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30日下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和女儿罗茜由日本抵达上海，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在码头迎接，之后杜威入沧州别墅居住。胡适在4月29日晚7时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大旨，这是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先作杜威哲学通俗性的疏解，为杜威日后讲演做先导。胡适在题为“实验主义”的演说中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实地考察的效果。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他还指出：“我们人类当从事实上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去利用环境的事物，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5月3日，杜威演讲“平民主义之教育”，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演讲前，组织者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分发给与会者。文中说：“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他的著作中，和教育最有关系的，一是《平民主义的教育》，二是《将来的学校》，三是《思维术》，四是《试验的伦理学》，这四部书，是教育界人人都应当购备的。”首场演讲会由陶行知负责组织，沈恩孚主持会议，蒋梦麟翻译，杜威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之旅，并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

1919年5月12日，杜威在蒋梦麟的陪同下赴沧州别墅，与孙中山共进晚餐。席间二人探讨了“知难行易”的问题，会谈引发了双方对哲学的思考。后杜威在自己所著的《中国书简》中这样写道：“昨晚，我与中国前任总统孙中山先生同桌晚餐时，我发现他竟是位哲学家。他目前已写好一本书，即将付印。内容是说明中国之积弱完全是由于将中国古代一位哲人的思想——‘知易行难’——根植于心的缘故。结果必然的是，他们不喜欢做任何实际的工作，而只希望求得理论上的通盘了解。但同时的日本人，甚至在茫然不自知的情况下已扩充了自己的军备；而中国人却凡事都深怕自己的行动会导致什么错误的结果，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来向他的国人证明‘知难行易’的事实。”在随后的“伦理学”的讲演中再次提到了他的感受：“识知识要经过实验的陶炼才能正确。中国大政治家孙逸仙先生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两句话，贻祸中国不浅，就是使人怕事偷懒，养成泄沓昏沉之风。这话实在很对。我们虽然不能逆料成败，却不能不冒险去行，多行一次，就多一番经验，就增一度智识。”孙中山在他的《孙文学说》一书中也提到了他和杜威的本次会面，“在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前，杜威先生碰巧来到了上海。我和他交流了我的理论，他说‘我们西方人只知道知是困难的，没有人会想做是困难的事情’”。由此可见，此次会谈对二人来说，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杜威于1919年5月29日到达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初次来到北京，杜威对北京宏伟大气的景色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长城心生向往。5月31日，杜威去西山游玩，随后两天游览了颐和园、紫禁城，此后开始学术讲演。在此之前，他在南京也进行了学术讨论，结合他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做“真正之爱国”讲演。杜威认为：“现在新世界，应该有爱国心，它不是忠于君主一人的，而是共和国的爱国心。共和国之爱国心，有三个原则：第一是想象，想象全体共同幸福与其利害；第二是理想，深思熟虑，有一定之计划；第三是自动，自己思维，自下断语。这样才能够养成共和国之爱国精神。”杜威提出，真心爱国的人，一定是深思熟虑的，有一个坚定的理想和目标，坚韧不拔，为社会谋进步，求改良，不仅为自己一个人的幸福而努力，更是为了全体人民而努力。这些都是普通爱国心，而政治爱国心则有更高的要求：“所发政令要以增进全国人民的幸福为目标；要知道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要时刻进行监督，保证为人民谋福利。”杜威强调爱国心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希望全体人民能够互相帮助，团结一心，使国家更加富强。

