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二月的风暴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天气晴朗，持续数周的严寒和风雪稍退，气温达到了零上五度。一群在面包店外等候的纺织女工再也无法忍耐了，听说店里的面包没有了，愤怒的妇女们冲进去，哄抢了面包。随后，城中很快聚集了几千名男女工人，他们高喊：“要面包！”“要和平！”穿过涅瓦桥到市政局去争取食物、发泄怨愤。

面包，成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导火索。妇女，成了点燃革命引信的先锋。二月革命，由此爆发了！

上午，警察尚能控制局势。下午，几万名长期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妇女串联起来走上街头，一些大工厂举行了群众大会，工人们唱着革命歌曲来到大街上游行，少数面包店遭到抢劫。但整体说来，这一天是和平地度过的。

第二天是星期五，沙皇政府在玛丽亚宫举行例行内阁会议。散会后，大臣们大吃一惊，发现已不能回家了。彼得格勒主要街道已被示威者堵住，示威者达20万人。当局派出了哥萨克骑兵维持秩序。工人们从维堡区汇集并向市中心进发，示威队伍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骑兵。军官们板着脸首先冲入群众队伍中，策马开道，他们后面的骑兵小心地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通道，以纵队队形通过。这不是驱散人群的常规作法！示威群众看到有的哥萨克骑兵还面带微笑，有的还向工人友好地眨眨眼。

一向凶残野蛮的哥萨克骑兵没有挥舞鞭子！一向矢忠沙皇的哥萨克骑兵也理解民众的情绪！

这使示威群众坚定了与他们沟通的信心，更加勇敢地坚定自己的脚步。这勇气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叱令，哥萨克骑兵就是不去驱散群众。群众向他们发出友好的呼喊，他们报以善意的微笑。个别哥萨克骑兵还回答工人的问话，跟工人们交流。镇压者之间与被镇压者的界限被打破了。哥萨克军官们只能放弃驱散群众的念头，命令哥萨克骑兵用马队横截街道，不让游行者走向市中心。哥萨克骑兵奉命站成横列，却不阻止工人从马腹下钻过。

彼得格勒涅瓦大街上的示威游行情景(左）

这一天，不断有观望的市民、职员融入示威队伍，他们以各种方式冲过了障碍，几万民众冲进了利捷因大街。在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同工人联合起来。群众在喀山桥、涅瓦大街、苏沃洛夫大街、利捷因大街、兹纳缅斯基广场示威，示威者抢走了电车司机的钥匙不让电车行驶，街道上散布着凌乱的路障，富人区的一些商店遭到了打、砸、抢。游行得到了小业主们的支持，他们为参与游行的人提供免费食物和饮品。

得悉首都情况的沙皇程式化地给彼得格勒卫戍司令哈巴洛夫将军下达了尽快平息骚乱的诏令，这只是他全天工作的一个小环节。这一天，他被授予比利时的“十字军功”勋章，然而他并不开心。亚历山德拉从皇村电告：儿子和两个女儿得了麻疹。他的心也和皇后一样拴在了生病的孩子们身上。

哈巴洛夫将军发布了一个通告，告诫民众在最近几天不要上街，社会秩序必须得到恢复，否则，政府只好动用武力。哈巴洛夫相信武力镇压对俄国老百姓的威慑作用，各种抗议活动他见过太多了，他有着丰富的镇压群众运动的经验。3月8日，他只调动了警察。3月9日，把骑兵调上了街道。在世界大战前景混沌不明，国内矛盾层出不穷的境况下，何时动用武力、运用多少武力来镇压群众运动，确实是件费神的事情，他决定视事态的发展而定。沙皇政府头两天的静观其变的态度，客观上激发了群众的革命冲动，首都失去了秩序，但生活还在继续。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齐名的戏剧家梅耶荷德导演的莱蒙托夫作品《假面舞会》，经过五年的筹备就要呈现给彼得格勒公众了。首演在3月10日，街上贴满了《假面舞会》的广告。在最后一次彩排结束的晚上，演员们发现了终生难忘的景象：“街上和广场上到处燃着篝火，工人们围坐在篝火旁--没有警察！”直到深夜，涅瓦大街上仍有群众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3月10日，群众运动在全市继续高涨，连中小企业工人也加入了罢工行列，罢工和示威的群众达到了30万人，市区内骚动不断，民众情绪越来越高昂。示威人群打出了写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打倒战争！”等字样的红旗。社会民主工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城市工人阶级、下层市民为主要基础，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各民族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纲的政党。这个党的左派是布尔什维克（俄文译音，意指多数派），右派是孟什维克（俄文译音，意指少数派），两派在遵循同一个党纲的前提下存在重大的策略分歧，布尔什维克主张用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孟什维克主张用改良的办法改造俄国。工人群众分辨不了那么多，此时，他们选择的是以一种斗争情绪来表达对专制制度毫不妥协的态度。

哈巴洛夫的警告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聚集起来的群众遭到警察的强力驱散，示威者以石头和冰块进行回击。同时，“哥萨克们答应不开枪”这句话在示威者中口口相传。

