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陈鹤琴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秉持及践行（1921—1946年）
1914年，陈鹤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获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9月起，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国立东南大学教育部主任等职位。他研究儿童心理，致力于儿童教育。陈鹤琴于1921年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与胡适、陶行知等杜威弟子一起从事教育教学的改革，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秉承着杜威教育思想的精华，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1923年秋，在南京鼓楼自己住宅内开办鼓楼幼稚园，试验科学化、中国化的幼稚教育，以儿童为中心，教人“做人”，培养现代儿童，这符合杜威“儿童中心”的思想。1929年7月创142建中华儿童教育社，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充分践行了杜威的儿童教育思想；1940年提出了“活教育”理论，随后的7年间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践，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其中，“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目的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教学论、“大自然和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课程论，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无目的论”“儿童中心”的继承。1946年，陈鹤琴与陶行知一道成立生活教育社，筹办社会大学。陶行知逝世后，陈鹤琴主要致力于自己教育思想的实践和推广。
（一）提倡“活教育”
1.“活教育”思想的诞生
陈鹤琴幼时在私塾读过书，对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深有感悟，虽然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作用，但它压抑了儿童的童心，把活的教学内容变成了“死教育”，以陈鹤琴为例，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私塾生活：“读了十部书，大概认识了四千多块头字，书中的意思，可说茫然不知，块头字的意义也多半不了解。八股文章没有开过笔。一封信、一张字条也写得不通。”[1]因此，可以说“活教育”思想与他幼时所接受的私塾教育有着很大关系，他想要以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将儿童从牢笼中真正地解放出来。与幼时私塾经历所不同的是，陈鹤琴在美国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在美国期间他曾先后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霍普金斯大学中教师直观生动的教学方法，给他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曾提到：“教授的教法又新颖又实际。他不是空讲的，每次讲演总有许多标本给我们看。”[2]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书期间，陈鹤琴师从杜威的学生克伯屈，也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对20世纪前期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运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对“活教育”思想的诞生也有一定影响，陈鹤琴自己也承认：“‘活教育’并不是一项新的发明。它的理论曾被世界上不同的教育界权威创导过。当作者从1914年到1919年在美国接受教育时，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提倡美国进步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3]
“活教育”思想首先应该是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陈鹤琴说：“我提倡的活教育是和杜威的学说配合的，因为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如所走的路子、所用的方法有相似之处。”[4]但同时，“活教育”思想又不单单是直接照搬，而是对杜威教育思想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儿童教育思潮的趋势和杜威的学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活教育是接受着世界新教育的思潮，并和杜威一样地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正如陈鹤琴所说，不只是继承，更多的是在创造，创造一种理论和方法，来改变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5]综上可知，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诞生以来，就结合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进行改造，成为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
2.“活教育”理论体系
陈鹤琴所提出的“活教育”理论是他长期从事中国教育改革和探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充分吸收了杜威“尊重儿童，尊重实践”的思想，“活教育”思想体系包括目的论、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等。
（1）“活教育”的目的论
“活教育”的目的论包含三部分，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生而为人，首先是万千同类中的一员，所以要有一种跨越种族、宗教、阶级的大爱，热爱人类；同时，还应该热爱真理，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真理，此为“活教育”的第一层目的，即“做人”。这一层目的与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相符合，杜威认为，教育除了其本身之外并无其他目的，人的生长和发展就是教育的本来目的。但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总是要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的，基于此，陈鹤琴提出了“活教育”的第二层目的，即“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说：“今天我们生在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作为中国人，必须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同胞，一个国家的人们应该团结起来，“尽力来提高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为自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活教育”理论产生的时期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中，中国人民肩负着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正如陈鹤琴所说：“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人民生活的艰苦，有如水深火热，但亦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担负了一个历史任务，那便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6]1942年发表在《活教育》上的《活教育要怎样实施》中，他明确提出现代中国人应该具备以下五个条件：[7]