1919年6月17日、19日、21日，杜威应京师学务局邀请到北京美术学校对中小学教职员工演讲“现代教育的趋势”，主要分为教育天然的基础、对于知识的新态度、教育的社会化三个部分，由胡适翻译。杜威演讲中说：“从前的教育只要做到把现有的教材传授给儿童，就算完事。现代的教育，不但要发展个人的才能，还要注意把个人才能的发行指引到有益于社会的一个方向上去。因此，教育家的问题不单是观察儿童的本能，还要研究此时此地的社会需要，挑出几种主要的社会生活，用来安排在学校里，使学生生活就是最精彩的社会生活。现代教育的趋势，就是注重个人本能的趋势，一国的教育，决不可胡乱模仿别国，西方文明也有过于崇拜物质文明，有人利用物质文明造下种种罪恶的缺点，东方文明也有抵抗物质文明和只想拥有物质文明而忽视人生问题的危险，中国教育家应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参考西方教育学说，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现代教育的趋向应该是将知识作为指导人生行为成功的工具，使教育变成社会的，而这种教育必须要有三种条件：（一）要发展儿童原始的本能。（二）引导本能，一定要拿有益的知识、活用的知识来训练他，养成他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有益于社会的品行。（三）这种教育一定要是恰合民治国家的教育。新教育注重独立的思想力、判断力，所以能够养成适宜民治社会的人才。”在此次演讲的最后，杜威提出一个问题供思考，怎样才能在教育中寻找方法，使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的科学教育和物质文明来增加人民的幸福又能免去极端物质文明的弊端呢？

1919年10月6日，杜威夫妇偕女儿赴山西太原考察并参加第五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胡适和方元甫陪同。10月9日于山西督军府受到阎锡山接见，后发表演说“世界大战与教育”,10月10日上午参观阅兵式。下午在山西太原大学校礼堂讲演“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杜威演讲中说：“品格问题即德育问题，德育不应以独立学科授之，而是虽教算学、博物、理化等科，皆有德育问题在内。良好的品格应以良好习惯养成之，必须将道德消纳于各科之中，间接教导之，无意教导之，必须于间接无意中给学生灌输一种无形的德育。”对于道德的养成，杜威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教员不应以学生的成绩定优劣，除了学生之间的正当竞争之外，教员应该使学生习于爱群尽公益有互助精神，其他切近于学生之事，无容过事干涉，一切收归教员自办，以减学生自动的需能”，另一种方法是提倡学生自治，“故真正之学生自治，必须遇事由学生自提议，自判断，自负责任，自己管束自己”。除了爱群互助的社会道德观念之外，杜威还提到了判断能力，“养成学生之判断能力，使彼于轻重缓急是非善恶之间，各人自有一种度量权衡”。杜威将教师教学生算式不让学生自己推演这类教育比作墙上砖灰之教育，“故墙上加以砖灰，终难永久。因此知墙上砖灰之教育，万不能养成学生之知识，知识为行为之重要标准，不能养成知识，即是不能养成道德。事重在行，知一点则须行一点，且与其多知而不能行，反不如少知一些，而能即知即行之为有益”。

1919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为庆祝杜威60岁生日于下午七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晚餐会。除了杜威，其他出场的主要嘉宾有孙中山（53岁）、蔡元培（51岁）、胡适（28岁）等。巧合的是，当日不仅仅是正在中国访问和讲演的杜威的60岁生日，还是中国古代先贤、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孔子的诞辰之日。因此，蔡元培特地为杜威举行了60岁生日晚餐会。晚餐会上高朋满座，宾客嘉友相谈甚欢，宴会于十一时结束。宴席期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祝寿致辞，不由得将杜威与孔子联系起来并与之比较。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把杜威博士与孔子相提并论，是因为他认为杜威博士的哲学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孔子的哲学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而且，东西文明的媒合，只有用西洋科学的精神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在旧的学说中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东西，才能使之发生新义。

在蔡元培先生的致辞中说道：“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子的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的十分透彻，就是证据。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教育学，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学与教育学的，也决不能十分透彻，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国。所以我们觉得返忆旧文明兴会，不及欢迎新文明的浓至。因而对于杜威博士的生日，觉得比较那高友古人，尤为亲切。”蔡元培认为，博士与孔子的学说相同之点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破除阶级的教育主义；二是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三是经验与思想并重；四是对“知”和“行”的谨慎态度。