哥萨克骑兵对示威者越来越同情，当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并被群众赶跑时，骑兵在旁边捧腹大笑。工人加育劳夫讲述了当时的一个情形：示威者在骑警的鞭打之下逃窜，他和另外几个工人逃到哥萨克骑兵那里，说道：“哥萨克兄弟们，帮助工人为和平的要求所作的斗争吧，你们看，法佬（对警察的谑称——作者注）怎样对我们饥饿的工人们。请帮助我们吧！”哥萨克们相互望了望，加育劳夫接着说道，“我们还来不及走开，他们已冲出去格斗了。”

不久，警察完全不见了，只剩下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工人惊慌地问这些平日里与他们有交往的士兵：“难道，你们来帮助警察吗？”回答只是一句粗暴的“走开”。再问话，结果还是同样。妇女们勇敢地冲入士兵防线，用手握住士兵的枪，祈求着：“取下你们的刺刀，跟我们站一起。”士兵们惭愧地交换着眼神，动摇了。他们将刺刀高高举过群众的头顶，步哨线散开了，士兵们被拥进来的群众包围起来，到处是争论、责难、请求。

一个秘密警察报告：“因为军队不阻止群众，而且在个别的场合中，他们甚至设法妨碍警官们的行动，所以群众相信自己的行为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当他们在街上游行两天而不受到阻碍之后，提出了‘打倒战争’与‘打倒专制’的口号来了。民众相信这个思想，以为革命业已开始，胜利将属于群众，政府无力镇压运动，因为军队站在他们一方面；以为决定性胜利已经临近，因为军队纵使不是在今天，也会在明天公然参加革命力量方面的；以为开始了的运动将不会平静下去，而会不断地生长，直至全部的胜利与国家的变革。”

中午时分，群众在兹纳缅斯基广场越聚越多，在广场上发表演说。广场四周有几小队哥萨克骑兵。一队骑警赶来驱散广场群众，不满骑警行为的一名哥萨克士兵向骑警队长官打了一枪，当场将克雷洛夫警长打死，这恰恰成了二月革命中的第一枪！这第一枪发生在镇压者之间。随后，骑警队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十几名示威群众。

哈巴洛夫使出撒手锏——公告：一切经过征兵登记的工人，倘若28日前不上工，将被遣往前线。

武力镇压令形势愈加严峻，内阁总理戈利岑在私邸召集几名大臣举行内阁非常会议，共商对策，会议研究了食物短缺问题，对于群众性示威运动，多数大臣坚持用武力镇压的主张，而普罗托波波夫则在会议上“胡扯一通”。会后，陆军大臣别利亚耶夫将军接连向大本营电告了首都情势，希望沙皇赶快回来。但沙皇认为这只不过又是一次罢工潮而已，在晚上去看电影的路上，他口述了一封给哈巴洛夫的电报：“着令于明日将京都的骚乱悉行制止。值此与德、奥作战困难时刻，绝不允许骚乱。”

晚上10点，哈巴洛夫收到电报后惊呆了：“我怎么能明天就平息骚乱呢？如果群众只是叫喊‘要面包’，可以给他们面包，也就完事了。但，现在的旗子上已写出了‘打倒专制制度’，这样面包能起什么作用呢？该怎么办呢？御令，就是说，应该开枪……”哈巴洛夫在家里召开军警领导人会议，宣读了沙皇的电文，做出部署：如果遇到小股人群，没有打旗，就动用哥萨克近卫军，用皮鞭来驱散……如果遇到打着旗子的挑衅性人群，就先打三个信号弹，然后开枪！

根据部署，近20万名士兵和警察分区对群众革命行动进行镇压，预计四天内恢复彼得格勒及全国秩序。这一部署以卫戍军为基础，他们共计有15万名。彼得格勒卫戍军几乎全部由后备兵员所组成，这些后备部队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许多士兵是从首都工厂工人中征募而来的，与工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承受着随时被调往前线参战的心理压力。因此，哈巴洛夫指望首都3500名警察、两个团的顿河哥萨克骑兵和彼得格勒几个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发挥主要作用。

夜里，警察采取行动，逮捕了各革命团体骨干分子一百多人。

国家杜马也在晚上召开了各社会团体联席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城市粮食情况和实行凭券供应制问题，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已成了各团体表达对局势看法的政治性大会，克伦斯基、盛加略夫等发了言，强烈抗议政府向群众开枪，提出“现政府完全无能，应当下台，让位给联合内阁”，要求集会和言论自由。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塔夫利达宫杜马大厦的房间、走廊、楼梯以至周边地区，他们一个传一个地把杜马内的讲话内容传达出来，周边一片忙乱。同时，一些工人运动和工会领导人在首都消费者协会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当晚，《假面舞会》的首演大获成功。剧中主人公的死去、笼罩全剧的哀伤气氛以及剧终时的丧葬场面似乎是送给罗曼诺夫王朝的挽歌。

3月11日星期日，早晨，涅夫斯基大街上静谧安宁。皇后安下心来，她给沙皇打了个电报：“城中平静。”

