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罗斯汉学：历史联系和世代传承
18-19世纪是俄罗斯汉学形成和上升的时期。随着汉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形成，随着研究中国及其文明范围的拓展和深化，汉学的基本研究方向得以确立，其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从历史上看，语言学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第一个方向，其中包括研究当时清帝国主要使用的汉语和满语，以及蒙古语和藏语；编撰词典；在俄语文字中寻找单词、术语和专有名词对等音标。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的教士和世俗成员是研究汉语的先驱。将研究汉语作为传教团成员科学活动的方向始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它同传教团的学生И.К.罗索欣（И.К.Рoссохин或И.К.Рaссохин）和А.Л.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忘我的活动密不可分。后来他们成为俄国皇家科学院的研究员。
第九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1807—1821）的领班，修士大司祭Н.Я.比丘林是这个科学院第一位选举的通讯院士。他的科学活动为俄国研究以汉语为主的中国诸语，以及历史、民族学、地理、清帝国各民族文化的各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В.П.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王西里）院士、П.И.卡法洛夫（П.И.Кафаров，修士大司祭巴拉第）、П.С.波波夫（П.С.Попов柏百福）、В.М.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阿理克）、В.С.克罗克罗夫（В.С.Колоколов，郭质生）、И.М.鄂山荫（И.М.Ошанин）、В.М.宋采夫（В.М.Солнцев）、Н.Н.科罗特科夫（Н.Н.Коротков）、С.Е.雅洪托夫（С.Е.Яхонтов）、Б.С.伊萨延科（Б.С.Исаенько）、М.К.鲁缅采夫（М.К.Румянцев，鲁勉斋）、Т.П.扎多延科（Т.П.Задоенко）、О.И.扎维亚洛娃（О.И.Завьялова）、Б.Б.穆德罗夫（Б.Б.Мудров）、А.А.哈马托娃（А.А.Хаматова）的著作发展了俄罗斯汉语研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
将研究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事实上始于18世纪末。汉语研究的蓬勃发展使早期的汉学家将中国的历史名著俄译成为可能。
俄罗斯外交和同中国的商品交易有赖于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及在北京、伊宁、恰克图工作的汉学家相助。
19世纪中叶，在伟大的俄罗斯学者Н.Я.比丘林、В.П.瓦西里耶夫、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和П.И.卡法洛夫的努力下，俄罗斯的汉学学派方始形成。其主要特点是综合考量研究客体，特别关注研究原始文献，尊重中国文化并力图在中俄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促进二者相互充实和协同发展。
中国研究始于编撰汉、满、藏语词典，始于了解中国人民的道德基础。第一本翻译成俄文的中国文献是《三字经》：传统道德规范集成。译者为А.Л.列昂季耶夫和Н.Я.比丘林。[1]
在形成俄罗斯汉学优秀的科学传统过程中，Н.Я.比丘林起着独特的作用，他是诸多独一无二的中国历史、民族学、经济、哲学、文学著作的作者，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不失其认识意义。据П.Е.斯卡奇科夫的资料，Н.Я.比丘林是十几本多少都和汉语相关的词典的编者，这些文献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室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中。[2]Н.Я.比丘林制订的音标最准确地传达了汉语北京方言的音阶，其后П.И.卡法洛夫和П.С.波波夫将其发展完善。分别筹备出版“汉俄”“俄汉”词典是П.И.卡法洛夫和П.С.波波夫的不世之功。[3]
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立场同沙皇政府官方立场发生严重分歧并不鲜见。俄国的汉学家们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他们谴责俄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批评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历史和Н.Я.比丘林事业的杰出继承者们的名字紧密相连：В.П.瓦西里耶夫、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К.А.斯卡奇科夫（К.А.Скачков，孔气）、П.С.波波夫，П.И.卡法洛夫。В.П.瓦西里耶夫院士编订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这一时期的巨大成就。[4]这部作品是欧洲和世界汉学史上研究中国世俗和宗教文学最早的学术巨著之一。20世纪初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和孟子（П.С.波波夫的译本）、韩非子\[А.И.伊万诺夫（А.И.Иванов，伊凤阁）的译本和著作\]的译著。[5]这一时期汉学家开始研究政治和儒家伦理文化，中国宗教，特别是佛教、喇嘛教、回教和道教。