191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建校22周年纪念会，学者杜威应蔡元培邀请，作“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演说，胡适担任翻译。杜威来华期间，做了大大小小很多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中涉及了杜威对大学教育的有关内容，尽管大学教育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但其中仍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值得我们品读。“大学传播知识如灯放光的一般：不论哪边都得着亮。不论怎样高深的学理，如果教的时候都这样教，便都可以养成这样的心理、这样的信仰。信仰真理、信仰智力是造舆论和指导舆论的根底。不信仰真理、不让知识去传播，便是舆论的仇敌。这些仇敌都是占特殊阶级的，他们都知道高等知识的增加与他们的利益有害，总想法子来‘愚民’，好尽他们的兴去横行。知识的传播明明是反对他们的私利，他们反假借一种好听的名词，说是‘扰乱治安’。大学要信仰知识和真理，去打倒舆论的仇敌。”

在“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中，由于大学担负着造舆论和指导舆论的责任，所以杜威首先论述了有关大学在民治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杜威强调了信仰智力和信仰真理是大学造成舆论和指导舆论的源泉所在。再次，论述了大学作为一个养成专门人才的地方，大学之所以重要不在它所教的东西，而在它怎样教和怎样学的精神。因为大学代表的是知识高深的学府，代表的是光明，代表的是真理的势力。在演讲的最后，杜威祝愿北京大学成为“养成服务公共事业精神的中心，永远为社会的灯”。

自1919年9月21日起，杜威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做教育哲学系列演讲，前前后后共计16次，由胡适口译、伏庐笔记，演讲刊登在1919年9月22日至1920年3月3日《晨报》中。作为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教育哲学是杜威在中国演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杜威谈教育哲学”是第一讲，后被收入1920年8月晨报社出版的《杜威五大演讲》。在第一次演讲中，杜威谈到了教育以及教育哲学的重要性，强调了教育与生长的关系，指出了学校教育与人生日常生活隔离产生的各种流弊。在第二至七次演讲中，杜威讲到教育的三个方面：儿童（教育的根基）、社会（教育的目的）、学校和教材（教育的工具）。在第八至十一次演讲中，杜威讲到科学在教育上的影响以及科学的内容或教材在教育上的关系。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方法的进步不仅在社会上、思想上、人生观上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教育上、知识上、道德上也有极大影响。在第十二、十三次演讲中，杜威讲到了学制问题，其中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强调应该注意把以儿童本能为基础、以科学为方法、以社会生活为目的这三部分连贯起来，并应用于学制上。在第十四次演讲中，杜威讲到职业教育问题，最主要的观念是职业教育并不只是养成本行业的专业技能，而应该注重使学生懂得职业所应知的科学方法，使他们心思耳目都极灵敏和随时可以进步。在第十五、十六次演讲中，杜威讲到道德教育问题，道德教育是教育最高的、最后的目的。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养成心理上的习惯，其中最重要的是虚心、知识的诚实和责任心；对于社会来说，就是把道德的目的与社会的目的统一起来，使学校本身就是社会生活。

自1919年9月20日起，杜威每逢星期六在北大法科大礼堂演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共计十六次，翌年3月6日结束，胡适翻译。杜威认为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有病、纷乱不定，而社会、政治之所以纷扰不安的原因，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兴趣，把别种人群的利益、兴趣都压下去，结果一种人群独占优胜，那被压下的不平起来便与优胜的发生冲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实际的社会与政治的影响，有两种极端的学说：极端的理想派和极端的唯物派，都犯了过而不及的毛病，因此他提出第三种哲学，即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找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并对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性质、范围和用处，提出批判的标准，并就三大类问题（政治、法律的问题，知识、思想界的问题，社会生计和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最后总结了民治与教育的关系，民治的根本观念，便是对于教育有很大的信仰，这个信仰，便是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教的，不知者可以使他们知，不能者可使他们能，这是民治的根本观念。民治便是教育，便是继续不断的教育，出了学校，在民治社会中服务，处处都得著训练，与在学校里一样个人的见解逐渐推到全社会、全世界，教育收功之日即全世界共同利害的见解成立之日，岂但一国一社会的幸福而已。期间杜威兼讲演“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等。

