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俄文化：认识各民族的智慧
中国文化主要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尊重历史，以及解决任何重大问题时的历史主义态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断裂。俄国汉学家注意到，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形成俄罗斯文化和俄国文明而言也具有典型性。这种远古与当代近似和呼应的例子不胜枚举。为此，我们举中国文明的象征孔子和老子为一方，俄罗斯文化的象征А.С.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和Л.Н.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为另一方，以他们独特的千年对话作为例证。
还在19世纪，Н.Я.比丘林和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世俗成员中的天才研究者们的著作，其后是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喀山的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们的著作，就已经在俄国构建起研究中国文明的强大平台。正是因为当时俄罗斯文化最杰出的代表А.С.普希金、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托尔斯泰将中国文化哲学原则作为俄罗斯文化和政治的重要构建材料，汉学才成为深入的哲学思考的对象和有影响的精神要素。
以两位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的代表А.С.普希金和Л.Н.托尔斯泰对待中国哲学、对待我们东方邻居的东方智慧和伦理道德成就的态度为例，就可以最直观地探查到这一点。他们是第一批关注中国人哲学成就经典，并用以了解和评估何处值得俄罗斯文化研究思考和汲取的人。
早在中国能接触到А.С.普希金的诗歌和伟大的作家-道德家Л.Н.托尔斯泰之前，俄国就已知道中国圣哲的学说。中国哲学的典范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俄国的。而中国人了解俄罗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则仅始于20世纪。19世纪，中国官方奉行着严厉的排除其他民族文化和科学影响的闭关锁国政策。俄国则相反，产生了一个积极掌握欧洲和亚洲文明成果的过程。
俄国优秀的思想家不可能绕过或不汲取19世纪初在俄国时髦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人的世界观及伦理学说的典范。难怪许多俄国的汉学家激情澎湃地研究中国哲学对包括А.С.普希金和Л.Н.托尔斯泰在内的伟大俄罗斯诗人和散文家的影响。
А.С.普希金非常仔细深入研究了自己的主人公的形象问题。研究诗人的文献和草稿可以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譬如，А.С.普希金在塑造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这个博学善思的形象时，曾试图将孔子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引入自己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本中。俄罗斯的汉学家在诗人不晚于1823年写于敖德萨的长诗第一章文献中找到了有趣的草稿。他们在勾掉的诗中发现：
（孔子）中国的圣哲，
教我们尊重青年，
为免误入歧途，
切勿急于指责，
只有他们能给予希望
能给予希望……[38]
随后文本中断。可惜，这段草稿没有下文了，不过它却清楚地表明，孔子的思想曾存在于А.С.普希金的内在创作活动中。天才的诗人通过Н.Я.比丘林著作提供的中国知识，发现俄国和中国对道德价值的理解存在共同之处。
1830年1月7日，А.С.普希金致信第三厅厅长А.Х.卞肯道尔夫（А.Х.Бенкендорф）公爵，请求允许他去中国旅行。诗人恳准自己和派往中国的传教团一同前往，不过并未获准。
如今，А.С.普希金在俄中跨文化对话中的作用在俄中社会各界代表的活动中已获得认可。1928年，在上海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月亮路上，在高高的花岗岩底座上树起一座А.С.普希金的半身雕像。这是中国唯一的，也是全亚洲第一座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纪念碑。