В.П.瓦西里耶夫的学生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出版了有重大价值的著作《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和《中国生活原则》。[6]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作品首次论据充足地对“中国是一块历史化石”的论点，对黑格尔关于“全世界精神自我意识的最低阶段”以及康德关于“天朝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的论点提出质疑并从事实上将其推翻。
20世纪初，后来成为院士的В.М.阿列克谢耶夫论中国文学的作品，以及他的大学公开课资料的出版是俄国在研究中国的事业中意义重大的一件事。事实上，В.М.阿列克谢耶夫奠定了翻译中国艺术和哲学文本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基础。他翻译的孔子的《论语》[7]和唐朝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成为俄罗斯汉学家、中国文学和哲学翻译家译作的典范。在对中国诗歌三部曲的精深研究中，В.М.阿列克谢耶夫翻译分析了司空图及其模仿者艺术家黄钺和杨景曾的诗作。[8]
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同俄国社会对邻国人民的生活，对他们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英勇斗争，对他们抵抗日本侵略的浓厚兴趣紧密相关。苏联汉学家的功绩在于，他们的著作成为国家制定中国方面政策的信息来源：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和独立进行斗争的政策。1940年出版，由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主编的百科全书式文集《中国》就是这种立场的体现，书中罗列了邻国生活所有的基本信息：从考古学历史和哲学到抗日战争进程的特写。[9]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抗日战争过程中，苏联和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联系紧密，俄中文化之间充分的跨文明对话得以发展。中方杰出的参与者有作家和政治家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老舍，哲学家杨献珍和侯外庐，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等，俄方有文学家高尔基（А.М.Горький）、В.В.马雅可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ий）、Н.А.奥斯特洛夫斯基（Н.А.Островский）、А.А.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К.М.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著名的汉学家В.М.阿列克谢耶夫、С.Л.齐赫文斯基（С.Л.Тихвинский,齐赫文）、Н.Т.费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Н.И.康拉德（Н.И.Конрад），记者В.Н.罗果夫（В.Н.Рогов），俄罗斯汉学家和外交家А.С.帕纽什金（А.С.Панюшкин）、А.А.彼得罗夫（А.А.Петров），以及一批杰出的祖国文化活动家。正是中俄文化的这种对话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并成为推动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有利因素。
1923年，Ю.К.休茨基（Ю.К.Щуцкий）翻译的7-9世纪《中国抒情诗选》俄文版出版。[10]随后，这位学者对中国哲学经典著作《易经》进行了翻译和研究。А.А.什图金（А.А.Штукин）翻译出版了中国诗歌文化最古老的典籍《诗经》。[11]В.Н.罗果夫翻译了一系列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鲁迅《阿Q正传》的译文占有特殊的位置。[12]Н.Т.费德林翻译并研究中国经典诗人屈原的诗歌。[13]后来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的А.А.彼得罗夫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出版了研究中国道教最负盛名的信徒之一王弼的著作。[14]一批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专著也随之问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汉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强劲动力。19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就读于苏联的高校，俄罗斯的学生则在中国学习。于是在国情学家和俄罗斯学家层面形成了对话。应该指出，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发展复杂而又充满戏剧性的年代里，俄罗斯汉学家研究的主要倾向同以往一样，仍然是详尽全面地研究中国文化史、汉语、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1966年，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科学院远东所得以重建，全面研究当代中国及其历史、苏中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寻找这种关系发展和正常化之路是研究所研究的重要方向。研究所汇集了最好的专业人才并成为全方位培养年轻的高水平汉学专家的中心。
