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正的学者如何参与学术争论

既然政策主张上的立场差异主要体现了不同学者的学说认知，那么，我们又如何有效参与真正的学术争论呢？譬如，在这种产业政策和政府功能的争论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政府及其官僚的各种“乱为”现象：一方面滋生出大量的寻租和腐化行为，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好心办坏事”现象；同时，也可以看到网络上的大量留言和评论对产业政策的反对，对有为政府的讥讽。那么，我们能由此来评价一个学说的价值和优劣吗？要知道，构成任何社会的大多数都只是乌合之众，而开创性的学术洞识往往是少数先驱矢志探索的结果。显然，这根本上就涉及一个学者的学术态度问题。因此，绪论最后阐述一下本书对待学术争论的基本态度以及本书写作的基本旨趣，希望有助于读者更深刻而全面地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现状，进而有助于经济学科以及理论的良性发展。

一般地，学术本来就是少数人的事业，新的学术要想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往往非常困难，即使存在激烈的争论也很难说服他人接受。究其原因：（1）任何学术都没有完全洞悉真理而必然存在某种不足，这受他的知识结构和领悟能力所限；（2）流行的学术也有其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而受之影响的人在25岁或30岁后就很难接受新的理论；（3）新学说的价值也未必完全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关注重点是不同的。但同时，任何具有社会关怀的学者，又都很希望其学说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认同和接受，进而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既然在有限时空下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留待后人的检验。而且，笔者相信，只要本着“古仁人的为己之学”，只要考虑到我们的学说和写作是为后人看的，这种研究就一定会有意义。根本上说，新学说和新理论的价值往往要留待后人的检验，所谓的“传世之作”往往有赖于后人的评说，后人也根本不在乎你的生前地位和荣光。

新学术难以为人所接受，并不意味就不需要思想交流和争鸣。简单的理由是：（1）在争辩过程中，为了说服对方，每一方都会努力寻找证据或弥补逻辑漏洞，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双方完善各自理论；（2）只有通过争辩，才更容易发现他人在关注什么问题，采用何种视角，进而才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批判和发展。有鉴于此，对理论探索和思想深化来说，自由开放的学术和社会环境是重要的。同时，尽管学术讨论可能会产生共识，但这往往并非短期就能形成的；而且，学术讨论也并非一定要达成共识，真正的学者自然会从争论中补充和完善自身的学说。尤其是，学术争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说服别人，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和学说；进而，真正的学者也不会倾力将自身观点强加给别人，而是努力从他人的不同意见中吸取为己所用的东西。一般地，在参与某个学术讨论或者阅读某篇学术文章时，真正的学者往往也不是去评判其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或者能不能够完全被自己认可，而是看其中是否有某些启发自己的闪光点并努力去发掘它而充实自己的认识或逻辑。实际上，如果一个学者希望能留下传世的学说或作品，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汲取人类社会积累的知识，通过梳理和提炼而成为自身学说的一部分，从而留下尽可能全面的知识以供后人评价。

不幸的是，说服别人乃至努力让别人接受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写作和讨论的流行目的，否则也就不会有麦克洛斯基对措辞学的研究。进而，之所以流行这种学术取向，正体现了学问本身的蜕化。究其原因，学术研究不是体育竞赛，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取得胜利，并由此赢得旁观者的喝彩和欢呼，获得个人的利益和荣誉；相反，学术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承人类思想并为之添砖加瓦，并由此增进全人类的认知，提高全人类的理性，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一般地，如果抱着说服别人并要别人接受自身学说的态度参与争论，往往就会偏重于那些支持自身学说的观点和论据；相反，如果抱着发展和完善自身学说的态度参与争论，则更愿意去留意和倾听反方的观点和证据。尤其是，抱着说服别人并要别人接受的态度参与学说争论，还会对学说发展造成很多看不见的不良影响：它或者可能导向学术霸权，进而形成一元主义学术取向；或者会衍生为学术对立或人身攻击，从而严重败坏学术风气。

因此，任何学术和政策的论战都既可能带来积极意义，也可能潜含消极因素。从积极意义方面讲，如果论战被很好地限制在学术层面，尤其是参与论战的学者能够本着增进认知和完善理论的目的，那么，这种学术交流和争论就会是自由和开放的，从而就有助于深化对政府和市场之关系的认识，进而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探究和发展。很大程度上，这也就如20世纪30年代的计划和市场之争最终带来的结果。从消极因素方面讲，如果论战被人为地提升到政治和道德层面，尤其是参与论战的学者为了说服他人而展开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批判，那么，就会扼杀和抑制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最终可能使得各自的原有立场更为强化，学说也将更加分化进而日趋极端。这方面，经济学说史已经提供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当前，经济学界围绕政府功能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所展开的激烈论战也是如此，笔者希望这次学术和政策之争的结果是前者，从而也就愿意参与讨论以提升自身的“为己之学”。

