山大三世虽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但在1881年3月14日亚历山大二世死后第二天即位时，立刻撤销了建立协商委员会的法案。亚历山大三世坚信并笃行“东正教、沙皇制、民族性”[1]三位一体的治国理念，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乃至地方自治制度等囊括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反改革，其目的是纠正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过分“自由化”倾向。亚历山大三世为了杜绝可能导致代议制君主立宪和自下而上社会革命的出现的机会，使专制主义沙皇政权江山永固，于1892年颁布《国家根本法》。该法重申：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核心。《国家根本法》以沙皇专制君权为立法核心，分为两编，共179款。第一编为“最高专制权力的神圣权利和特权”，共9章81款。第二编为“皇族条例”，共5章98款。《国家根本法》首先规定：“全俄罗斯皇帝是专制的、无限的君主。服从其最高权力，不仅是出于敬畏，而且是出于良知，此乃上帝的旨意。”该法规定，沙皇专制主义君权是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是行政、立法机构权威的来源，“俄罗斯帝国管理的基础，是出自专制权力的、切实可行的法律、章程和规章；”“未经沙皇亲笔签署，任何法律均无效”。沙皇对既有法律享有效力裁决权，“依沙皇口头旨意，以诏令形式阐述，由最高权力予以全权的机关和个人宣布”。沙皇独揽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从经济实绩来看，亚历山大三世比其父皇出色得多，在其统治期间，俄罗斯经济进入到大改革后第一轮高涨。这轮经济高涨起始于趋向反动的亚历山大二世后期，展开在全面反改革的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俄罗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高涨，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的格局，俄罗斯铁路总里程居世界第二位，钢铁产量居世界第四位，1885-1900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超过西欧北美地区，达6.7%。俄罗斯工业总产量已居世界第五位。1861-1913年，俄罗斯工业产值增加11.5倍，同期，德国增加6倍，法国增加2倍。俄罗斯经济对外依存度较低，1909-1913年，年均进口额为11.39亿卢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5%，年均出口额为15.2亿卢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4.2%。由此可见，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特点是政治宽松，经济低迷，而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则是政治高压，经济高涨；这是亚历山大父子统治时期的有趣对比。

1861年2月19日，人民热情欢迎“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剌杀

亚历山大二世遗容肖像画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君主专制的奉行者，却不是意志坚定者，可奇特的是，“他一想起自己是真命天子，于是又产生了过分的自信，连他周围尚能找到的少数几个正直的人的忠谏和劝阻也听不进去”[2]。1894年11月2日，尼古拉二世即位不到两周，便对地方自治局代表宣布，对于宪法的任何措施，都是毫无意义的幻想；1895年4月，他再次正告地方自治局代表：“地方自治局代表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乱想，认为地方自治局代表要参加国家行政管理。我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专制制度的原则，就如同我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父皇一样。”[3]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东北、日本海进行陆海厮杀，以俄罗斯战败而告终。开战前，沙皇统治集团踌躇满志，自以为稳操胜券。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汲取教训，不与西欧列强开战，而对东方的日本则不屑一顾。沙皇集团认为，在国内“要制止革命，我们需要打一场小规模的胜仗”[4]，结果却遭到20世纪第一场失败，俄罗斯在20世纪前，一直以几何级数扩张领土，而这次民族失败却以割地作为代价。日俄战争的结果是，俄军遭到“大规模的惨败”，死伤与被俘近40万人，消耗战争经费达30亿卢布。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斯茅茨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地位，把其在辽东半岛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把长春至旅顺铁路及一切特权、财产权移交给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日俄战争的失败，使俄国的社会转型得到革命性加速的机遇，列宁指出：“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专制制度是被削弱了。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普遍相信革命就已经是革命的开始。”[5]列宁指出了日俄战争对于俄国革命的重大现实意义：“在落后于历史整整100年的俄国专制制度身上，……现在正面临着应得灭亡。战争揭开了它的一切痈疽，暴露了它的全部腐败，表明它与人民是完全分离的，并且摧毁了恺撒统治仅有的支柱。战争成为一个森严的法庭。人民已经对这个强盗的政府作出了自己的判决。革命将把这一判决付诸执行。”[6]

1905年是俄罗斯人民革命的元年，从元月9日（俄历，公元1月22日）的彼得堡“流血星期日”到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工人阶级以革命的方式，执行着对沙皇政权的历史性判决。全俄范围的革命行动，虽然无一例外地因遭到镇压而失败，但是彰显出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形式的社会转型主力军的历史首倡精神与实践创造能力，表明自大改革起始的俄罗斯社会转型，从革命力量配置方面，完成由自在阶层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越过了体制内改革与体制性变革的分水岭，“1861年诞生了1905年”[7]。沙皇迫于人民革命的压力，不得不进行政治制度改革。1905年10月17日（俄历），尼古拉二世签署、发布了维特起草的《宣言书》。宣言共分三款：“第一，根据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的原则，赐予居民以不可动摇的公民自由权。第二，继续进行预定的国家杜马选举，在杜马组成前，尽快吸收迄今仍完全丧失选举权的阶级参加杜马选举，并授权随后重建的立法机构进一步发展普选制的基础。第三，规定一条不可移易的准则，即未经国家杜马批准，任何法律不得生效，保障人民选举的代表有权实际监督朕所设行政当局之行为是否合法。”宣言最后向全体俄罗斯国民发出呼吁：“我们吁请俄罗斯忠贞的子孙，牢记对祖国的责任，制止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同我们一起为俄罗斯祖国的稳定与和平努力工作。”《10月17日宣言》是沙皇俄国历史上带有分水岭意义的文本，它以沙皇诏令的形式，第一次肯定了君主立宪的代议制原则和公民自由权利准则。维特说：“10月17日诏书以最庄严的形式，最终而不可逆转地使俄罗斯走上了立宪道路，极大地限制了君主的权力，确定了君主和居民代表之间的关系。”[8]尼古拉二世从心底厌恶君主立宪，对落实《10月17日宣言》更是兴味索然，但是，国家杜马只能解散重选，却无法废除。从1905年10月17日宣言发表至1917年，沙皇俄国历经四届国家杜马。杜马就是议会，头两届杜马选出后不久即被解散，1907年通过限制选举权，减少了激进党派代表，组建了以保守派为主体的第三届杜马，任满五年。第四届杜马自1915年起，成为沙皇制度合法反对派的中心，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组成第一届临时政府，废黜了尼古拉二世，废除了沙皇专制制度。

1861年到1917年，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祖孙三代命运迥异，但都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而每一次改革都引发更多的问题，导致更加扭曲的异化，孕育出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民粹主义恐怖分子的炸弹结果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性命，也终结了俄国现代化另一条路径的选择。沙皇俄国像一匹被沙皇专制制度驱策的烈马，向着革命的深渊绝尘而去，终于把建立国家杜马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驮进历史的焚尸炉。

[1] 这是尼古拉一世沙皇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在1833年宣布的沙皇俄国基本教育方针，并被几代沙皇遵奉为治国的基本政治理念。

[2] M．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9页。

[3] G.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Yale Press 1972, vol.3, p. 692.

[4] 谢·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5] 《列宁全集》第8卷，第36—37页。

[6] 同上书，第453页。

[7]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7页。

[8] 谢·维特：《回忆录》第2卷，柏林1923年俄文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