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
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
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
第四，“要能够合作”；
第五，“要服务”。
“活教育”的第二层目的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有相似之处。杜威认为，儿童的学习要适应社会生活，学校所呈现出来的，一定是“对于儿童来说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学校应该是简化版的社会，是社会的雏形状态。杜威也曾论述过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8]，这一论述充分肯定了教育之于社会的作用。在杜威看来，教育就是一种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个人通过活动来适应社会改造。陈鹤琴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目的：教育不仅仅是要适应当前的社会，还需要培养人才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强。“活教育”目的论体现了人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做人”出发，逐步赋予个体以国家意识、民族观念，直至胸怀天下，成为世界中的中国人。
（2）“活教育”的教学论
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陈鹤琴主张“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曾在文章中说道：“杜威博士提出从做中来学。在这里，我们更近了一步。不但要从做中学，我们还提出从做中教，从做中求进步。正像杜威博士在芝加哥实验学校那样，我们强调儿童各类生活活动都要在户外……他们在做与教中取得的直接经验，则是求得进步的主要因素。”[9]“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思想包含了他对“学生主体”和“教师指导”关系的认识，在师生关系上，一改往日教师“专制”的局面，要求教师转变自己的身份，不再做发号施令者，而是要充当指导者和引路人，更重要的是，要将儿童看成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个体，尊重儿童的想法，在教学的过程中与儿童共同进步。另外，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了解，以往的教学通常是注入式的，尤其是古代的私塾教育，整个教学过程呆板无趣，儿童的天性被牢牢的束缚住，教师只一味地传授知识，对儿童的要求也只是背会即可。“活教育”则恰恰相反，陈鹤琴指出要打破当前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教育现状，改变儿童在传统教育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在活教育中，儿童享有充分的权利，他们能够亲身参与到实践中去，在生活中、在自然中汲取知识。“活教育”把学习的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10]
① 试验与观察：这是学习的第一步，孩子们需要从试验和观察中获得知识；
② 广泛阅读和运用参考资料：在观察的基础上，孩子们需要阅读更多的书和参考资料，以便从中可以获得更多更有用的知识；
③ 发表与创造：基于上述两步所得到的知识，孩子们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有所发明创造；
④ 批评与研讨：孩子们的认知水平还不够高，其认识可能存在欠缺或偏差，这时就需要与同伴共同讨论和研究，必要时可以请老师讲解，使得知识的学习更加准确。
陈鹤琴以小孩子学习有关青蛙的知识为例来解释这四个步骤：在学习的开始，他需要观察和研究活的青蛙，这是第一个步骤，即“试验与观察”；有了这个基础，他就可以去看参考书，无论是科学小品、故事还是儿歌均可，都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青蛙，这是第二个步骤，即“阅读参考”；有了实践获得的经验和参考的书本资料，他就可以写一篇观察报告或者编一个木偶戏，这是第三个步骤，即“发表与创造”；有了前三步，孩子心中已经大概掌握了有关青蛙的知识，这时就需要和同伴或老师进行讨论，以达到准确无误、精益求精的效果，此之谓第四个步骤，即“批评与研讨”。为了更加具体地阐述自己的教学思想，陈鹤琴又提出了“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11]
原则一：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
原则二：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原则三：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
原则四：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
原则五：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
原则六：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
原则七：比较教学法
原则八：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
原则九：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
原则十：替代教学法
原则十一：注意环境，利用环境
原则十二：分组学习，共同研究
原则十三：教学游戏化
原则十四：教学故事化
原则十五：教师教教师
原则十六：儿童教儿童
原则十七：精密观察
综合这17条教学原则，我们不难从中发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子：首先，在教学中，陈鹤琴十分强调儿童要亲自去做，这与杜威的“从做中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次，他十分重视儿童直接经验的获取，这与杜威所推崇的“以活动为中心”和“以经验为中心”不谋而合；杜威曾说：“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关系的基础。”[12]因此，陈鹤琴提出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利用环境。再次，“活教育”的教学论体现出了要尊重儿童的特点。陈鹤琴曾说道：“儿童的活动组织我们依据两个原则来拟定。第一个原则是‘根据儿童生活需要’，第二个原则是‘根据儿童的学习兴趣’。”[13]而杜威在其“儿童中心论”中也提出了要尊重儿童主体地位，认为“教育上的问题在于怎样抓住儿童的活动并予以指导”[14]，还提出，“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认为作为教育者要时常关注儿童的兴趣，这些兴趣能够体现出儿童的发展状态，并以此来判断“儿童将进入哪个阶段”；作为成年人，要不断地对儿童的兴趣“予以同情的观察”，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到儿童的生活中，才能真正读懂儿童。[15]