1920年4月起，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专设讲席一个半月，主讲“教育哲学”“哲学史”“实验伦理学”等内容。在“教育哲学”中，杜威主要讲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教育的性质，二是学校教育。在教育的性质中，杜威讨论了教育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教育的效果是什么，如何去判断教育的效果。杜威对教育本质的分析和对教育价值的探讨，使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认识更加深刻明了。在学校教育这一部分中，杜威首先讲述了学校的三要素，后重点讲述了他所强调的经验，论述了经验的要素和性质；同时对职业教育和道德教育也表达了他的见解。杜威还讲授了“哲学史”，在这一部分中，杜威从希腊最初的哲学讲起，分析了最初的哲学中所研究的自然、知识、人的问题，深度剖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同时做出了自己的点评，分析了哲学家们的多种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最后在“实验伦理学”部分中，杜威首先就伦理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伦理学是研究思想的。而这种思想是求正确知识不可少的工具，也是避去荒诞谬误知识不可少的工具。”伦理的重要，就是要锻炼自己的思想，发挥自己的智慧，想出适合的方法，最终走向正确的道路，不会产生恶劣的后果，这样才能创造人生的幸福，为社会谋进步。杜威讲授了思想、归纳、演绎、证实、判断、结论等的发展历程和要点等，将实验伦理学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讲授给大家。

1920年5月19日，杜威在扬州游览瘦西湖风景。5月20日，在扬州大舞台讲演，上午讲演“教育与社会进化之关系”，下午讲演“自动之真义”。在“教育与社会进化之关系”讲演中，杜威认为只有明白社会进化的几个方面，才能明白学校的责任有哪些，他从三个方面讨论了社会进化这一主题，同时提出了学校到底应该重视哪些方面。第一是社会的健康如何？杜威认为：“社会的健康如何，必须拿一般人民的健康做标准，只有人人身心健康，个个精神活泼，然后社会才有进化的希望，所以在教育当中，应该重视学校的体育一科，促进社会全体的健康。”第二是经济的状况如何？杜威认为：“经济状况也要拿全体人民做标准，中国现在的情况应该多使用机器，提高生产，学校教育也要使学生不断用自己的脑力，对社会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第三是自治的程度如何？杜威认为：“共和的政体，就是自治的政体，自治的人格不仅对自己、对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提高人们的知识和判断力，才能使人民自治。”要提高自治的程度，学校教育应该注重提高人的知识，增强判断力，今日学校中的学生，就是他日社会上重要的人才；要获得社会上完满的人才，全在于今日学校的培养。下午讲演的“自动之真义”中，杜威提出：“自动，不是任性去做。真正的自动，是和社会的进化互相连带的，是和社会的利益互相牵制的。”要注意自动有三要素：发展精神、临机应变和集中力，本着这三个要素培养儿童，以儿童为中心，才能够将儿童培养成为有生气的儿童，才能使个人提高，社会进步。

1920年5月27日，杜威乘车抵达上海，同行者有其夫人、女儿及刘伯明、杨贤江，当杜威等人到上海时，黄炎培、沈恩孚等人到车站迎接，后一起在上海沧州旅馆内讨论。杨贤江和黄炎培等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和杜威的思想都有着相通的地方。如在体育方面，杜威认为：“想要使中国的社会健康，就要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杨贤江重视体育对中国的现状的影响，强调“现代人”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充实的精神，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超群的才能，将强健的体魄放在了首位。在职业教育方面，杜威提出：“职业教育的声浪一天高过一天，因为人人都要有谋生的机会，人人都要有职业的企求，所以职业教育是最切实要的了。”他不仅认为职业教育为基本需求，同时强调了职业教育有其必要性，“人在世上，俱当有职业，俾可从事为人类谋幸福，及对于社会有所贡献，总求所做的事，必能适于社会的需要才好。人若无相当的职业，便可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寄生虫，在社会中吸收社会的精髓”。黄炎培对于职业教育有着与杜威相似的见解，他强调个人谋生，也重视服务社会，既强调职业技能训练，也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既强调一技之长，也重视全面发展，并且对职业教育规律进行探讨，对当时中国最急需解决的生计问题开展研究。