在研究所的工作中，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问题、克服分歧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在研究所全面的科学规划中，俄中关系史位置突出。研究所一个庞大的规划就是出版自17世纪初建立关系起到1950年2月间俄苏中关系史文献。在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和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В.С.Мясников）的领导下，А.М.列多夫斯基（А.М.Ледовский）、А.С.伊帕托娃（А.С.Ипатова）、Р.А.米罗维茨卡娅（Р.А.Мировицкая）、И.Т.莫罗斯（И.Т.Мороз）、Г.И.萨尔吉索娃（Г.И.Саркисова）等一批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13年时这套独一无二的系列文丛已出版10卷（其中2卷出了2本）。[15]
1970年代出版了一批现代和古代汉语教材、中国史、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方面的书籍。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中国通史、1920—1940年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国民党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品。С.Л.齐赫文斯基、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Г.В.阿斯塔菲耶夫（Г.В.Астафьев）、Г.Б.爱伦堡（Г.Б.Эренбург）、Л.Н.西蒙诺夫斯卡娅（Л.Н.Симоновская）、М.Ф.尤里耶夫、Л.И.杜曼（Л.И.Думан）、В.И.格鲁宁（В.И.Глунин）、А.М.格里高利耶夫（А.М.Григорьев）、Л.П.杰柳欣（Л.П.Делюсин）、А.В.梅里克谢托夫（А.В.Меликсетов）、Н.Г.谢宁（Н.Г.Сенин）、Ю.М.加卢尚茨（Ю.М.Гарушянц）、Г.Д.С苏哈尔丘克（Г.Д.Сухарчук）、Ю.В.诺夫格罗茨基（Ю.В.Новгородский）、В.А.克里夫佐夫（В.А.Кривцов）、В.Н.尼基佛罗夫、Р.В.维亚特金（Р.В.Вяткин）、Ю.М.加列诺维奇（Ю.М.Галенович）、А.И.卡尔图诺娃（А.И.Картунова）、Е.Ф.科瓦廖夫（Е.Ф.Ковалев），А.С.穆格鲁津（А.С.Мугрузин）的著作研究了这些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教授出版了系列研究俄中经贸史，以及中国和日本、英国关系史的著作。[16]1974年，笔名В.И.王宁（В.И.Ванин）的经济学博士В.И.沙巴林（В.И.Шабалин）出版了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7]著名的汉学家尼科尔斯基（М.М.Никольский）、Э.П.皮沃瓦洛娃（Э.П.Пивоварова）、А.В.阿基莫夫（А.В.Акимов）、А.В.奥斯特洛夫斯基（А.В.Островский）、А.Н.阿尼西莫夫（А.Н.Анисимов）、В.Я.波尔加科夫（В.Я.Портяков）、Л.Д.鲍尼（Л.Д.Бони）、Л.И.康德拉绍娃（Л.И.Кондрашова）、Е.С.巴仁诺娃（Е.С.Баженова）、О.Н.鲍洛赫（О.Н.Борох）、Л.А.沃尔科娃（Л.А.Волкова）、З.А.穆罗姆采娃（З.А.Муромцева）是近40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和开放的经验、中国部门经济状况等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
大型学术会议成为苏俄汉学家营造俄中相互理解的氛围的真正舞台，成为不管国家间关系如何激化，双方都准备开展实际对话的展示平台。学术会议上，大家共同讨论中国发展的历史之路，它同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联系，并找出两国关系正常化历史必然性的利益共同体。这一立场也是对毛泽东1972年会见尼克松总统时表示中国准备参加美国主导的反苏战线的结构性调整。1980年代末的后续事件表明，北京听到了俄罗斯社会各界释放的善意信号。这意味着俄中关系新时代的到来。
在经济学博士Л.П.杰柳欣的倡议下，从1970年代开始至今，苏联科学院东方所经常举办多层次的“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学术研讨年会。从1980年代末开始，远东所就现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历史问题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1989年，苏联科学院远东所开始举办“中国，中国文明和世界”国际研讨会。2011年，这个研讨会主题为辛亥革命100周年。[18]在这次历时多日的研讨会上，代表们聆听到100多场学术报告。2013年10月，科学院举办了旨在探讨中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作用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为期3天。来自10个国家的逾200位学者参加了大会。在7个小组和大会发言中代表们听取了190场学术报告。