1999年为庆祝А.С.普希金200周年诞辰，中国举行的庆祝活动具有了真正的全国性，这是А.С.普希金在俄中文化跨文明对话中现实作用的有力证明。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几个А.С.普希金全集的译本，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的选集译本。这在出版实践中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现象。同时，中国的电视台，甚至话剧院和音乐剧院都为观众演出和展示了А.С.普希金的所有戏剧作品以及俄国作曲家为А.С.普希金的诗歌和作品所配的乐曲。
值普希金纪念日之际，知名的中国诗人和社会活动家陈昊苏在中国出版了用类似的诗歌主题将普希金及其他俄国诗人与中国诗人的诗作对应排列的两卷本诗集。
俄罗斯汉学也注意到了Л.Н.托尔斯泰巨大的创作潜力同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俄国的汉学家看来，Л.Н.托尔斯泰可能要比普希金容易理解些，因为接近19世纪中叶，已出现了一批中国经典的译作。罕见的求知欲、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劳、深邃的理智使Л.Н.托尔斯泰看到了中国古代圣哲伟大的道德价值。
在《论中国的孔子学说》中，Л.Н.托尔斯泰指出：“中国学说的本质是这样的：真正（伟大）的学说教人至善，即如何使人们焕然一新并保持这种状态。为了达到至善就需要：（1）治理好民众，治理好民众就需要；（2）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家庭就需要；（3）管理好自身，管理好自身就需要；（4）心灵纯洁，心灵纯洁就需要；（5）思想真诚自觉，思想自觉就需要；（6）精深的知识，要有精深的知识就需要研究自身。”[39]
Л.Н.托尔斯泰从青年时期就关注中国。年轻时他差点去中国，这事发生在1855年末。Л.Н.托尔斯泰参加完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后决定退役，从事文学创作。当时，清政府遭遇到将“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英国的军事威胁，急着在国外，包括俄国，雇佣一批军事专家以训练自己的军队。Л.Н.托尔斯泰是一名有经验的炮兵军官，同其他人一起收到条件优厚的邀请，邀请他们以教官的身份去中国。但是他并不准备继续服军役，更主要的是，政府赋予派遣军官的任务对他没有吸引力。
Л.Н.托尔斯泰视1860年代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国在中国的恐怖手段为欧洲文明的一种丑陋行径。在此背景下，另一种东方的价值观更加吸引着他。Л.Н.托尔斯泰在发表于《俄国导报》（1862）第五期的一篇名为《进步与教育的定义》的文章中写道：“俄国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2亿居民，远离我们所有进步理论的国度。我们丝毫不怀疑：进步是全人类的普遍规律，相信进步的我们是正确的，而不相信进步的人则是错误的，因此就用炮弹和武器来唤起中国人的进步思想。”研究者认为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Л.Н.托尔斯泰观点和世界观的转折期。在这些年里他更频繁和深入地关注东方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哲学中寻找符合他自己思考的关于生命本质和人的使命的思想。1891年，托尔斯泰在谈到哪些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时，将孔子、孟子和老子与西方的哲学家并列。他在日记中指出：“我将我良好的道德状态归因于阅读孔子，主要是阅读老子。”[40]
Л.Н.托尔斯泰在研究老子哲学的同时，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思考孔子的学说。那些他试图运用于自己的道德准则中，阐释生命的意义以及制定正义标准时的思想让他激动不已。Л.Н.托尔斯泰甚至在孔子的伦理观，在他对仁、义、信、克己、自修、好学、孝、敬等思想的论述中寻找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问题的答案。
在写给В.Г.切尔特科夫（В.Г.Чертков）的信中，Л.Н.托尔斯泰引用了一句中国至理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非常喜欢这句话”，Л.Н.托尔斯泰在引用这句名言时补充道。[41]
1844年2月末，Л.Н.托尔斯泰写信给В.Г.切尔特科夫：“我在家里发高烧，得了重感冒，读孔子已经第二天了。真是难以想象，它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道德高度”。这几行字是针对《孔子的生平与学说》一书而言，[42]它是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和翻译家詹姆士·理雅各（Джеймс Легг亦译莱格）的著作《中国经典》的第一卷。[43]一个月后，他又写信给В.Г.切尔特科夫谈这本书：“我为自己汲取了很多良好、有益和愉快的东西，希望和其他人分享。”[44]