1920年5月31日，杜威在上海同济学校讲演“专门教育之社会观”，由刘伯明翻译。在这次讲演中，杜威主要讲述了专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杜威首先提出专门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一部分，而职业教育的要旨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提高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生活。杜威认为人生活在世上，都要有职业，而从前重视文雅教育，轻视专门教育的现象，造成出现了许多社会的寄生虫，所以杜威反对文雅教育和专门教育不能并立的观点，指出要重视专门教育。杜威认为：“中国的教育前途，也当根据近今的趋势而定方法，最要紧的一层，无论什么，总须适合于社会的需要，更要放出巨大的眼光、广远的理想来，根据着平民主义的趋势，创造新社会，阶级制使不宜效法的；务使各个人能发挥其固有技能，成为社会有用的分子，定好了这种目标，教育方法也就由此可得。根据现在的情形看来，为增高国内经济的状况，与社会的程度，专门教育实在算最需要不过了。”同时杜威强调了专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专门教育的后头，时时须有个社会的背景放着，社会方面的关系，是最不能忽视的。”杜威认为，世界上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有很多，不仅有医学，还有很多能够提高经济状况，改良生活的学科和职业，这些都对社会有着重大的贡献，所以专门教育并不是狭义的，中国应重视专门教育的发展。在演讲中，杜威就当时中国的情形提出：“我们知道救国事业，非一时所能做到，非一时激烈举动所能成功的。我们试验我们的能力，便得求专门学问创造社会上做功夫。”

1920年6月3日，杜威夫人艾丽丝在江苏勤业女师做了题为“女子教育的真义”的演讲，陆秀贞担任翻译。艾丽丝·奇普曼·杜威作为约翰·杜威的妻子，是美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她在促使青年杜威的理智兴趣从古典哲学扩大到现代社会领域，特别是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她参与创办和管理芝加哥实验学校，协助杜威将他提出的理论原则应用于学校生活，并不断加以修正与调整。艾丽丝为美国女性争取平等的教育和政治权利而努力，在与杜威的远东之行中也为中国的男女合校运动做出了贡献，研究杜威的教育理论和社会行动不能忽视艾丽丝的存在与影响。艾丽丝不仅拥有“杜威夫人”这个人尽皆知的头衔，她还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阵营的一员，在推动美国学校从僵化的形式主义教学到注重儿童心理发展和需要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艾丽丝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终生为美国女性争取教育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努力，也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受教育权做出了贡献。

民国初年的中国，也在经历女性争取教育权利运动的风潮。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实行男女分校制度，设立专门女校，而大学本科则不向女性开放。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使教育界争取废除男女分校，允许女性进入大学的呼吁日益高涨。在中国的两年间，杜威夫妇也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杜威在中国各地发表演说，艾丽丝也是各地女性团体中受邀的常客。在中国期间，艾丽丝也利用媒体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女性教育的状况。1920年，北京大学决定招收九名女生，中国女性第一次走入大学的大门。艾丽丝以《中国女性摆脱束缚》（The Chinese Woman Throw off her Bond）的文章投书《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向美国读者介绍第一批进入北大的女学生在当时的华北旱灾中的社会志愿服务。

艾丽丝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教育权利的努力 ，得到了中国教育界人士的尊敬。杜威夫妇在南京举行暑期讲习班时，金陵女子学院授予艾丽丝名誉校长称号。在回到纽约之后，中国留学生代表授予她一枚勋章，以感谢和表彰她的贡献。