1970年，在Г.В.叶菲莫夫（Г.В.Ефимов）教授的领导下，列宁格勒大学开始每年举办中国历史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严重动荡及苏中关系极其复杂的年代，俄罗斯的汉学家保持了冷静，没有堕入反华的立场。相反，在俄罗斯汉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历史和文化的深深敬意，表现出对我们同中国关系中发生的戏剧性曲折变化迟早都要结束，两国关系必将正常化的期望。许多研究李大钊、彭湃、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的观点和政治活动的著作问世。
转向研究和出版中国人民丰富的文化哲学、历史遗产以及俄中友好史，成为活跃俄罗斯汉学，呼吁研究人员不要仅囿于批判北京当时的反苏政策，而要开始为同中国友好对话搭建一个建设性平台的重要动力。1972—1973年，由В.Г.布罗夫（В.Г.Буров）和М.Л.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ько）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两卷本文集》一书问世，[19]稍后又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汉朝》。[20]在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主编下，孙逸仙（孙中山）作品的译本和研究著作，[21]以及《新时期进步的中国思想家文选》问世。[22]Л.С.佩列洛莫夫（Л.С.Переломов，嵇辽拉）翻译并研究了法家的主要典籍《商君书》。[23]Л.Д.波兹德涅耶娃（Л.Д.Позднеева）发表了译文集《古代中国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24]Л.Е.波梅兰采娃（Л.Е.Померанцева）翻译并研究了《淮南子》一书。[25]Г.А.特卡琴科（Г.А.Ткаченко）翻译并研究了哲学文集《吕氏春秋》。[26]В.Ф.古萨罗夫（В.Ф.Гусаров）发表了研究儒家哲学家韩愈（768—824年）观点的系列文章。[27]
在杰出的汉学家-语言学家И.М.鄂山荫的领导下，始于В.М.阿列克谢耶夫的四卷本《华俄词典》得以完成。[28]它的出版是俄国汉学杰出的成就。这部作品曾获国家奖。这一时期苏联的汉学家-文学家Д.Н.沃斯克列先斯基（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华克生）、В.Ф.索罗金（В.Ф.Сорокин）、Н.Т.费德林、Л.Е.切尔卡斯基（Л.Е.Черкасский）、М.И.巴斯曼诺夫（М.И.Басманов）、В.В.彼得罗夫（В.В.Петров）、Е.А.谢列布里亚科夫（Е.А.Серебряков）、А.П.罗加乔夫（А.П.Рогачёв）、Л.З.艾德林（Л.З.Эйдлин）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的译本，出版了屈原、白居易、李白、李清照、陶渊明的诗歌，蒲松龄的小说，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中国童话的译本。中国著名学者袁珂的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的俄文译本出了两版，该书由李福清院士（Б.Л.Рифтин）主编并题跋。[29]书中收集和注释的材料给俄罗斯及欧洲读者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化的新层面。
1960年代，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历史学家Р.В.维亚特金（Р.В.Вяткин）开始翻译“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的多卷本《史记》这一名副其实的浩大工程。[30]А.Р.维亚特金（А.Р.Вяткин）完成了这项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出版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和俄中友好关系史范围的扩大凸显出中国哲学、经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汉学人才的匮乏。有鉴于此，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组建了一个专业是中国哲学，并深入研究现代汉语和文言文的团队。1972年他们重组了东方语学院，改组为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亚非学院，在这所学院开设了新的社会经济专业。此外，他们扩大了所有其他汉学专业的招生。在列宁格勒大学、远东大学和赤塔师范学院的汉语专业和系也扩大了招生。至1980年代初，汉学家的队伍补充了一大批新生力量，他们拓宽了研究和理解中国的视野。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团队培养出了诸如А.Е.卢基扬诺夫（А.Е.Лукьянов）、А.И.科布泽夫（А.И.Кобзев，科布杰夫）、А.В.罗曼诺夫（А.В.Ломанов）等知名的研究者。