1886年，Л.Н.托尔斯泰想写一部短篇小说，他想将孔子关于知识无穷的论述，以及他将探寻真理同水流的比较用于书中。小说开头的草稿保留了下来，文献冠以《水流》之名：“一天，孔子的弟子们在河边碰到他。先生坐在岸边，凝神关注着河水流动。弟子们诧异地问：‘先生，您为什么要观察水的流动呢？河水流淌，一如既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45]孔子说：“你们说得对：河水流淌，一如既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这一点每个人都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流水和学说相似的道理。我看着水面，思考着这一道理。水流不息，日夜奔腾，直至共同汇入大洋。因此，我们父辈、祖辈和曾祖辈的正道从创世之初就源源不断地传给我们。我们将让正道流传，把它传给我们的后辈，让他们以我们为榜样，把正道传给他们的后代，直到永远。”[46]
1900年，当中国发生战争的时候，Л.Н.托尔斯泰坚定了在俄国出版中国哲学家作品的思想。他日记中的孔子语录同对列强在中国的强盗行为的忧虑以及对人类文明命运的遐思交织在一起。1900年11月12日，Л.Н.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什么都没写，我在研究孔子，非常好。我在汲取精神力量。想记下我如今如何理解《大学》《中庸》。”随后，“我在思考三篇文章：1.致中国人的信；2.谈大家都在杀人；3.我们这些准基督徒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以肯定，思考这几篇文章是由欧洲列强为镇压“义和团起义”而侵略中国引发的。在当时自己正在斟酌的告中国人民书中，Л.Н.托尔斯泰宣称，西方世界在杀人，欧洲的基督教政府没有一丝仁爱的影子。[47]
在以后的岁月中，Л.Н.托尔斯泰继续支持在俄国和全世界推广孔子的学说。1903年，他支持他的朋友П.А.布朗热（П.А.Буланже）撰写论孔子的小册子。论孔子的书由媒介出版社以《孔子的生平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中收入了Л.Н.托尔斯泰《中国学说述评》一文。[48]托尔斯泰异常积极地参与了出版筹备工作。该书从Л.Н.托尔斯泰主义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思想家的哲学。专家认为，这是一本论古代伟大哲学家的有价值的著作。[49]
托尔斯泰将儒家的《中庸》视为道德准则并给予其自己的阐释。他这样阐释这种学说的本质：“中，是每个人善举的根本；和，是大家行为的普世规律。人们只有达到中和的境界，世界才会秩序井然，万物才能繁育生长。”[50]
综上所述，孔子的中庸学说是每个人与其他人相互关系以及行为中体现“仁”的道德标准。在Л.Н.托尔斯泰看来，中庸的路线类似某种伦理指南，它帮助个体确定，他是否处于道中。偏离这一路线就会破坏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孔子对统治者的教诲同托尔斯泰的观点非常接近。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日记中摘录了孔子论述统治者要关心自己的臣民，关心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教育的格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1]
Л.Н.托尔斯泰总结这句格言时指出：“对政权的合理解释及其中国学说给了我启示……当政权居于道德和理智的高点时，它就可能不是暴力……真正的政权既不可能以背叛，也不可能以暴力为基础。”[52]
Л.Н.托尔斯泰完全接受了儒家伦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仁”，亦即仁爱、人道。孔子考虑到，家庭和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彼此信任，友好和善，互相帮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看来，这是人们道德行为的主要准则。人不应该施恶他人。上级不该欺侮鄙视下级。施恶者亵渎和损害自己的尊严。世界是人的世界，什么都不能使其在地球上的存在变得黯然失色。仁爱是人们日常行为以及在道德准则基础上管理国家的最高的普遍标准。
引用孔子的格言并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其中的同时，Л.Н.托尔斯泰在孔子之后断言，人和社会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是无限的。Л.Н.托尔斯泰认为，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他实现了理想。他的道德义务就是终身学习并力求趋近理想。
两位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代表，А.С.普希金和Л.Н.托尔斯泰，以自己研究孔子和其他中国古代智者的道德哲学的态度造就了俄中文明真正的创造性对话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