但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上午，工人们走出家门逐渐向市中心聚拢。哈巴洛夫已部署停当，彼得格勒市区里到处都是巡逻队、步哨线和骑兵，通向市中心的吊桥已经拉起。来自工业区的示威群众走过冰封的涅瓦河河面涌向市中心。警察、士兵向冰河面上和街道上的群众开枪射击，宪兵马队用马刀砍杀示威者。人群四散奔逃，满街都是惊慌的面孔。据官方数字，这一天里，死亡的群众约有200人，受伤者也大体相当于此数，而由群众运走的死伤者，尚未计算在内。群众很快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警察报告说：“在混乱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暴动群众对军队表示极端的不逊，当军队要他们散去时，他们便向军队抛掷石头与冰块。当军队向天空开枪示警时，群众非但没有逃散，而且用大笑来答复排枪。只有当实弹向群众的中心射击时，才能驱散群众，不过大多数的示威参与者还会躲藏在附近房屋的院子里，等射击一经停止，他们又走到街上来。”

罗将柯先是要求从前线调遣可靠的军队赶回首都，随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向陆军大臣别利亚耶夫建议不要开枪，改用救火管喷射冷水来驱散群众。然而，别利亚耶夫和哈巴洛夫的意见坚定而一致：用武力解决问题。

“向敌人开枪！”军官命令道。

“不要对兄弟姊妹们开枪！”与士兵对峙的工人与妇女们叫喊着，“跟我们一起走！”

工人注视着士兵的眼睛，后者不自信地避开。工人走近士兵，士兵并不表示仇视，而是略带歉意地保持着沉默。

下午两点，几个工人来到同情工人运动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营区：“告诉你们的同志，连巴夫洛夫团的兄弟们都对我们开枪了，我们在涅夫斯基大街看见穿你们这种制服的士兵。”被政府调出的该团教导队对人民开枪，使留在营区的士兵们义愤填膺。下午六点，该团第四连决定去叫回教导队，在涅夫斯基大街他们跟骑警遭遇，在打完所带的不到一百发的全部子弹后，他们撤回营地并被包围缴械。在该团的影响下，其他卫戍部队的士兵动摇了。

同日，尼古拉二世收到了来自首都的雪片般的电报，请求增援部队。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向尼古拉二世进言：“陛下，您在有意为自己准备绞架。请不要忘记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沙皇有自己的判断，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想法是一致的，皇后在写给他的信中，不是把工人运动而是把杜马看做是最大的危险：“这是无赖者的运动。少男少女们乱跑，喊叫没有面包，纯粹是为了制造紧张气氛。一些工人也不让其他人干活。如果天冷，他们会待在家里。但是，如果杜马表现得好，一切都会过去，平静下来。”

沙皇也认同严寒天气能够帮助军队打败外敌，同样也能够阻止示威群众。当接到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发来的电报，电文指出首都情况极为严重，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职务，并发表内阁对国家杜马负责的宣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永载史册的话：“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须回答他！”

沙皇召见侍卫将军H. И．伊万诺夫，委派他到彼得格勒去接替哈巴洛夫指挥镇压叛乱，口述两条命令，一是命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从莫吉廖夫派出格奥尔基也夫营随同伊万诺夫回彼得格勒，电令北线和西线部司令向彼得格勒各派一个装备有大炮的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二是从“2月26日（公历当天）起停止国家杜马的活动，至迟于1917年4月另行确定恢复活动的日期。”

应克伦斯基的邀请，11日晚间，在他的府邸举行了几个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劳动团分子、区联派分子。

社会革命党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是19世纪后期民粹派的继承者，是成员人数最多、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土地社会化、政治民主化和建立联邦政府为政治纲领。克伦斯基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法律时，就沉溺于民粹主义。1904年，他大学毕业，加入社会革命党，并成为著名律师，为被控告的职业革命家辩护。1912年，克伦斯基被选入第四届国家杜马，遂成为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领袖。社会革命党内包括若干派别，右翼是护国主义者，左翼更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崩得派的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907年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后，与孟什维克结盟。劳动团由一些知识分子、合作社的领导人和保守的农民所组成，他们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却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观点和立场更接近于社会革命党，被看做是社会革命党的一部分。区联派是一个融合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前进派”成员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左翼组织，后来集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社会主义者们这样的会议连日来已开了多次。群众在寻找领导人，渴望有人把他们模糊不清的愿望确切地表达出来。克伦斯基府邸会议正逢其时，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派别的主要领袖们还在流亡或流放地，但这些党派内部的骨干在二月革命期间还是坚定地站在了民众前列。而为数不多、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派此时则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起小组，号召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是古俄语“会议”（同拉达、杜马一样），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俄国1905年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借用这个古词汇命名新的人民协商机制——调查委员会，之后，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1905年革命中，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仅存活了52天，但这一机构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当新的革命形势出现的时候，工人阶级首先举起了这面大旗。