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隆重举行第二次荣誉博士授予典礼，决定授予杜威荣誉哲学博士学位。在授予典礼上，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在场嘉宾纷纷鼓掌赞同。因杜威60岁生日宴上蔡元培指出，杜威生日也是中国古代先贤、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孔子的诞辰之日，并且蔡元培对杜威及其学说十分推崇，不仅授予其北大“哲学博士名誉学位”，更称他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故本次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也对蔡元培高度评价：“将世界各国大学校长进行比较，如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他们当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能领导一所大学对民族和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两位世界文化大师，“五四”时期在中国聚首并结下不解之缘，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中美文化交流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1920年10月25日，杜威夫妇抵达长沙，并于26日在遵道会讲演了“教育哲学”。刘树梅翻译，省长谭延闿亲临会场，并任会议主席，会场座为之满。“教育哲学”是杜威在华五大演讲之一，首先，杜威提到了教育和教育哲学的重要性，杜威认为：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儿童出生后很弱，通过教育才能达到成人的水平。其次，杜威论述了教育的三个方面：儿童即教育的根基、社会即教育的目的、学校和教材即实现教育的途径。再次，杜威讲到科学在教育上的影响以及科学的内容或教材在教育上的关系，这在教材上表现在减少偏重文科的学科，增加了注意实证的学科，在教法上表现为以直接的观察和实验代替了传统的记诵方法。此外，杜威还论述了职业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问题。关于职业教育，杜威认为，教育和实业应当联系在一起，这有利于解决劳动问题，使劳动家接受一定的教育，能够对目前从事的工作有新的认识，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要想达到此目的，就要加强学校与工界的相互联络。在论述道德教育时，杜威提出，我们平时是孤立着看道德的，把它和智育分离开来，甚至认为，各安其分就是道德。真正的道德需要积极的发展，需要极其丰满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一切道德都含有社会性，在学校里应当培养学生的社会性道德，这并不是单独拿出来训练的，而是要与学生在校期间的一切生活和精神活动联系起来。“教育哲学”内容丰富，为当时和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921年4月6日，杜威应厦门大学校长邓芝园之邀来到厦门大学，并做了“大学的旨趣”讲演。杜威认为：大学是最高学府，中国旧大学是为政治服务的，而现在科学进步，大学应该培养领袖人才，事事向前努力，不能退后。领袖好比开路先锋一样，他走的路不错，别人自然会跟着他走。现在中国大学应该培养以下两种领袖：一是工商业领袖。中国拥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不研究实业，这已经不适用了，要把旧式文明变做新式科学才行。各国实业发达是由于智识奋斗的结果，中国要和世界各国竞争实业，定要从这方面着手，而研究工商业的方法，就是从大学里做起。二是要培养政治和社会的领袖。中国自革命后大家都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究其原因是缺乏领袖人才。大学越多的国家，产出的领袖也多，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所以，要通过大学来培养新的领袖人才，他们能够把脚跟站稳，让旧官僚无容身之地。大家都知道，道德比智识还要紧，道德方面发达之后，物质文明就会有所进步。还有一层，就是关于通力合作。中国内部的界限分的太清楚了，导致小团体盛行，要想国家富强，必须要打破这种界限。“通力合作”的意义，于大学中可以看出两种：一是用功，二是不用功。在这里用功是为人，不是为己。不用功大家都知道是坏的，但若用功太甚，也是不对。假如太钻研于功课，不免就会把世界潮流隔开了。另外，有智识而不用，是无用的。对大学生来说，校内活动非常重要，譬如运动和游艺会，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有共同研究的好处。大学培养的领袖人才，光有智识不够，还需会用。中国想要推翻旧人物，运动场中的生活万万不可少，在运动场中，含有道德和社会的意义。假如能养成团体合作的好精神，无论办什么，都可以本着互助的精神来发挥。大学学生的公共团体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体观念，这不需要教师传授，这告诉学生不能事事受人指挥，要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在演讲最后，杜威发出了呼吁：我希望贵校诸君，不但对于功课方面要研究清清楚楚，就是对课外自治方面，也要格外努力啊！

