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到产业政策和政府职能之争

上面讲了很多学术争论的一般缘由和态度，这里回到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引发的产业政策和政府之争。笔者有一个长期持守的观点：任何信奉强烈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真正学者，都应该先于普通社会大众去洞识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寻改进的途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指的正是此类人。相应地，在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好的经济学家则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失灵问题，进而积极探究政府运行机制及其缺陷；正是基于这一意义，顾准、陈寅恪等一直就是笔者倾心追慕的楷模。相反，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更多地关注市场失灵问题，进而积极探寻真实市场机制及其缺陷。在笔者看来，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市场经济已经在当前社会经济中确立了基础性地位，并且也相信未来的基础性社会经济一定是市场经济；有鉴于此，笔者长期致力于对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挖掘，希望警示世人避免从政府之恶转向市场之恶，进而建构出更为成熟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事实上，笔者的学术旨趣与大多数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学者是一致的。例如，托克维尔清楚地看到民主时代已经来临并且必将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但他不是致力于为民主体制唱赞歌，而是深入地剖析了民主体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因如此，托克维尔的宏著《论美国的民主》也成为欧美社会公民必读的经典著作，对民主缺陷的提防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哲学家施特劳斯说：“正是由于我们是民主的朋友和同盟，我们才不能对它阿谀奉承。”^[10]再如，马克思率先认识到了公司朝有限责任制发展的趋势，认识到它将促进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是，马克思也不是为这种趋势唱赞歌，而是清楚地洞悉这种制度创新背后的副作用，告诫人们其中潜含的道德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动荡。但遗憾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却仅仅关注有限责任制对解决资金需求的作用，却无视和嘲笑马克思的告诫。同样，斯蒂格利茨、林毅夫等人也都是既看到市场失灵也看到政府失灵，但鉴于西方社会中市场的无节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市场的不健全，他们也都寻求来自政府的抗衡力量。

因此，我们关注市场机制的失灵，并不否定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这集中体现在计划经济的重大失败上。不过，政府失灵的内在机制已经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所深刻揭示，政府失败甚至也已经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教材的一般性结论。这意味着，政府失灵已经不是理论上有待解决的课题，而主要是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而这又涉及政治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与此不同，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对市场失灵往往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轻描淡写，或者将之视为“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结果。进而，很多经济学人往往都会一味地宣扬市场机制相对于政府行为的好处，却甚少关注市场机制中潜伏的弊端，能够从理论上加以系统阐述的则更是少之又少。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经济学家似乎不知道如何规定政府行为，从而就试图引入市场来制约政府的“恶”。殊不知，这种做法往往会造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相互强化，从而滋生出恶恶相加的乱局。试问：这种“唯市场化”改革倾向对中国发展真的好吗？根本上，一个有序社会必然是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互补共进的社会，至于如何有机结合则有待于学者们的潜心探索。

在这场产业政策和有为政府之争中，当支持者通过剖析市场失灵而引入政府功能时，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就会批评他不懂市场，不了解市场机制的精妙，也忽视了更严重政府的失灵。但实际上，这些只懂市场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往往更可怕，因为他们遇到什么问题都诉诸市场，将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归咎于政府或其他因素。究其原因，现代社会总是需要政府呀！试问：无政府时期的“野蛮丛林”会比现代社会更好吗？进而，即使经济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的，但如何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现代经济学人似乎往往只关注目标而忽视了途径，甚至根本不关注此过程可能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卡尔·波兰尼很早就指出，“脱嵌”的市场为追求经济和效率而往往会忽视社会正义，进而造成社会和组织的解体。卡尔·波兰尼通过对工业革命的历史考察写道：“英国经得起圈地运动的灾难而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是因为都铎王室及其早期斯图亚特王室运用皇室的权力来阻缓经济进步的速度，直到进步的速度变成社会所能忍受的程度——使用这样政府的力量来救助这个变迁过程中的受害者，并且试图把变迁的过程引导到比较不具破坏性的方向。”^[11]由此，卡尔·波兰尼得出结论说：“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虽然后者经常并不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12]显然，在正处于如火如荼进行的市场化进程中的当前中国，波兰尼的先驱性洞识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最后，回到本书的根本性主旨：经济增长的逻辑和秘密。一个落后国家如何才能获得经济的起飞并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呢？本书强调，这根本上就需要夯实经济增长的各类基础，这包括物质基础——充足的资本积累，能力基础——持续的技术创新，分工基础——协作性的制度安排，长远发展基础——前瞻性的产业政策，等等。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因为正如一个贫困家庭（或家族）要获得壮大和兴旺，往往就必须牺牲某种暂时的享受，需要培育高超的生产技能，需要成员间的团结合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长远发展的合理规划，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同时，一个家庭要能够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的合理规划，往往就依赖一个具有相当权威并尽心尽力的家长。国家也是如此，要能够制定和实施一个合理的长期规划，就需要有一个能尽其职的有为政府和恪尽职守的官僚队伍，而其中的首要条件在于政府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不幸的是，随着庸俗民主化的推行，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转而由代表不同选民利益的集团或政党轮流来制定和实施，从而就使得社会发展规划日益短视化，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被破坏。这里，实际上也反映出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发展中存在的动力和动机差异：一方面，就家庭（或家族）的发展而言，家族成员在年老后往往可以享受家庭兴旺带来的收益，至少他非常爱护的子女能够享受这种收益，从而也就愿意在年轻时期为了家族的发展而做出牺牲；另一方面，就国家的发展而言，国家的发展和兴盛往往需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当代人往往享受不到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红利，从而也就失去了牺牲暂时享受的内在动机。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一国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往往要比一家困难得多，民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偏盛往往会阻碍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这也正是民主社会的困境。

[1] 詹姆斯·罗宾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比较》2016年第1辑。

[2] 韦伯：《儒教和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页。

[3]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7页。

[4] 哈耶克：《“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9页。

[5]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6]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240页。

[7] 希尔、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8]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0页。

[9] 爱默生：“真正的学者必须拥抱孤独”，http：//cul.sohu.com/20161224/n476841840.shtml。

[10] 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11]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12] 同上书，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