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建立友好的苏中关系后，有必要思考并吸取1960—1980年代我们关系史上戏剧性时期的教训。就这个主题举办了多次有俄中同行参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作品。在这方面，俄罗斯汉学家一系列集体著作占有重要位置。其中有：斯拉德科夫斯基研究俄中经济史的作品，俄罗斯学者研究俄中划界史的作品集，М.С.卡皮察（М.С.Капица）、О.Б.拉赫玛尼（О.Б.Рахманин）、Б.Т.库里克、巴林研究20世纪50-70年代苏中关系史的著作。1990年代出版了几本М.Л.季塔连科分析俄中相互关系和俄中在保证东亚安全问题中的作用的专著，以及Ю.М.加列诺维奇、С.Г.卢佳宁（С.Г.Лузянин）、А.Д.沃斯克列先斯基（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研究20世纪俄中关系史的作品。
С.Л.齐赫文斯基系列作品的出版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俄罗斯汉学界，尤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与世界历史》《中国走向统一和独立之路》《以周恩来生平资料为例》《急剧变化的世纪》。[31]此后出版了С.Л.齐赫文斯基选集。[32]2007年，С.Л.齐赫文斯基倡议编写10卷本《从远古到21世纪初的中国历史》。2013年这套意义非凡的丛书中的两卷付梓。一卷涵盖了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Л.С.佩列洛莫夫为第二卷主编）的时期，另一卷为1912—1949年\[Н.Л.玛玛耶娃（Н.Л.Мамаева）为第七卷主编\]。[33]
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德国同行的支持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汉学家编撰出版了独一无二的著作《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其中公布了大量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绝密档案。[34]这本书的主编、编写者和参与者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学者М.Л.季塔连科、А.М.格里高利耶夫、В.И.格鲁宁、К.В.什维廖夫（К.В.Шевелев）、А.Е.卡尔图诺娃（А.Е.Картунова）、И.Н.索特尼科娃（И.Н.Сотникова）、Н.И.梅尔尼科娃（Н.И.Мельникова），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郭恒钰（Го Хэнъюй）和М.列特涅尔（М.Лейтнер），柏林洪堡大学教授Р.菲尔别尔（Р.Фельбер）。这些文件的出版有助于澄清很多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中关系史和远东地区整体国际关系的不明之处。Б.Т.库里克（Б.Т.Кулик）的专著《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的出版是对“动荡的20年”的概括性总结。[35]2013年出版的А.И.杰尼索夫（А.И.Денисов）、Е.П.巴扎诺夫（Е.П.Бажанов）、А.В.卢金（А.В.Лукин）、А.В.伊万诺夫（А.В.Иванов）、В.Л.拉林（В.Л.Ларин）、Г.Н.罗曼诺夫（Г.Н.Романов）、В.Г.达岑申（В.Г.Дацышен）、А.А.皮萨列夫（А.А.Писарев）、Н.А.萨莫伊洛夫（Н.А.Самойлов）的合著力图勾勒出400年俄中关系史的主要方向和问题。[36]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俄罗斯的汉学家发表出版了数百部研究中国各方面发展的专著、论文和学术报告。出版了超过100部涵盖中国改革开放各方面经验的作品，其中包括一系列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体系和法制，中国工业、农业、交通发展，中国改革的法制保障和投资环境，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的作品。А.В.奥斯特洛夫斯基、В.Я.波尔加科夫、В.И.沙巴林、Э.П.皮沃瓦洛娃、Л.И.康德拉绍娃、Г.Д.苏哈尔丘克、В.Г.格里布拉斯（В.Г.Гельбрас）、В.И.波塔波夫（В.И.Потапов）、В.В.卡尔鲁索夫（В.В.Карлусов）、М.В.亚历山德洛娃（М.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Л.Д.鲍尼（Л.Д.Бони）、Л.П.杰柳欣、З.А.穆罗姆采娃、Л.А.沃尔科娃、Л.М.古多什尼科夫（Л.М.Гудошников）、Н.Л.玛玛耶娃、Г.А.冈申（Г.А.Ганшин）、А.В.维诺格拉多夫（А.В.Виноградов）、Л.В.诺沃谢洛娃（Л.В.Новоселова）等对汉学的这个研究方向做出了显著贡献。
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彰显出全面理解中国及在其哲学传统影响下众多居民的生活的重要意义，这一新浪潮始于1970年代初。这种哲学中隐含着一套日常行为方法规范，它确定着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选择，确定着自我认同和所有属于中华文明主体的实践行为的模式。