除以上几个特点，我们还能发现，“活教育”的教学论是陈鹤琴以心理学知识为依据，在了解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而提出的，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外，陈鹤琴还提到了教学方法：他提出教育儿童要采用积极的鼓励，尽量避免“禁止做……”式的教育，要对儿童进行积极的暗示，其中包括父母师长要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暗示来让儿童学会道理。在教学中还可以采用比较、替代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均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对变革教学方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陈鹤琴“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思想继承了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做中学”的思想，同时他还是将杜威的“儿童中心论”思想进行实践的先驱。在他的实践中，学校的一切设施和一切开展的活动都以儿童为中心，给儿童自由，并对儿童表现自己的兴趣进行了相应的指导。
（3）“活教育”的课程论
在课程方面，陈鹤琴主张“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反对以课程和教材为中心。在中国传统教育里，课程是固定的，在学校中，学生学习的内容被叫作“书”，教师教授的内容也被称作“书”，仿佛“书”就是“教育”，严重束缚了儿童的思想，阻挡了儿童看世界的目光。陈鹤琴说：“把一本教科书摊开来，遮住了儿童的两只眼睛，儿童所看见的世界，不过是一本6寸高、8寸阔的书本世界而已。一天到晚要儿童在这个渺小的书本世界里面去求知识，去求学问，去学做人，岂不是等于梦想吗？”[16]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儿童都很死板，毫无生气和创造力可言。在教学内容上，杜威提倡学校教育“应当采取儿童在家庭里已经熟悉的活动”[17]，要以“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为教育的素材，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和兴趣，陈鹤琴亦是这样认为。在“活教育”中，课程和教材不再那么死板无趣，都是符合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的需要的，大自然、大社会都可以成为儿童学习的教材。陈鹤琴说道：“活教育的课程是把大自然、大社会作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去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并将其看作是“活的知识宝库”，是可供儿童学习的。[18]此处可以看出陈鹤琴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发展，杜威提倡的“做中学”还是在学校这个环境中进行的，而“活教育”则是跳出了学校这个圈子，认为儿童学习不仅仅要在学校中，更重要的是要去学习大自然和大社会中的“活”的知识。
杜威认为，课程的中心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儿童之所以对所学知识感到厌倦，是因为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过大，往往不能学以致用，“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来说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19]。使儿童学习到的知识成为儿童经验的一部分。“活教育”亦是如此，陈鹤琴虽然反对传统的以书本为中心的教育，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书本和教材所发挥出的价值，他认为，书本和教材要更有针对性，要适应不同学生的不同个性和需求。陈鹤琴说：“如果恰当地用作参考资料，书本是有用的，但不应像过去那样，把书本作为学校学习的唯一材料。”[20]另外，杜威反对分科教学，认为分科教学会使知识的统一性受到破坏，在文章和讲演中多次论述了分科教学的弊端：“儿童一到学校，多种多样的学科便把他的世界加以割裂和肢解。”“已经归了类的各门科目，是许多年代的科学的产物，而不是儿童经验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杜威提出“教材心理学化”的主张：“因此，就需要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它必须心理化。”[21]同样，陈鹤琴也不赞同分科教学，在学前和小学阶段的儿童还没有形成学科的概念，而传统的分科教学很明显不符合教育和心理学的原理，它将知识割裂开来，使得儿童所学到的都是碎片化的知识，很难统一起来，很难形成对世界的完整印象，因此，“活教育”提出了“五指活动”来代替传统的学科教学。“五指活动”具体包括儿童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陈鹤琴指出：“它之所以称为五指活动是因为这‘五种活动’正像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各个指头相互联结构成一个整体。五个中缺少一个就会破坏这个活动的目标。”[22]这说明了五种活动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共同促进儿童身心的发展。这是对杜威教材“心理学化”的发展，“五指活动”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将儿童从传统教育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让儿童在活动中学习，以适应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
（4）“活教育”的德育论
杜威认为，“家庭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在家庭当中儿童可以获得一定的教养和道德上的训练，而学校的任务是要将他在家庭中所获得的道德知识和教养进行扩展和加深，提出“社会机体以学校为它的器官，决定道德的效果”。[23]因此，学校具有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任务。在进行道德教育时，除了要教给学生一定的道德知识，还需要让学生在学校和社会中进行实践，认为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是人们在工作和思想的统一中跟别人发生适当的关系而得来的”。陈鹤琴也十分重视学校的德育功能，他曾说：“训导工作在整个的教育工作上可说是最繁重最重要的。”[24]在《训育的基本问题——确立训导原则》中陈鹤琴提出了13条训育原则，具体论述了如何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
① 从小到大
② 从人治到法治
③ 从法治到心理
④ 从对立到一体
⑤ 从不觉到自觉
⑥ 从被动到自动
⑦ 从自我到互助
⑧ 从知到行
⑨ 从形式到精神
⑩ 从分家到合一
⑪从隔阂到联络
⑫从消极到积极
⑬从“空口说教”到“以身作则”