3月12日，这是革命最关键的一天，士兵们拿起武器转向革命了！从早晨起，首都驻军接连暴动，沙皇政府失去了暴力机器。最先起事的是沃伦斯基团。早七时，一个营长打电话给哈巴洛夫，向他报告：教导队拒绝出营，长官被杀；泼雷奥勃来斯基整团士兵排队走在街上，秩序很好，军乐队前导，没有一个军官。哈巴洛夫又得到报告，沃伦斯基团、泼雷奥勃来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的人一起，“联络了工人”，捣毁了宪兵师营房。工人跟士兵一起，领取枪械与子弹。工人考劳廖夫回忆道：“当莫斯科团出发之时，我们武装了自己……各人拿了手枪与步枪，遇到了一群向这边走来的士兵，他们中间有几人请我们指挥他们，并指示他们干什么。于是出发到黑文斯基去向警察局开枪。”维堡区工人与士兵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占领警察局，解除所有警官们的武装；释放拘禁在警察局里的工人与监狱里的政治犯；消灭城中心的保皇军队；与尚未奋起的军队及其他区工人联络。

哈巴洛夫还想抵抗，派出约一千人前去对付暴动者，但派出的队伍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一出发，工人、妇女、小孩、哗变的士兵，马上从四面八方围住了这支队伍，或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或者拼命使他们变作自己人，很快，他们便融入群众中去了。无奈之下，哈巴洛夫打电话到喀琅施塔德海军司令部，要求派遣可靠的部队，海军指挥官回答：暴动业已波及到海军了。

革命工人和士兵攻打警察局

黄昏时，以野蛮镇压1905年莫斯科暴动出名的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士兵也参加了暴动。入夜，彼得格勒卫戍军中镇压力量已不复存在了。革命群众与士兵夺取了邮电机关、彼得格勒所有的火车站、印刷所，没有革命群众与士兵的允许，不能拍发一个电报，不能离开彼得格勒，不能印刷一张纸。

工人夺取了总武器库，光是勃朗宁手枪就抢走了几万支，城中到处都能听到枪声，有战斗，有示威，也有走火。民众在士兵的支持下四处追打“法佬”，他们放火烧毁了法院、内务部大楼、秘密警察总部及市内的警察局，滚滚黑烟直上云霄。在行人匆匆的街上，一个自由派法学家看着被焚烧的法院，惋惜地说：“那里面可是有专家鉴定实验室与公证人的文件啊！”一个工人愤怒地反驳：“房子跟田地我们自己会分配，用不着文件！”革命群众攻下了彼得保罗要塞，把里面十几名政治犯释放了。群众冲击首都其他监狱，不分青红皂白，将八千多名刑事犯也放归了已经混乱不堪的城市。

后来成为临时政府要员的史丹开维奇对群众自发的革命热情感慨万端：“群众自己行动，服从着某种不能说明的内在的号召……士兵们用什么口号出来的？当他们夺取彼得格勒与焚烧地方法院的时候，谁领导了他们的？没有政治思想，没有革命口号，不是阴谋，也不是骚乱，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它一下子把旧政权粉碎得无影无踪。”

3月12日，彼得格勒革命的消息传遍莫斯科，莫斯科的工厂自发罢工声援彼得格勒。第二天，罢工、游行示威遍及了整个莫斯科。在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等的号召下，工人们举着红旗在市中心各广场、市政局门前集会，解除了城市中部分士兵的武装，并到营房里与士兵进行了联欢。莫斯科市政府力图控制局势，宣布戒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次日，罢工游行队伍在亚乌扎河的桥边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局副局长命令工人返回原地，否则就开枪。青年工人伊凡·阿斯塔霍夫大声喊叫：“给我们滚开！”恼羞成怒的副局长举枪射杀了阿斯塔霍夫。这一行径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之情，有两名工人上前将副局长逮住，把他扔入亚乌扎河。一部分警察见状四处逃窜，其余警察被解除武装。冲突中，还有一名工人死亡。工人和大学生向士兵们展开宣传，呼吁他们支持革命，越来越多的士兵倒向革命一边。下午两点时分，士兵们聚集在市政局的大厦里宣布转向革命，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占领了无线电站、市政局等地点，打开了监狱，显然已站在革命者一方的一名警官见此情景，高声询问革命者是否也要把犹太人放出来，而那些刚从苦役监狱里放出来的政治犯，还来不及换下囚衣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这一天，莫斯科军区司令姆罗佐夫斯基向大本营报告：“莫斯科进入了全面的革命。军队倒向革命一边。”他又收到罗将柯的电报，告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这一机构情况见下文——作者注）已接管政府权力，他必须接受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领导。姆罗佐夫斯基回电表示，没有皇帝陛下和大本营的命令他不接受任何其他人的领导。当晚，他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莫斯科市长舍别科将军。莫斯科的二月革命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其他城市和乡村的群众革命运动稍晚一两日，首先波及的是中央工业区各省的城市。在特维尔，罢工工人游行到兵营，士兵立即与工人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唱着《马赛曲》游遍全城，警察被解除武装，地方官员被逮捕。在萨马拉与萨拉托夫，人民群众举行了露天大会，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哈尔科夫警察局长得知了革命的消息后，站立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马车上，带领激昂的群众，高喊：“革命万岁，万岁！”