这种理解是拓展研究中国哲学和精神文明领域的动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乌兰乌德、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现了一些汉学家的创作团队，他们在较短的时期内推出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思想家的精深之作，以及多卷本的总结中国精神文化的著作。
А.В.罗曼诺夫、Е.А.卢基扬诺夫、Л.С.佩列洛莫夫、А.И.科布泽夫、А.Б.斯塔罗斯基娜（А.Б.Старостина）、Е.А.托尔奇诺夫、Г.А.特卡琴科、И.И.谢梅年科（И.И.Семененко）、М.Л.季塔连科、С.Р.别洛乌索夫（С.Р.Белоусов）、Л.Н.鲍洛赫、В.С.斯皮林（В.С.Спирин）、Н.В.阿巴耶夫（Н.В.Абаев）、В.Ф.费奥柯基斯托夫（В.Ф.Феоктистов）、В.В.马良文（В.В.Малявин）、В.Г.布罗夫（В.Г.Буров）、Л.Е.杨古托夫（Л.Е.Янгутов）、А.М.卡拉别江茨（А.М.Карапетьянц）、С.М.阿尼克耶娃（С.М.Аникеева）、Л.С.瓦西里耶夫、В.Е.叶列梅耶夫（В.Е.Еремеев）、А.М.克拉夫佐娃（А.М.Кравцова）、Д.Н.沃斯克列先斯基、О.Л.费什曼（О.Л.Фишман）、А.С.马尔特诺夫（А.С.Мартынов）、Ю.Л.克罗尔（Ю.Л.Кроль）、Л.Н.缅什科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孟列夫），Б.Г.多罗宁（Б.Г.Доронин）等汉学家的作品组成了中国古典和现代哲学、艺术、历史、医学、经济、军事文献的多卷本文库。儒家经典的公认译作，道家圣贤老子和庄子，墨家墨翟的著作，法家商鞅和韩非子，汉、唐、宋、明、清等朝代的哲学文献，20世纪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梁漱溟、胡适、杨献珍作品的各种译本也成为文库的一部分。此外还首次出版了佛教哲学多种文献，学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领导人思想体系也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
199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组建了一个筹备撰写独一无二的著作——《中国哲学》百科辞典的写作班子，该书出版于1994年。这个班子成为15年内完成撰写和出版独一无二的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作者群体的骨干。在汉学家阿尼克耶娃的领导下，在И.И.梅兰依內（И.И.Меланьиный）的协助下，东方文学出版社以最高的专业水平设计了大典各卷艺术水准高、特色鲜明的装帧和样本。
历史主义，通常善待先人积淀下来的所有优秀成果，本着“推陈出新”的原则，尊重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典型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只有两次偏离这一传统：义和团起义（1900—1901年）时全民骚乱的过程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因此，自Н.Я.比丘林、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К.А.斯卡奇科夫的著作问世，事实上从俄国的汉学诞生之日起，历史流派和众多的历史学派就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
20世纪40年代起，俄罗斯汉学的历史流派繁荣一时。这同俄罗斯社会各界更多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英勇反抗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有关。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展开大规模侵略，事实上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这些年里形成了研究中国通史和当代史的俄罗斯学派\[Л.И.杜曼和К.А.哈雷斯基（К.А.Харнский）\]。
战后几十年是研究中国通史，深入研究我们邻国各时期历史的全面展开时期和繁荣时期。Л.И.杜曼、С.Л.齐赫文斯基、Г.Н.沃伊津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Г.Б.爱伦堡、М.Ф.尤里耶夫、О.Е.涅波姆宁（О.Е.Непомнин）、В.Н.尼基佛罗夫、Л.С.佩列洛莫夫、Р.Ф.伊茨（Р.Ф.Итс）、Г.В.阿斯塔菲耶夫、Л.А.别列兹内依（Л.А.Березный）、Г.В.叶菲莫夫、Л.В.西蒙诺夫斯卡娅（Л.В.Симоновская）、Ю.В.丘多杰耶夫（Ю.В.Чудодеев）、А.Н.霍赫洛夫（А.Н.Хохлов）等开辟了一系列研究中国通史的新方向。С.Л.齐赫文斯基、В.И.格鲁宁、А.М.格里高利耶夫、А.И.卡尔图诺娃、М.Ф.尤里耶夫、Е.Ф.科瓦廖夫、Р.М.阿斯兰诺夫（Р.М.Асланов）、Н.Л.玛玛耶娃形成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新方向：研究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政党史。出版了一批研究康有为、谭嗣同、孙逸仙（孙中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专著和论文。对中共党史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研究持续深入。