从这13条基本原则中可以看出陈鹤琴的某些德育思想，例如，他强调儿童的自觉，认为儿童身上存在潜在的力量，那么教师的作用就是要将儿童的自觉性唤醒，在唤醒自觉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自动”。他也强调对儿童施行道德教育时，学校、家庭和社会要打破之前的隔阂，要对外保持一致，以保证学生所习得的德性是受用的；杜威曾说，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能有两套原则”[25]，在这一点上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陈鹤琴还强调教师不能高高在上，要和学生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有利于师生间的交流和沟通。另外，他还批判了传统教育中智育和德育“分家”的状况，提出全体教师都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责任和能力，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对他的品格形成影响，另外负责德育的教师也要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从而改善德育工作；杜威也提到了学校中智育和道德训练呈现了可悲的分离状态，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学校德育工作来说是有害的。陈鹤琴还提出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活动，而不是对学生进行消极的防止和制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杜威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即“当把重点放在矫正错误行为，而不是养成积极服务的习惯时，训练是病理的”[26]。杜威还认为，学校的道德训练有形式主义的色彩，坚持学校所提倡的诸如“敏捷、整齐、不干扰别人的工作”等的良好习惯或多或少是“不真实的”，儿童真正需要的是“发现一切有利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事物，并实行这些原则的兴趣”[27]。陈鹤琴也认为，传统教育中的学校大多只注重对学生进行外部行为的约束和要求，反之，恰恰遗忘了其内部的动机，因此要注意引导学生形成对道德的内在认同，即转化为“自动自觉”的状态。
这些原则对当代的学校德育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形成学生的良好品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活教育”的实践
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杜威开办了自己的试验学校，虽然最终因为内部人事问题而停办，但在世界范围内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试验学校中，杜威坚持“教育即生长”的原则，主张不给儿童施以外界的压力，而是让他们在团体中自动生长；在课程上，杜威坚持课程的开办要适应儿童的心理条件，关注儿童的兴趣，以此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让儿童能自动自发地学习；杜威还强调儿童在学习时要遵照“从做中学”的学习方法，因此试验学校开办了一些诸如烹饪、木工、缝纫等的课程来供儿童学习，但同时杜威又说，学校里的这些“作业”并不只是学习某种职业的手段和方法，也不是为了学生能获得某种技术，而是将它们作为“理解自然的原料和过程的活动中心”，作为引导儿童“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28]教学材料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书本，而是从儿童的日常生活出发，将学校看作家庭生活的延续，让儿童学习经验性的知识。陈鹤琴这样评价杜威的试验学校：“杜威建立自己的试验室——试验学校，是当他在哲学与心理学上已获得了特殊的理解之后，他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场所，使他的理论和原则得以经受实践应用上的考验。”“杜威创办试验学校，是准备以他们的努力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积弊的。”[29]
与杜威一样，陈鹤琴在践行自己的“活教育”时，主要在自己创办的幼稚教育机构中进行。我们可以说，自“活教育”诞生以来，陈鹤琴就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他的教育改革试验和实践，此处，我们只以江西试验幼师为例来看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实践。
1940年10月在江西省泰和县文江村大岭山松林中，出现了一所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试验幼稚师范。为顺利开办学校，陈鹤琴亲自选定地点，画好图样，采办材料，条件虽然简陋，但校内教室、寝室、大礼堂、阅览室、诊疗室、练琴室等等一应俱全，并且陈鹤琴还带领教师发现了泉水，解决了学校和当地村民的饮水问题。此外，他还和师生一起开荒、筑路、辟操场、编草、种菜、养猪养鸡，开辟出了一个“荒山中的乐园”。在教学中，陈鹤琴始终坚持将“活教育”贯穿其中，教学目标首先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的中国人，其次才是培养优良的幼稚教师；坚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活教法是在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活教师用活教法，教活教材，才有活学生；活教师，活学生，集中力量，改造环境，才有活社会”[30]。在课程中，选用公民、体育及游戏、卫生、国语、自然、社会、美术、家事、音乐、教育概论、儿童心理、保育法、幼稚教育、时事研究、农艺、工艺、实习等共18门，从生活教育、试验课程、活动课程方面来进行教学。另外，从校歌中也能发现当时学校教育的特点：“做中教，做中学，随作随习。活教材，活学生，活的教师。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工作室。还要有手脑并用，文物合一。”自1940年成立到1946年撤并，在“活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江西试验幼师共设立了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五部分，另设有国民教育试验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儿童教育和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总之，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提出和体系的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有着陈鹤琴自己的思考和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恰当认识。自诞生之日起，“活教育”思想就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包含的教育理念值得我们深思。
（二）强调家庭教育
1914年，陈鹤琴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童心理”一课，在教学过程中，他对于儿童心理有了深厚的了解。第二年，他的长子一鸣出生，他将自己的儿子作为观察对象，对他的生活进行了密切的观察，特别是他的身心变化，并且在生活当中还进行了各种教育试验。在试验中，陈鹤琴认识到：“儿童之心理与学习之性质及原则，以为施行家庭教育之基础。”[31]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由于受到封建宗法制儿童观的影响，家长习惯将子女当作自己的所有物来对待，对子女强调家长的支配地位和服从性。陈鹤琴批评某些家长以声色俱厉的言行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好像专制时代的主人们对待他们的奴隶一样。家长对于孩子的心理并不了解的现状，让陈鹤琴不断研究儿童心理，并提出了家庭教育的思想。