全俄特别是首都革命的情形不断传到大本营。12日早晨，罗将柯用电报劝说沙皇做出让步，建议他撤销解散杜马的决定，成立看守内阁，他说：“形势每况愈下，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因为到明天就晚了。这是决定我们祖国和朝廷命运的最后时刻。”沙皇同时还收到了他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及内阁总理戈利岑等人的忠告：挽救王朝命运的唯一可能是向社会舆论让步，解除全体内阁成员的职务，授命李沃夫公爵或罗将柯组织对杜马负责的新内阁，现任内阁成员一个都不能留任。下午，连悍然不驯的皇后的精神都消沉了。“让步是必不可少了”，她打电报给尼古拉说，“罢工继续着，许多军队转到了革命力量方面”。在与皇后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后，沙皇不妥协的决心松动了。他清楚了形势的严重性，革命群众即将向皇村进发，沙皇担心家人的安危，决定即刻返回首都。凌晨一点，沙皇登上了专列，通知普罗托波波夫自己将于“3月1日（俄历），星期三下午3时30分抵达皇村”。

此时，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抵抗已近尾声，沙皇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陆军大臣别利亚耶夫、军区参谋长赞克维奇及1500名士兵已退守到海军部大厦里等待着大本营部队救援。哈巴洛夫后来说：“事实上是，军队不只没有步枪子弹，而且几乎没有炮弹，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决定撤销海军部大厦防卫，“实际上，大家放下武器早就纷纷离开了”。下午四点，革命士兵在空荡荡的大楼内发现了哈巴洛夫，逮捕了他。傍晚，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已占领了首都大部分重要据点。

罗将柯不停地打电话，寻找政府各部未果后，打电话给内阁总理戈利岑。总理回答他道：“请你以后不要再为什么事情而找我了，我已经辞职。”罗将柯听到了这个消息，沉重地倒在一把椅子里，双手掩住了眼睛……“我的上帝，多么的可怕！……没有政府……无政府……流血……”然后轻轻地啜泣起来。

下午两点，克伦斯基兴高采烈地奔进了杜马会场，宣布人民群众与革命士兵正向塔夫利达宫赶来，要求杜马掌握政权！他话音未落，有人跑来报告，说士兵们前来向杜马致敬，并宣誓效忠。罗将柯后来回忆，国家杜马“从内心来说，对革命的爆发完全没有准备，也没有任何计划和组织来实现这样的革命”。二月革命有其必然的逻辑，但俄罗斯社会的确还没准备好迎接这样一场革命的到来。社会革命党重要代表人物晋季诺夫说：“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而且也使杜马和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连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也远未想到要武装起义。

在一阵喧嚣之后，罗将柯等提出组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目的是恢复秩序和重建国家机构及社会关系，提议获得了一致赞成。国家杜马被人民裹进了革命大潮。午夜，代表们选出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有：罗将柯、克伦斯基、齐赫泽、舒利金、米留可夫、卡拉乌洛夫、柯诺瓦洛夫、德米特留科夫、勒热夫斯基、施德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李沃夫、恩格尔哈特上校。

根据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国家杜马代表、总参谋部的恩格尔哈特上校担任起义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对于被选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孟什维克党团领袖齐赫泽明确表示拒绝，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克伦斯基则犹豫不决。

12日傍晚，士兵、工人、学生与市民涌到塔夫利达宫。军火被从四面八方拿进宫来，贮藏在一个房间里。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塔夫利达宫中遇到了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的领袖们、右派的领袖们以及孟什维克的议员们，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克伦斯基、波格丹诺夫、格沃兹杰夫、索柯洛夫、沃尔柯夫等，像1905年革命一样，他们自发组织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对于成立于塔夫利达宫里的这两个组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克伦斯基写道：“两个俄国并排地坐在一起来了：一个属于失去了权力而无自知之明的统治阶层；一个则属于正在大摇大摆走上权力宝座的劳动阶层。”塔夫利达宫成了起义中心和革命司令部。

革命形势将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工党这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推向政治前台，他们虽然对于苏维埃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对于其组织形式没有什么争议。晚上九点，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人代表、市民代表、大学生代表，也有“十分粗野的士兵，仿佛被暴动震撼了，舌头的运转还不灵活”。由于在杜马中享有崇高威望，孟什维克党团领袖齐赫泽被选为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被选为副主席，在选出的11名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孟什维克六名、布尔什维克三名、社会革命党两名。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一个惊人特点，非俄罗斯族占多数，包括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等。会议决定邀请各社会主义党派的代表进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具有表决权，这些党派是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区联派、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崩得派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匆忙建立起来的机构，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内部主导局面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温和派，此时布尔什维克派党员人数不多，在苏维埃内的影响不大。会议进行过程中，随时都有人进来表示祝贺，会议时常被打断。没有议事规程，每位发言者都是汪洋恣肆、滔滔不绝，其他人随意插话。首要议题是研究粮食问题，成立粮食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没收一切官方和公共储备的面粉，负责安排卫戍部队和首都居民的面包和其他食品供应。会议决定将卫戍部队与工人联合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苏维埃采取了武装工人的措施，指示在企业中组织十分之一的工人参加工人赤卫队，赤卫队是自愿组成的民主队伍，任何公民不分政治和革命信仰、性别、民族都可能成为赤卫队员，不计报酬。这是一支听命于苏维埃的工人武装队伍。

