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一百多年来，难以计数的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论对这些教育思想及其影响做何种评价，无可否认的是，在所有这些教育思想中，杜威（John Dewey）教育思想影响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都难以相比的。

同样难以相比的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命运之跌宕起伏。大体上，这个曲折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神圣化”。1919年后，随着杜威为期两年多的讲学以及克伯屈（W.H.Kilpatrick）、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等人的相继访华，由于蔡元培、胡适等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领袖的推崇，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盛行一时，杜威成了中国教育界崇拜的偶像。1949—1976年为第二阶段，“妖魔化”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杜威及其教育思想从“天上”跌入“地狱”，成为严厉批判甚至诅咒的对象，尽管参与批判的人未必深入研读过杜威的著作。近四十年来为第三个阶段，学术化和“庸俗化”混杂是这个阶段的特征。

从1982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西安年会后，中国教育学界开始重新将杜威教育思想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四十多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认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在另一方面，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仍不尽如人意。研究进展有限，研究成果数量不足、分量不重、质量不高，除少数成果外，研究的视野狭窄、主题单一。其中原因无非是，第一，对杜威著作的完整和系统的阅读不够，这从许多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就能看得非常清楚。指望仅仅阅读（哪怕是非常深度的阅读）几种杜威的著作，就能形成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二，对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了解不充分，不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开展新的研究，所以难以在既有研究所形成的平台继续提升，难以出新。其实，虽然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始终不热不冷，但在美国等国，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形成了全新的研究格局。所以，并非无前期研究成果可以借鉴，而是研究者没有花费功夫去掌握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这两个原因背后的原因则是国内教育学界缺乏杜威教育思想的专业研究人才。迄今为止，大多数曾发表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成果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将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作为临时的学术兴趣，前期缺乏系统积累，后期又无完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短时期内获得显著的进展确实是一种奢望。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也广泛地反映在大量对外国教育和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中。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学术研究进展缓慢推进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更为有害的将杜威教育思想庸俗化的趋势。所谓“庸俗化”是指，一些论者或是根据道听途说，或是出于望文生义，把杜威教育思想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以为从杜威教育思想中能寻找到各种“启示”。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场景”：杜威思想“对高职实践教学的启示”, “对大学生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的启示”,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启示”, “对教育技术实验研究的启示”, “对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 “对职教工作的启示”, “对新时期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启示”,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对‘生涯辅导’的启示”, “对环境道德教育的启示”，等等。杜威教育思想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教育中的任何工作似乎都能够从杜威思想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如果论者真的是通过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从杜威的“微言大义”中发掘出一些新的认识，从而发现前人所未发现，倒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事实是，诸多所谓的“启示”并非来自论者对杜威著作的深入解读，而是以杜威的言论注解作者的“意见”。而诸多“启示”其实与杜威教育思想毫无关系，或与杜威教育思想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启示”恰恰是杜威所反对的。只要有一些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怎样解读杜威的著作，都不可能从中获得那些对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有用的“启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看似将杜威教育思想“偶像化”，实则导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娱乐化或庸俗化。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状况的基本途径，就是要提高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专门化和专业化水平，使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项专业工作而非文化消费。

今年是杜威访华100周年，我们特编写《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纪念杜威来华讲学100周年》。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作者队伍的构成。其中，既有石中英教授、刘云杉教授等理论功底深厚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社会学学者，又有王颖博士、涂诗万博士等受过良好史学训练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尹超校长和阿贝尔曼（Abelmann）先生等中美两国富有实践经验的中小学校长。

由于作者构成的特色，也就有了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本书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角度梳理、分析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认识视角。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详细梳理了国内外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从而为有志于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指南。

本书的第四个特色是艺术家李福顺先生根据史实资料和重走杜威讲学之路，绘制了20幅杜威讲学图，从而图文并茂地为读者了解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途径。

张斌贤
2019年2月

[1] 涂诗万．美国近二十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新进展[J]．教育学报，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