陈鹤琴认为家庭教育不仅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这同样是挽救中国所应该重视的问题，他说：“儿童是振兴中华的希望，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32]陈鹤琴认为：“小孩子的知识之丰富，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33]他还指出：“幼儿个性形成的最初基础，也是在家庭中奠定的。家庭对幼儿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的影响是极大的。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个老师，父母应尽到教育好孩子的责任。”[34]在他研究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杜威批判不顾儿童个性特点的行为，重视以儿童为中心，杜威指出：“如果对于个人的心理结构和活动缺乏深入的观察，教育的过程将会变成偶然性的、独断的。”[35]陈鹤琴同样是在研究儿童的心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陈鹤琴让人们了解儿童的心理，提出了如何根据儿童的心理进行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儿童为中心。
1．家庭教育的原则
（1）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好儿童
陈鹤琴在《家庭教育》中提到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认为家庭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成效可言的。儿童心理特点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只有了解儿童的心理才可以实施相对应的教育。他将儿童的心理总结为七个方面：
第一，小孩子是好游戏的；
第二，小孩子是好模仿的；
第三，小孩子是好奇的；
第四，小孩子是喜欢成功的；
第五，小孩子是喜欢野外生活的；
第六，小孩子是喜欢合群的；
第七，小孩子是喜欢称赞的。[36]
这七条是儿童心理的主要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家长们应该做出相对应的措施，如“准备良好的设备使小孩子得着充分的运动”, “事事谨慎，务使己身堪有作则之价值”。[37]“赞许心，我们做父母的教育小孩子时应当利用，然而不可用的太滥，以滥就失掉它的效用，反不若不用为妙。”[38]陈鹤琴所提出的这些特点和应对的方法，都是帮助父母在保护孩子天性的基础上进行教育，杜威同样指出：“教育必须从心理学上探索儿童的能量、兴趣和习惯开始。”[39]陈鹤琴说：“儿童不是‘小人’，儿童的心理成人的心理不同，儿童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他的本身价值，我们应当尊敬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40]
（2）了解儿童的学习性质与原则
陈鹤琴认为，我们要想使孩子学习与成长，就应该知道儿童是怎么学的，他们的学习有什么原则。他认为：“儿童生来就有三种基本能力，即感觉、联念和动作。”[41]学习就是先感觉外界的刺激，然后把所感觉到的事物与所有的感觉联合起来，再发生相当的动作去反应外界的刺激，并且刺激和反应是能看出来的，而联念是看不出来的。根据这些特点，他提出了学习的原则。第一，刺激的原则。小孩子的头脑简单，不能够用抽象的事实去教他，应该先具体后抽象，从父母的以身作则开始，从一个优秀的成长环境做起，使孩子获得良好的刺激。第二，联念的原则。陈鹤琴提出：“凡能使小孩子快乐的刺激容易印刻在小孩子的脑筋里。”“凡刺激发生的时间愈长次数愈多，那联念也愈坚固。”[42]所以想要使小孩子学习，就要让他们对于所学的知识产生兴趣，想要使小孩子的知识联系紧密，就要不断的巩固。第三，动作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中，陈鹤琴提出要重视小孩子开始的学习。“无论什么事，第一次做的好，就容易做的好，反之，第一次做错，第二次也容易做错。”[43]所以父母要对孩子的第一次格外注意。在养成习惯的问题上，他强调不能够有例外，而破坏养成了的习惯。在学习的问题上，要注意自己做，自己动手，父母要给予他学的机会。这些都是父母所应该了解的如何让自己的孩子进行学习的知识。杜威曾提出：“理想的家庭还要有一个小型的试验室，以指导儿童的研究探索。”[44]这也是强调了家庭当中的学习。
2．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陈鹤琴以他所总结的儿童心理规律为基础，提出了家庭教育当中应遵循的一系列原则。
（1）以身作则。家长在孩子面前树立良好的榜样，用自身的行为去影响和教育孩子。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父母在家中的行为很自然地会被子女模仿，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子女产生影响。为了正确地教育自己的子女，父母要时时注意给孩子正面的影响。陈鹤琴提出：“我们晓得小孩子生来是很好的，也是无知无识的，父母怎样做，他就怎样学。做父母的一举一动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小孩子的。所以做父母的是怎样一种人，他们的小孩子大概也做怎样的一种人……总之，做父母的行为好，做小孩子的行为大概也是好的。反过来说，做父母的行为坏，他小孩子的行为大概也是坏的。”[45]陈鹤琴强调父母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重视在生活的点滴小事中对孩子的暗示和以身作则，并且在对待子女的方式方法上，家长之间不要矛盾、对立，这样才能让孩子在生活中、行动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养成教育。陈鹤琴认为在幼儿的时候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错过了培养时期的话，以后再进行补救是很困难的，所以孩子从幼年开始就应该进行训练和培养，在生活当中长期训练，多次重复加以巩固，养成良好的习惯，尤其是卫生习惯。
（3）宽严适度。陈鹤琴强调，父母要给孩子真正的爱，而不是溺爱。没有原则的爱，会损伤孩子的身心发展。尤其是当小孩子以哭来要挟的时候，做父母的应当绝对的拒绝他。陈鹤琴提出：“凡是小孩子能够自己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替他代做。”[46]除了溺爱，陈鹤琴还提出了专制教育的危害，他认为这种管教方法，只能摧残儿童的创造力，束缚儿童的思想。两种教育“都失其平，不得谓之良教育”。教育孩子要从孩子的实际出发，由浅入深，针对孩子的情况提出合理的教育要求，才能够给予孩子积极的影响。
（4）教育一致。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要一致，家长之间不要矛盾、对立，不能“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样会使孩子无所适从，引起轻视父母之心，只有步调一致，才能使儿童按着统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一原则还表现在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教育要有一致性这一方面。陈鹤琴提出：“幼儿园的老师一定要和家长密切配合，共同教好儿童。”[47]因为幼儿教育不是家庭和幼儿园能够单独胜任的，需要双方的配合，即“家园共育”。
（5）责罚慎重。正确的批评惩罚，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进行惩罚，首先就要平心静气地考察他到底做错了没有，“做父母的不应当迁怒于子女”，并且在惩罚的时候要顾及孩子也有羞恶之心，尊重他们的人格。
陈鹤琴还总结了家庭教育的方法，包括游戏教育法、积极暗示法、正面奖励法、环境熏陶法和实地施教法。这些方法包含了陈鹤琴多年总结的教育经验，并切实的影响着家庭教育的效果。在游戏式教育法这一方面，陈鹤琴认为在家庭教育阶段，儿童在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游戏，从游戏当中可以获得多种经验。陈鹤琴强调游戏式教育，他认为，游戏能够锻炼儿童的多种能力，提高生活技能。他提出：“游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戏。”[48]儿童通过阅读图画也可提高鉴赏美术的能力和陶冶情绪；通过剪图可以锻炼大脑；通过剪纸可以锻炼灵活的双手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讲话可以认识植物；锤击可以锻炼耐性和动作的发展；等等。可以看出孩子要有充分运动、充分游戏的机会，使孩子在游戏中快乐的成长，获得各方面的提高。杜威也强调了游戏的重要作用：“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对于儿童的教育，无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游戏和娱乐。”[49]杜威认为：“幼儿生活中的最主要时间，是消磨在游戏上的，不是从事他们从大点的儿童那里学来的游戏活动，就是玩他们自己发明的游戏。这些发明的游戏通常也不外是对年长点的人的活动的模仿。”[50]杜威关于游戏方面的见解使陈鹤琴对于家庭教育当中的游戏式教育法尤为重视。