塔夫利达宫里两个新成立的组织也在一片忙乱之中，革命群众冲入沙皇政府办公地玛丽亚宫，将正在开会的大臣们悉数逮捕，革命指挥中心接受了克伦斯基提出的口号：国家杜马不流血。于是，一批批被捕的王公、大臣、将军被押解到塔夫利达宫来，几个房间成了被捕人员的展览室和庇护所。“厅堂的四壁，以前回响着赞美绝对主义的歌声，现在却只听见啜泣与叹息了”，一位伯爵夫人恢复自由后写道，“一个被捕的将军无力地瘫坐在近旁的椅子里。几个杜马议员殷勤地献给我一杯茶。将军被震撼到灵魂的深处，激动地说道：‘伯爵夫人呀，我们眼见着一个大国家的死亡！'”

杜马议员们成了革命情绪的变压器，议员们忙着了解不断被押送来的被捕者的情况，将大部分可以被释放的人暂时安置在罗将柯的办公室。在把释放文件准备好之前，他们一般要在这里坐上好几个小时。在混乱中，罗将柯发现士兵押着内阁大臣雪克洛维托夫走来，他便邀请被捕的雪克洛维托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可是士兵们却断然拒绝把这“可恨的”大臣交给他。“当我企图显出一点权威时”，罗将柯说：“士兵们围住了那个俘虏，且还带着一种挑衅式的与无礼的表情，把他们的步枪指向我，这以后，就将雪克洛维托夫带到不知哪里去了。”

暂时隐匿起来的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忍受不住恐惧，自己走进了塔夫利达宫，他对第一个碰到的大学生说：“我是普罗托波波夫……”吃惊的大学生急忙报告克伦斯基，当克伦斯基赶到时，这个“革命的要犯”普罗托波波夫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人群。“不许碰这个人！”克伦斯基高喊着挤进人群，大家都愣住了，以为他是来带这个要犯去处死的，人群闪开了一条路，“不许碰这个人！”克伦斯基一路呼喊着，将普罗托波波夫带到“大臣展览室”。克伦斯基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说：“请坐吧，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同一天，克伦斯基还解救了另外一些遭群众围攻的大臣。后来，他自嘲地说：“杜马里面尽是一些我最恨的沙皇政府官员，要是我有杀兴，也许就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那样，让俄罗斯泡在血泊之中啦。”

主张民主、自由、宪政的杜马议员对待人民革命有着矛盾的心态，接受革命、害怕社会混乱等种种情绪啃噬着他们的心。习惯议会斗争的杜马议员们庆祝革命，赞美革命，对革命高呼“万岁”，并佩上红色的绶带，举红旗一同与群众游行。同时，他们也在思考着国家的秩序和未来。杜马临时委员会随即任命了24名国家杜马成员为代表，掌握国家的管理权。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陪同和保护下，杜马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皇村、喀琅施塔得（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这里的水兵较早接受布尔什维克影响，被称作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堡垒）和彼得保罗要塞都派去了代表，阻止向工人发放武器，平息主要地段的冲突。在塔夫利达宫，罗将柯、米留可夫等人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发表演讲，号召士兵回到营房去，交回武器，尽快恢复首都秩序。罗将柯对士兵讲：“信奉正教的军人们，请听我的忠告。我是老年人了，不会欺骗你们的，——你们要听长官们的话，他们不会教你们干坏事情的，他们会完全按照杜马的意见来办事。神圣的俄罗斯万岁！”

面对混乱的形势，焦虑的罗将柯打电话给皇后亚历山德拉，向她说明局势危在旦夕，敦促皇后带着儿女们尽早一走了之。然而，皇后泰然地告诉他，孩子们正在出麻疹，她得自己来护理病人，拒绝离开。3月13日，皇村开来几辆卡车，载着一大群杂牌军队的士兵，他们宣称要抓住这个“德国女人”和她的儿子，把他们押回彼得格勒去。这伙人进入皇村，却财迷心窍，大肆掠夺、酗酒。这时，宫内首席大臣本肯多夫来到了皇村，调来一营海军陆战队和两营皇宫侍卫队，共约一千五百人，在皇宫四周布防。感觉到安全的公主们笑逐颜开地说：“就像又到了游艇上似的。”但没过多久，又从电话里传来消息说，叛军（指革命士兵）已赶了过来。皇后在守卫他们的士兵中穿行着，说她充分地信任他们，声称王储的生命也交到他们手中了。“这里都是自己人。”皇后一再这样说。赶来的士兵听说皇宫已有大队人马防守，就撤走了。可是守卫皇宫的士兵并没有安于自己的任务，三五成群地从皇村溜走了。看到这种情况，亚历山德拉痛心地说：“怎么，这是我们的水兵吗？我们自己的水兵也这样，我真不敢相信。”