1921年4月29日，杜威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进行了“自动道德之重要原因”的讲演。杜威提到，中国以静的及被动的道德著称于世。他解释道：静的及被动的道德，就是忍耐的、坚强的性质，亦即是服从尊长及尽忠尊长的特性。动的道德就是创造的、冒险的、建设的能力，亦即是公民自行负责的，不肯让长者去负责的。在专制社会，第一种道德尤显而易见，但在民主主义社会，必须要养成公民自己负责任，维持社会治安，积极建设，训练有创造性的心力。对于发展国民好的心性，杜威讨论了两点。第一，要有正当的教育。要培养刚健的、有创造力的国民，从而帮助国家做新事业。养成强健的身体，则要通过游戏和运动，通过此还能培养儿童的观察力，但不是等事情发生了再来观察，而是要使事发生来观察。第二，教师要留心学生的心性。旧教育只知提供知识教材，并不会理会学生的心力，犹如唱片机，皆为同一种声音。教育要将与外界的隔绝打破，注重儿童个性的志趣及自动的能力，让儿童为自己设想，有条理、有目的、有继续地统系，做事务求至于成功。中国国民本性富有创造力，能发明种种事物，但教育如何能保留这份创造力并将其发扬光大？学校有此项能力。注重旧的，则造出做旧事业的人；注重新的，则造出做新事业的人，人人均要有领袖之心，不要随波逐流，这对于发展国民心性有深刻意义，愿诸君共勉。

1921年6月30日，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五团体于午间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夫妇及女儿饯行，席间，五团体各代表范源濂、梁启超、胡适等人均致辞，胡适将杜威的方法概括为两种：历史的方法和试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就是对一桩事要查它的来龙去脉，用在消极的批评上，试验的方法是注重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的，给我们做参考用的，并非天经地义，都要经过试验。鼓励国人以此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杜威夫妇及女儿也分别讲话，杜威首先表示对邀请的致谢，希望中国年轻人与年长的人，既要有渴望容纳新思想的精神，对学理虚心公开地研究，有着毫无守旧的态度，又要有活动能力、实行的精神。如果没有这层，有了前面的精神也是无用的。这是新时代的精神、科学的精神，绝不仅仅是西方的精神。理想方面，常常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先造好政治让它发现好教育还是先造好教育再让它产生好政治呢？这是个循环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杜威一直主张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点。杜威认为中国是一个教育的国家，外面来的人能在知识上引起好奇心，感情上引起好理想，并且也能引起同情心。后杜威夫人对女子教育发表了个人见解和中国之行的收获。从言谈中，可见杜威夫妇对中国此行的收获和诸多感想，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可爱的纪念。

1921年7月18日至23日之间，杜威在济南进行了6次演讲，在演讲结束后，杜威也结束了他的访华讲学。在这6次演讲中，杜威分别探讨了教育者的工作、学校与社会和儿童心理与教育。

在“教育者的工作”演讲中，他提到教育者要注重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就其本身来说，首先要成为一个学者，有研究的嗜好，其次还应该研究儿童心理，以此为基础去教授学生。最后，教师应该是指导者，引导学生学习。“教育之社会要素”中杜威提到了当前世界上的两大潮流：工业革命和普通人民要参与国家政权，并提出应当重视小学教育。“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中杜威讲了学科转变与社会间的关系，并提出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要结合儿童生活，教的知识应该是实用的知识。“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中杜威强调了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他认为教育应该因时因地制宜，不应机械统一。“教育之心理的要素”中杜威提出学校教学应当适应人的天性和心理，使其个性得到发展。小学阶段教育要与手工相结合利用儿童天性，而中学教育要和爱国心相结合，让学生发现学习与自身的关系，从而产生兴趣。“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中杜威提出学校就是小型的社会，儿童在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在教授知识时要注意和事实相联，在学校中培养起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发展学生的创造力、组织力、互助力，知道社会生存的规则，到年长时，便可参与学校管理，即自治，然后到大社会上才能适应。

杜威总结了六次演讲：学校的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分子，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学校能更好地塑造其理想和习惯，教师就是要进行引导，培养学生的信仰、观念、习惯，从而造就更好的人才去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