陈鹤琴的教育方法遵循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适应儿童心理，与杜威的“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组织起来”[51]一样，他们都以儿童为中心组织教育活动。
3．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
陈鹤琴认为，家和幼儿园一样，同样需要培养儿童多方面的能力，家庭教育的内容也不是单一的，它承担了德智体美等多种任务。陈鹤琴在看到了中国人民身体状况之后，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要强身先要注意幼年的儿童。”[52]所以陈鹤琴强调儿童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希望通过生活习惯的养成，改变中国人民体弱多病的现状。不仅是身体上的健康，他同样重视心理的健康，只有身心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在德育方面，他强调要从小抓起，教育子女如何“做人”。要教育孩子有同情心，做诚实的人。在智育方面，陈鹤琴主张要让孩子多与外界社会多接触，大胆探索，这样也可以丰富儿童生活常识。只要是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父母千万不要代替他去做，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探究心和好奇心，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接触中获得直接经验。在美育方面，陈鹤琴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使孩子在与音乐、美术等的接触中，陶冶情操，增强审美意识，形成良好的审美习惯。
总之，从陈鹤琴家庭教育思想当中，我们从他对于儿童心理特点的研究和所提出的多种教育原则，可以看出他“儿童本位”的思想内核，他重视要顺应儿童心理特点进行教育，强调游戏式教育，他的思想和实践也可以看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他的多种研究和实践，并结合中国国情上所进行的进一步发展，对家庭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重视学前教育
“五四”前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还有当时国外流行的种种教学方法，都被陈鹤琴加以借鉴和吸收，正如陈鹤琴所说：“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试验，这是从美国试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米勒的主张最得力……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试验的精神去研究。”[53]在这一背景下，陈鹤琴创办了鼓楼幼稚园，作为儿童教育的试验研究基地，对幼儿园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玩具、设备、儿童习惯、幼儿园的日常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在鼓楼幼稚园开办以后，特别是1925年开始系列试验之后，陈鹤琴等人即注意试验成果的总结。1927年3月，他发表了《我们的主张》[54]一文，提出了关于学前教育发展的十五条主张，其中“幼稚园应与家庭密切合作”“幼稚园的课程应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应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等观点可以看出杜威等先进教育思想对陈鹤琴的影响。杜威提出“做中学”，而陈鹤琴的学前教育思想融合了他的“活教育”思想后在“做中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做中教，在做中寻求进步”。陈鹤琴对于学前教育的研究有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课程的研究
杜威重视儿童在教育和课程当中的作用，他说：“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儿童的生长，就是理想所在，只有儿童提供了标准，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是儿童，而不是教材。”[55]儿童是杜威课程理论的中心，组织课程要围绕着儿童的需要和经验，促进他们发展自我的本能，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陈鹤琴也十分重视儿童在课程当中的地位，他提出，幼稚园课程有两个基本原则：重视生活和儿童的中心地位。从生活原则出发，幼稚园的课程要从儿童的实际生活与经验当中吸取，“用适应目前生活需要的方法，去达到将来生活中必会出现的事情”[56]。从儿童中心地位出发，他认为不仅课程要根据儿童的生活与经验，还要适应个别不同能力和兴趣的儿童，包容儿童的多样性。幼稚园的课程要富有弹性和灵活性，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陈鹤琴认为，幼稚园的儿童还没有学科分化的概念，不能将幼稚园的课程分开来教，而应该运用“整个教学法”，将儿童应该学习的东西整个的、系统的教给学生。从生活和儿童出发，不仅体现在课程上，还体现在教学方法上，陈鹤琴认为幼稚园的课程应该游戏化，这一时期的儿童还不能将游戏和学习完全分开，他们感兴趣的是活动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在活动过程中一味地去强调活动结果，会使儿童缺乏兴趣和动力。要使学习过程吸引儿童，就要使活动过程游戏化，创设环境，提供材料使活动更加有趣。
从陈鹤琴的这两个基本原则可以看到杜威“教育即生活”“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的痕迹，杜威认为，儿童的生长要素有游戏、讲故事、观察、手工等等，要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入手对儿童进行教育，而不是专注于书本。同时对儿童的教育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引导他们发挥自己的天性，对知识进行探索，而不是强迫他们学习书本，这在陈鹤琴的两大基本原则当中都体现了出来。陈鹤琴还对故事、图画、读法、游戏、玩具等方面进行了试验研究，分析这些教学方法对儿童的影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他坚持以儿童为中心，使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符合儿童心理，促进儿童积极、全面、自主发展。
2．对幼稚园管理的研究
陈鹤琴认为，幼儿园的管理主要以受教育者为中心，顺应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在幼稚园的目标要求上，应该表现为具体、明确、分化的特点，以便能够具体对照检查。并且尽量运用图片等方式，生动形象的让幼儿理解老师的要求。在幼稚园的管理中，有一项重要的目标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陈鹤琴建议在校园内贴出图画，如“纸屑入篓”“关门要轻”等，图画应由人物及其动作形态和相关物件组成，具体明确，警示幼儿。