凌晨两点，沙皇的专列接近小维谢拉车站时，沙皇被唤醒：线路已被截断，列车不能再往前开了。铁路沿线接到塔夫利达宫指令，不允许专列进入皇村。沙皇决定前往普斯科夫——北方战线司令部。列车运行中还不断有电报传过来：几乎所有军队都转到了革命者一边，军官和警察局的官员被枪杀，重要的政府官员被逮捕，在莫斯科和其他重镇发生骚乱。罗将柯发来电报，指出，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一切政府机构都不再起作用了，现在更换内阁，组织对国家杜马负责的新内阁已经远远不够了，革命者要求皇帝退位，这是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央政府机构被摧毁和卫戍部队及波罗的海舰队军官被屠杀。否则，无政府主义就会笼罩全国。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为了防止革命群众杀害军官和行政官吏，安抚他们狂热的情绪，决定承担起政府的职能，委员会的首脑仍然由他——国家杜马主席担任。沙皇把前线俄军当作救命稻草，他向大本营了解各前线战区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首都爆发革命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前线各部队和海军舰队，为避免革命波及前线，司令官们已下令断绝部队同后方的联系。

3月14日晚上10点，沙皇专列到达了普斯科夫。迎接他的是北方战线司令鲁斯基将军，这名将军向沙皇力陈，应与杜马妥协，控制混乱局势，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沙皇回答道：早晨做决定比晚上更聪明些。沙皇仍寄希望于派往首都镇压革命的伊万诺夫能尽快给他带来好消息。

然而，他不知道，伊万诺夫指挥的几个团的士兵拒绝服从命令，声明他们不去彼得格勒镇压自己的兄弟，从西部战线调来的一个旅也拒绝服从命令。而与伊万诺夫随征的沙皇警卫营长官波扎尔斯基将军对下属说：即使是伊万诺夫下令，甚至沙皇亲自下令，我们也决不向人民开枪。伊万诺夫率军最终到达了皇村，他命令士兵不要下车。杜马的两名代表把军区总参谋长赞克维奇关于同杜马临时委员会和解的建议书转交给伊万诺夫，并向他介绍了首都的局势。他们说，想用武力恢复秩序是困难的，武装镇压只会使局势复杂化，恢复秩序的最好办法是同临时政府达成协议。伊万诺夫将军同意把他的军列开到德诺车站去。

3月15日，这是统治了俄国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年——作者注）的最后一天。早晨，鲁斯基将军在普斯科夫车站向列车上的沙皇报告：伊万诺夫的使命未能完成，其他一些为了保护皇权而寻找可靠力量的措施也都毫无成效。经过反复考虑，尼古拉二世决定签署成立责任内阁的宣言。鲁斯基立即与罗将柯联系。罗将柯说：“很遗憾，宣言签署得晚了，人们已经尖锐地提出王朝问题”, “要求沙皇让位给皇太子，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摄政”。上午10点，在沙皇的车厢里第一次提到了“退位”一词。鲁斯基的报告简短扼要，沙皇心平气和地听取了他的报告，“退位”一词没有使沙皇感到震惊，甚至也没有使他感到奇怪。沙皇听完报告后说，他原则上不反对所提出的建议，但希望征询各前线司令的意见。中午，鲁斯基在他的参谋长丹尼洛夫将军和军需官萨维奇将军的陪同下，走进尼古拉的车厢，向他报告征询各前线司令官意见的结果：高加索战线、西南战线、北方战线、罗马尼亚战线、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司令长官及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都赞同退位决定。他还请沙皇听听和他一起来的两位将军的意见，丹尼洛夫说：“各前线司令官的意见是对的……如果承蒙皇上赞同我们的意见，陛下将是为了祖国而做出这一牺牲。”沉吟了一会儿，沙皇同意退位。

尼古拉二世把御医C. A．费奥多罗夫教授叫来，要他坦率地回答自己一个问题：王储阿列克谢的健康状况究竟如何？医生坦率地告诉他，王储最多活到16岁。尼古拉考虑了一会儿后说，他想当一个“普通的臣民”，在俄罗斯度过自己的余年，“生活在阿列克谢的身边并教育他”。费奥多罗夫表示说：新政权未必允许年幼的沙皇留在父亲的身边。尼古拉说：这样的话，我就不把皇位传给阿列克谢，而传给米哈伊尔（沙皇的弟弟——作者注）。

与沙皇经常接触的人都惊讶于他的泰然品性，在周围的人都感到沮丧、惊骇的时刻，如1905年俄日战争惨败、1911年斯托雷平被刺、1915年加里西亚大溃退，以至他逊位前几日的大动荡，他依然保持着平静，生活习惯从不被打破，平和地与近臣聊天，照常批示公文，坚持每天记他流水账似的日记。“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沙皇近卫军官自问道，“这种很大的、几乎不能叫人相信的自持力，是教养所致呢，或是因为相信凡事皆由神之前定呢，还是因为知觉不够呢？”

杜马代表表示最迟在次日晨返回彼得格勒，随身带走退位诏书。一小时后，尼古拉把用打字机打好的文本交给了他们。

“先生们，没有事了吧？”他问。

看过诏书，叔尔根建议把诏书上签署的时间提前几个小时，使诏书看起来是在杜马代表们到来之前就已签署完的，他们不希望后人认为这个诏书是在杜马逼宫情形下签署的。这与尼古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又拿起笔在署名下签上了“15点”。

“好吧，我到利瓦吉亚种花去。”沙皇说。

杜马代表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应该由沙皇任命新的政府首脑。他以困倦的目光看着杜马代表，问：“你们考虑让谁当总理？”