П.Е.斯卡奇科夫的两部研究著作的出版是俄罗斯汉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一部是博大的《中国索引（简介）》，一部是精深的《俄罗斯汉学史纲》。[37]
从1960年代初起，苏联科学院远东所和东方所的学者们对俄中关系史、两国边界形成史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在С.Л.齐赫文斯基、В.С.米亚斯尼科夫、Р.А.米罗维茨卡娅、А.С.伊帕托娃、Г.И.萨尔吉索娃、И.Т.莫罗斯等的领导下，开始出版始自17世纪的中俄关系史文献。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Г.В.阿斯塔菲耶夫、А.М.杜宾斯基（А.М.Дубинский）、М.С.卡皮察、В.А.克里夫佐夫、О.Б.拉赫玛尼、В.С.库兹涅佐夫（В.С.Кузнецов）出版了一批研究中国对外政策史及其与世界强国相互关系史的著作。
汉学家С.Л.齐赫文斯基、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Ю.М.加列诺维奇、В.Н.乌索夫（В.Н.Усов）、М.С.卡皮察、А.М.格里高利耶夫、К.В.什维廖夫、Р.М.阿斯兰诺夫（Р.М.Асланов）、Б.Г.多罗宁、Ф.Б.别列留布斯基（Ф.Б.Белелюбский）、В.П.伊留舍奇金（В.П.Илюшечкин）、Г.А.斯捷潘诺娃、Л.П.杰柳欣、А.В.梅里克谢托夫、Р.А.米罗维茨卡娅、А.С.伊帕托娃、А.М.列多夫斯基、Л.С.寇扎章（Л.С.Кюзаджан）等是中国通史的作者或参撰者，其中包括撰写“大跃进”“文革”时期等严重影响中国被外部世界接受的重要的国内事件的著作。
20世纪下半叶，在历史学方向流派内，考古学和人类学、生态学研究学派，研究中国宗教的学派，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教育及电影文化的学派发展起来。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А.П.Окладников）、В.克留科夫（В.Крюков）、С.Р.库切拉（С.Р.Кучера）是当代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先行者。Н.Н.切鲍科萨拉夫（Н.Н.Чебоксаров）、А.М.列舍托夫（А.М.Решетов）、Т.Р.拉西莫夫（Т.Р.Рахимов）、А.А.莫斯卡廖夫（А.А.Москалев）、В.С.塔斯金（В.С.Таскин）进行着中华民族构成史的研究。
百科全书式人物Н.Я.比丘林开启了对中国宗教和信仰的研究，В.П.瓦西里耶夫和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继承和深化了19世纪的这些研究。当今，Е.А.托尔奇诺夫（Е.А.Торчинов）、Л.С.瓦西里耶夫（Л.С.Васильев）、С.А.戈尔布诺娃（С.А.Горбунова）、Н.В.阿巴耶夫、Л.Е.杨古托夫、В.В.马良文、А.А.马斯洛夫（А.А.Маслов）、В.С.库兹涅佐夫、К.М.杰尔季茨基（К.М.Тертицкий）的著作丰富着这一流派。
Н.Я.比丘林和С.М.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奠定了研究中国法学的开端，但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俄国的汉学家对这一问题却涉猎甚少。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年代里，Л.М.古多什尼科夫（Л.М.Гудошников）教授在远东所组建了一个研究中国法律的团队。在他的倡导下，翻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法令，它们用于调整“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问题，而且还是确保中国文化经济快速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法律基础。Е.И.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Н.П.斯维斯图诺娃（Н.П.Свистунова）、В.М.雷巴科夫（В.М.Рыбаков）的著作为研究中国的法律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研究员Н.Е.鲍列夫斯卡娅（Н.Е.Боревская）是研究中国教育体制的拓荒者。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С.А.托罗普采夫（С.А.Торопцев）开始研究大陆中国电影文化。
在俄罗斯，从20世纪初开始形成了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和民间工艺的强大学派。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是俄罗斯研究中国绘画和民间版画的奠基人。李福清、М.Л.卢多娃（М.Л.Рудова, Пчелина）、Н.А.维诺格拉多娃（Н.А.Виноградова）、Э.П.司徒仁娜（Э.П.Стужена）、Е.В.扎瓦茨卡娅（Е.В.Завадская, Виноградова）、О.Н.格鲁哈廖娃（О.Н.Глухарева）、С.М.柯切托娃（С.М.Кочетова）、И.Ф.穆里安（И.Ф.Муриан）、Т.А.波斯特列洛娃（Т.А.Пострелова）、В.Г.别洛杰罗娃（В.Г.Белозерова）继承了他在中国绘画、书法和民间版画等研究领域奠定的传统。三位斯切夫（Л.П.Сычев, В.Л.Сычев, Н.С.Сычев）从事着中国风习和服饰文化、园艺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