幼稚园管理除了要注意目标分化、方法生动形象以外，还应该注意与家庭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家庭和幼稚园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父母可以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幼儿园是向幼儿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专门机构，它可以通过专门的教育者，在专门组织的环境中对幼儿进行教育，所以幼稚园教育应该与家庭教育相互配合，并承担对幼儿教育的主导责任。幼稚园可以通过恳亲会、讨论会、报告家庭、探访家庭等方式，“了解幼儿在家的情况，借此与家长交流感情，便于在必要时间相互合作”[57]。陈鹤琴重视幼稚园的条件和资源，如设备、师资等等，他还特别强调了审美的环境与科学的环境对于儿童的重要影响。“在儿童日常的生活中，提倡为儿童创设有益的、游戏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以及阅读的环境，其中艺术的环境包含了音乐的、图画的与审美的环境。”
对于当时的学前教育，陈鹤琴提出儿童、教材和教师是教育上的三大要素，三者的关系，儿童是主体，教师度量儿童的能力与个性，用种种最适宜的方法，把教材介绍给儿童。[58]这与杜威强调经验的生长，强调儿童兴趣的观点相似。陈鹤琴同样提出，幼稚园课程的原则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两条就是：“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富有弹性的课程，可以适应个别不同的兴趣与能力的儿童。”[59]陈鹤琴在学前教育中的种种观点受到了杜威的影响，并且结合中国学前教育情况，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发展，将它变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学前教育思想体系。
（四）研究小学教育
陈鹤琴自1927年6月出任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到1939年为躲避汪精卫的迫害离开上海这一时期内除了研究学前教育，他还将目光投向了小学阶段的儿童，在小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贡献。他对小学教育的研究基于三个重要的前提：热爱教育事业与研究儿童心理是他开展研究的感情基础，丰富的游学经历是他开展研究的实践基础，对中国当时小学教育发展状况的判断是他开展研究的现实依据。不得不说，陈鹤琴的小学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杜威的影响，他曾经说道：“真正建立小学教育的是美国的教育家杜威，他有理论，也有方法，有理想的假设，也有试验的园地。”[60]而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也曾经提到：“小学教育应比较高等教育特别注意”“关于教育制度，要使小学自己能完成，不只是作高级的预备”。[61]陈鹤琴对小学教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对教师的研究
在提到传统教育的弊病时，杜威提到，由于忽视了学校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来自教师的刺激和控制太多了”，杜威认为教育要坚持以儿童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但这并不代表他反对教师这个群体，杜威认为教师是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认为自由的原则使学生具有特权，而教师被划在圈外，必须放弃他所有的领导权力，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念头。”教师的任务就是依照自己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来引导儿童，使其“得到生活的训练”，他又进一步提出，“实际上，教师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明智的领导者”。[62]教师要成为真正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所具备的知识，远要比教材中的多，这是因为教师上课除了教授知识，更多的注意力要放在学生身上，关注学生的反应，“学生的问题在教材中，而教师的问题却在于学生对待教材的心理活动内容”[63]。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有专业知识，即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相关知识，据此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到的学生的反应，来解释学生的言行，并给予恰当的指导。
陈鹤琴也十分看重教师的影响，在研究中，他提出了做新时期的“新”教师应具备的条件：第一，教师要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性。陈鹤琴曾写道：“一个理想的教师，体格要健全”, “怎样立，怎样走，小孩子看了你，都会模仿你的姿势，所以教师的立与走，都要做小孩子的榜样，不但在教室如此，就是平常也当这样。”[64]另外，他还以美国总统林肯为例，说明相貌的美丑无所谓，关键要有良好的心性，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并将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性看作是一名小学教师的基本素质。第二，他强调教师要有慈母的性情，要热爱儿童。他认为，作为一名小学教师，“一定要有慈母的态度，热烈的心肠，对待学生如儿女一样，那么教师与学生、儿童间自然会产生情感。而儿童对于教师，自有一种信仰心，在教学训练中，一些问题容易解决”[65]。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这在今天的教育中也同样适用。他还提出，教师不应差别对待学生，对所有学生都要一视同仁，要尽力了解每一个儿童的心性，在此基础上开展教育活动。第三，教师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教师的言行举止本就会影响学生，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教师更是他们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因此他提出教师要规范自身举止和行为，为儿童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不能以身作则，示范儿童、感化儿童，也很难收到教学上的成效的”[66]。第四，教师要有怀疑的态度和研究的精神。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换，教育也要随之发生改变。怀疑并不是盲目的否定，而是要在科学客观的分析基础之上而进行，教师还要有研究的精神，在教学中，不能只照搬书中的内容，还应该充分利用大自然大社会中的素材，使其转化为教材或教具。第五，教师之间要精诚协作。陈鹤琴指出，当时学校内存在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教师间形成了很多派别，特别是新旧教师间难以融合，教师作为一个团体，应该打破这种隔阂，相互团结起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和沟通，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2）在管理方面的研究