同时，真正的学者往往能够跳出个人利益关系的束缚而承担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责任，努力通过知识探究来启蒙社会大众和促进社会进步。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真正学者，他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与其说取决于他的个人利益，不如说与其知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更相关。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经济学界为何对诸如政府功能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议题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并引起激烈而广泛的争论，根本上就在于他们所接受不同的思维、理论和学说。相应地，要能够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其他学人的不同观点和主张，进而提高自身的学术和社会认知，那么，我们就应该抱着真诚的学术态度和求真的学术精神去面对这些争论。有鉴于此，笔者在梳理和审视不同学者的观点时都努力根基于思辨的和学理的逻辑，努力剖析他们所持观点的逻辑及其缺陷，揭示他们所依证据的基础及其不足。

进而，时下经济学人之所以在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存在如此争论，根本症结就在于，对一些最为明显的经验现象都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对最为基础的理论和原理都充满争论。事实上，很多经济学人在如何看待社会现象的社会观和哲学思维、如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路线、如何为认识和改造现实问题设定的参照标准等方面都缺乏最为基本的思考和理解，就开始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下研究具体而复杂的现实应用问题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会浮于表面。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流行教材中的思维和原理，从而就会非常固执地信守自己所得出的结论，这是“科学”分析的结果；自然地，在学术论争中，几乎就都是在各说自话，各自在管中窥象。试想，这又如何推动社会认知的真正提升和经济学科的实质发展呢？

其实，思想是内省性的，是一个长期观察、听解、沉思、体悟、酝酿和整理的结果。儒家就强调“学”和“思”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有思考消化才能真正将学习所获得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认知，才能促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孤独的。为此，佛家把人的修炼分为“闻思修悟”这四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前几个过程做基础和铺垫就不可能真正求得“慧”和“悟”。其中的关键在“修”，“修”行过程最为关键的是“静”和“定”，修行者需要放下其他工作而在独处中静坐思索，尤其是摒除其他杂念的息虑静缘。如果没有这样的“修”过程，那么，就很可能会陷入歧途甚至走火入魔。相应地，真正的学者往往是孤独的，也能够享受其孤独，因为只有他本人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思想的真谛和价值；同时，真正的学者也必须坚守这种孤独，因为只有孤寂的心境才能静下心来做深邃的思考。为此，爱默生说，真正的学者“必须要像拥抱新嫁娘一样拥抱孤独，独乐其乐，独忧其忧。他自己的评价足以成为衡量的尺度，他自己的赞美足以成为丰盛的奖赏”，相反，如果他“心劳日拙、向往人群、渴望炫耀……心系闹市……便目不明、耳不聪”。^[9]有鉴于此，笔者长期游离于各种杂务之外，甚至也几乎不参与任何学术会议，而乐于浸淫在基础理论和分析思维的思考之中，长期沉寂于对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经济学各流派的思维和知识的契合，并以此来形成对真实世界的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认知。

由此，我们来反观当前情形，现代经济学界之所以连最基础的理论和现象认知都缺乏基本共识，根本原因就在于，很少有学人愿意花很大精力在“学”和“闻”上打下坚实基础，更没有花漫长时间在“思”和“修”上付出努力，而是试图借助某种技巧而直接求“得”和“慧”。明显的事实是，现代经济学人往往在学习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材中讲授的一些概念、理论和原理后，就开始运用数学和计量工具开始进行个人“创见式”研究了；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大量时间用于阅读一篇篇孤立的所谓前沿论文而不是思考经典著作的洞识和逻辑，随后又将大量精力用于模型的构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在整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思”和“悟”的地位，甚至也没有理解各种学说和理论背后的逻辑思维，认知又如何深入得下去呢？同时，这些学人往往基于特定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而得出之前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系统思考的命题，却美其名曰是基于“科学”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但是，只要听讲者提出文章中使用的方法、数据、变量或现实因素等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小问题，演讲者马上就会就会说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也是文章未来的完善方向，云云，甚至直接设定新的“保护带”来为其论断辩护。试问，如果果真存在如此的问题，这样的文章即使发表在“一流”刊物上又有什么实质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