杜马代表说：“李沃夫公爵。”

“啊，李沃夫？好吧！那就任命李沃夫……”

国家还应该有一位新的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又签署了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的文件。

为了使这些委任状生效，他把签署的时间写为退位前两小时。之后，他们相互辞别。

沙皇突然问：“先生们，您们认为我现在最好到哪里去，是回皇村？还是去莫吉廖夫？”

古契柯夫回答说：“陛下，我们不知道您该去哪里。您希望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吧。”

叔尔根更明确：“我觉得您应该先到莫吉廖夫去告别。”

当天晚上，杜马代表回到彼得格勒，尼古拉返回莫吉廖夫。俄罗斯的冬季，寒意彻骨，而尼古拉此时的心中却更为寒冷，他在1917年3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每个人都发来了回电。核心内容是，为了挽救俄国和保持前线部队的安定，我必须退位。我同意了……凌晨1点，我带着一颗因痛苦而沉重的心离开了普斯科夫。我周围到处都是背叛、懦弱和欺骗！”

尼古拉二世不会想到，普斯科夫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专制帝国的“落凤坡”，他更不会想到，八个月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也在这里成为孤家寡人。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尼古拉从西罗季诺车站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拍了一封电报：

彼得格勒。米哈伊尔二世皇帝陛下：

近几天的事态迫使我无法挽回地走这极端的一步。如果我使你难过和未事先告诉你，则请你原谅。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哥哥。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国家。

尼基

以最快速度赶回彼得格勒的叔尔根，从车站给塔夫利达宫的临时委员会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米留可夫，听完叔尔根兴奋的描述，他近乎哀求地说：“瓦西里·维塔里耶维奇，请您、恳求您不要公布退位诏书，人民愤慨极了。从您离开这里以后，情绪急剧恶化了。退位已经让谁也不能满足了。……别再走下一步，不然，可能造成不幸……”

很快，这两位杜马代表就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种“急剧恶化”了的情绪。古契柯夫下火车后，应邀向铁路修理厂群众大会宣布，尼古拉已让位给米哈伊尔，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的“民主”政府。在演讲结束时，他高喊：“沙皇米哈依尔万岁！”

然而，回应他的是工人们愤怒的吼声，一个工厂工人跳上讲台高声说道：“公爵！……同志们，我们搞革命是为了什么？……我们大家受公爵、伯爵们的罪受够啦！……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捷列先科当财政部长（在两位杜马代表离开期间，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公布了临时政府名单，捷列先科任财政部长——作者注）……捷列先科是位什么先生呢？是十个糖厂的老板，是百万公顷土地的主人……还搜刮了三亿卢布的现金。”

“把退位诏书拿出来！”——四面八方的工人异口同声地喊。

“撕碎它！”

人们激动地拥上台，搜古契柯夫全身，在一个哨兵队的帮助下，他才逃了出来。工人们没有在他身上没有找到退位诏书，原来在车站时，叔尔根和古契柯夫把退位诏书塞给了杜马议员列别杰夫，几经转手后，它被藏在交通部办公室的一堆报纸里。

18日上午10点，米哈伊尔召集贵族、杜马代表等人在普佳京公爵的私邸开会，议题只有一个：要不要登基？

会议讨论得非常激烈。克伦斯基宣称：“我没有权利在这里隐瞒自己的看法，如果接受皇位，您个人将有多大危险……我不敢担保陛下的生命安全。”

米留可夫情绪激动：“陛下，如果您拒绝皇位，将是毁灭……因为这样，俄国就将失去轴心……君主是俄国的轴心……君主制度是俄国唯一可行的轴心……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大家都知道，对政权只有一种理解……如果您拒绝皇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古契柯夫支持米留可夫的意见。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没有沙皇，俄国将活不下去。古契柯夫劝说米哈伊尔：“如果您害怕背上登基这个包袱，最低限度也要作为帝国的临时摄政王接受权力……可以事先向人民保证，一旦战争结束便把权力移交给立宪会议。”

在听完了各方面意见之后，米哈依尔把罗将柯单独请到另一房间，直接了当地问他：新政权是保证他的皇冠呢？还是连他的头也保证在内？他得到了一个忠告：只能保证沙皇在必要之时，同殉社稷。一切再清楚不过了，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再次走入会场时，颇为坚决地声明：拒绝接受大家向他提出的崇高而冒险的责任。克伦斯基从椅子上跳起来，说道：“公爵殿下，您是一个好人！”

其实，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米哈依尔已透彻地了解时局，作为皇族公卿，该做的、能做的都尝试了，他深知局势不可挽回。

傍晚六点，米哈伊尔便签署了退位文件，他要求全国公民服从临时政府，直到召开立宪会议。

在普佳京娜公爵夫人设宴宴请与会代表时，尼古拉二世的列车也抵达了莫吉廖夫大本营。3月20日，他拟定了《告全军书》，向全军众将士作了最后告别：

“余最后一次向汝等——余至爱之全军将士——致词……”

沙皇退位了，谁来领导俄国呢？这是二月革命留给俄罗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