首先，陈鹤琴提出小学教育的管理应该学术化，学校应建立学术能力强的行政组织机构，以创设良好的学术氛围。其次，他还对学校的校长提出了要求，认为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校长不仅仅要善于管理，还应当精通“各种功课”，能够指导教师的工作，“教员在教什么、教学法如何，全然不了解，那么对于这个教员的好坏，又从何去批评呢？”[67]另外，陈鹤琴发表了《调查小学之方法》，在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小学教育调查的目的、范围、方法等，其中还包括详细的调查项目和标准的调查表。陈鹤琴还提出，小学教育管理应该从细微处入手，校园中的一草一木，均有其存在的价值，学校的布置、校工的训练、甚至对于纸篓痰盂的摆放都要注意到，争取能实现经济、适用，还能对儿童的学习成长产生积极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鹤琴是较早研究学生桌椅的人。他认为，桌椅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有很大影响，假如桌椅不合适，“势必至于驼其背，曲其腰，耸其肩”。[68]基于此，他研究并提出了自幼稚园至小学六年级所适用的标准课桌椅尺寸。杜威也曾对儿童的课桌椅表示过关注，他提出，要想找到从“艺术、卫生和教育”上看完全合适儿童的课桌椅是很难的，他对传统教室的布置、课桌椅的摆放等进行了批判，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只能“静听”，会产生对别人的依赖性。[69]最后，陈鹤琴认为小学教育的管理要合乎规范。例如，在校工的管理上他提出：“许多事校工做的；但决不可听凭校工随便去做，即使有具体的规定，如甲做何事，乙做何事；甲事应何时做，乙事应何时做；但还是不够的，还要事务员随时去训练他们，督促他们。并须制成各种详细的具体表格，以便视察时记录，而作统计与考查之用。”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一系列的规范化管理有利于学校教学和其他工作的稳步进行，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3）在教学方面的研究
陈鹤琴贯彻了其“活教育”的思想，提出要从大自然和大社会中学习，在课程编制上，与杜威试验学校不同的是，他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大单元的形式编制，贴合了中国的实际。此外，陈鹤琴还总结了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70]，共8条，可供参考。
① 寓学于做，即在做中学，只有去做了，才能得到准确的知识，这也有利于教师教学和指导；
② 引发学生的动机，学生学习要有内发的动机，让其主动去做，而教师则要掌握和利用其动机；
③ 用眼的学习比用耳的学习准确，即直观的教学，客观事物本身最是生动形象，实际观察很重要；
④ 教学生相互的指导，即集体教育的原则，在道德教育上尤为显著；
⑤ 开始的学习，要特别留意，特别慎重，儿童习惯先入为主，要求注重一开始的教学；
⑥ 练习时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指导，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指导，防止学生走偏；
⑦ 分类和比较，即在教学生时，要在儿童原有经验的基础上，联系所学的新事物，来帮助学生更好更快的学习；
⑧ 比赛和游戏，即注重儿童学习兴趣，儿童好胜，故要进行比赛，而游戏又是儿童所喜爱的，运用恰当有利于增进教学效果。
另外，陈鹤琴还对教材的编制提供了建议，例如，在国语教科书的编制上，他提出要采用一贯制或单元制，要使课文故事化，以吸引儿童的兴趣；内容要连贯，避免将儿童的生活割裂，内容的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还应当从儿童心理出发，兼顾社会需要，而非将其颠倒；教科书内还应该有许多彩色的插图和标准的封面，在内容上，还应该特别注意“做”。在教材上杜威也曾有过论述，他认为，正是由于分出了许多与儿童实际生活无关的科目，没有遵照儿童的心理和天性，所以不能吸引儿童的兴趣，也就达不到期望的效果。因此，他提出要想使儿童学到知识，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他去实践”，在编制教材时要尊重儿童的心理，应该“根据一定时期活动的主要方面的适当需要”，不能根据“现成知识领域所剁碎的断片”[71]。陈鹤琴还特别注重艺术类课程的教学，希望以此来促进儿童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例如，在音乐教育上，他指出：“我们应当重视儿童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儿童的生活，培养儿童的意志，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能够表现真实的自己，导向于创造性的发展。”[72]
以上通过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陈鹤琴作为接受了西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优秀教育者，不仅吸收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且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研究，总结出了自己的教育方法、教育基本理论，他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唤醒了中国的教育，与陶行知等人一起，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他的儿童教育思想则是解放了儿童的天性，尤其是学前教育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的学前教育开辟了道路；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也为我们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 陈鹤琴．我的半生[M]．上海：三联书店，2014: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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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一卷）[M]．陈秀云，陈一飞，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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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鹤琴．陈鹤琴教育文集（上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607.
[43] 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三卷）[M]．陈秀云，陈一飞，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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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2.
[52] 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一卷）[M]．陈秀云，陈一飞，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17.
[53] 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二卷）[M]．陈秀云，陈一飞，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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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79.
[56] 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二卷）[M]．陈秀云，陈一飞，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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