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中国政策、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内部局势的文献集
2004年俄罗斯史料学出版的重大事件是《俄共（布）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集》[1]的出版，它与“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丛书一道扩大和深化了国际共运学的史料库。收集进本资料丛书的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有关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意大利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专藏中的文献；有Г.Е.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В.И.列宁（В.И.Ленин）、В.М.莫洛托夫、К.Б.拉迪克（К.Б.Радек）、И.В.斯大林、Л.Д.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和其他人士个人档案中的文献。借此可以探寻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的复杂过程和它们的活动的内涵。此文献证明，И.В.斯大林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中国政策的影响在持续增长。我们要指出，1920年初俄共（布）中央建立了共产国际主管中共事务的机构，同时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就中国问题进行积极的合作。正因如此，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共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选择的盟友是孙中山的政党，而不是吴佩孚、张国焘[2]或其他人，这正是共产国际当时的目标。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从1927年开始，共产国际巩固了自己的立场，并加强了自己对联共（布）和中共的影响。它逐年成了联共（布）的工具。仔细研究这本文献集就会呈现这样的事实：共产国际的重点是在西方。由于一系列原因，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并不占重要位置。远离莫斯科和中华民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复杂性，造成了共产国际及其中国部对中国共产党活动控制弱化的条件。中共在1930年代初试图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同时反抗国民党的围剿。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中共处于反日本侵略的战争的环境中。
文献表明，在德国、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实现世界革命尝试的失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激进情绪，但是并没有放弃1927—1928年在中国实行农村革命的思想，没有放弃大规模的苏维埃运动——该运动在1934年遭受了失败。谈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我们要强调寻求正确决定的复杂形势和客观困难。共产国际在1930年代初的一个严重错误就在于，长期坚持不与社会民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立场，这就延迟了在西方和东方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形成。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将反法西斯和反战争的任务置于首位，而不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
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后，共产国际实行了政策的全面调整，调整后的政策总的战略指向是联合所有民主力量同国际侵略势力斗争，尽管作出了一系列关于联共（布）的政策不能替代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决定，但是联共（布）中央的领导继续监控和主导共产国际的政策。文献集中包含了有足够说服力的材料，表明在共产国际制定和实施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И.В.斯大林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本资料集收录的文献表明，在此书公布前，专家和公众并不知晓，共产国际在二战前的几年和二战期间活动的规模有多大：活动遍及西方和东方数十个国家：培养民族干部，训练敌后工作专家，组织无线电宣传，做俘虏工作等等。
我们无暇深入介绍从1935年开始的镇压共产国际干部的材料，仅止于提及而已：共产国际的执委会机关几乎被看成是破坏分子渗入苏联的基本渠道；大规模的逮捕十分突出，苏联关闭了共产国际执委的所有教学机构（其中有为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为中共培养成熟干部的国际列宁学校），解散了波兰共产党等等。尽管有大量与共产国际相联系的负面事件，但本资料集的材料证明：第一，共产国际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的努力并非总是成功的；第二，它在组织反法西斯、反日斗争中的显著作用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些文献并不能质疑以下说法：“И.В.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促使共产国际展开反法西斯斗争，并组织欧洲的抵抗运动、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运动。”[3]
上述材料编成了两本，是由远东所А.И.卡尔图诺娃整理的。2003年出版了题为《В.К.布柳赫尔（В.К.Блюхер）在中国（1924—1927）：总军事顾问的新材料》。А.И.卡尔图诺娃担任编纂者、责任编辑、序言作者和注释者，这是艰巨而有趣的工作。这些文献将В.К.布柳赫尔描述为卓越的军事顾问，既睿智又有趣，他的生命和运动与中国的革命事件紧密联系。在这些事件中他本人也成了主角。
由于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军事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活动往往处于事件的核心。В.К.布柳赫尔先是被派往广州政府，从1925年起又被派往南京政府的军事顾问团任团长。他的顾问团有巨大的动员力，也能够认识到那个时期中国内政局势的实质。В.К.布柳赫尔对革命运动的军事特征的认识明显早于其他军事顾问和多数共产党员，他将革命运动的成果更多地与军事建设的成功相联系，而不是与工农运动的水平相联系。本资料集接续了1970年代（1979年）出版的有关В.К.布柳赫尔和其他军事顾问的文献资料集。[4]该书也是А.И.卡尔图诺娃编纂的。其材料包含了对历史学家们的历史概念作修订的基础。这些概念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各阶层的特征，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提出的该党的民族解放运动观念，1926—1928年旨在恢复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北伐。1927年В.К.布柳赫尔返回苏联。在А.И.卡尔图诺娃公布于2003年的关于В.К.布柳赫尔的资料集中，信息更加丰富，与其他材料一起，首次完整公布了（这一点和1970年代的资料不同）В.К.布柳赫尔的文献，其标题是《广东.军事事件要录.1924年12月—1925年7月》（第2号文献）。1925年9月В.К.布柳赫尔在第一次华南之行（1924年11月至1925年5月）结束后写完了这个要录。第二次华南之行（从1926年5月至1927年9月）的多种文献显示，В.К.布柳赫尔的军事才能在创建孙中山的广州政府的军队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是一支不同于旧军阀军队的新式军队。在1924年至1925年间军队创立起来，在孙中山领导的部队同陈炯明领导的军队的军事冲突中，这支军队得到巩固。陈炯明是孙中山昔日的战友，是云南、广西军队的将领，他试图控制广东省。1925年底的两次东征奠定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基础。[5]务必应注意在本文献集中收录的一系列文献，它们涉及培养国民党军事骨干的黄埔军校的组建、В.К.布柳赫尔在军校工作中的作用、军校毕业生在将叛乱将军的军队赶出南方中的作用。В.К.布柳赫尔的第二次出差正好赶上中国民族革命中的核心事件——北伐。文献揭示了В.К.布柳赫尔面临的诸多困难，常常在不能同国民政府、同莫斯科保持有效的联系渠道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违背中国大本营和莫斯科意愿的决定，也与驻国民党的总政治顾问М.М.鲍罗廷发生“利益冲突”，此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在1927年也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决定。
本资料集中还收录了涉及历史学家不熟悉的事件的材料——北伐中的湖北战役和江西战役；还有文献和材料涉及蒋介石和唐生智两位将军的关系，В.К.布柳赫尔给予这两位的“革命性”以很多评价。[6]应该指出，В.К.布柳赫尔积极参与北伐计划的制定，他非常了解中国的局势，熟悉将军们，了解他们的情绪。比如，他从来就不被唐生智和冯玉祥将军的政治观点迷惑，并不信服他们，而且确信，他们不是武汉政府真正的拥护者，局势发展证明他是正确的。同时，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国民党中执委的政治顾问М.М.鲍罗廷不同，他对蒋介石将军的能力评价更为客观，他希望自己的支持者、各国、企业家和商人赞同蒋介石所持的关于国民党的政策，拥护他在军界的权威。他不止一次呼吁关注黄埔军校的规模化文件中的立场的分歧，关注苏联顾问在黄埔军校和各部队中的行为方式。[7]
文件中包涵了大量的信息涉及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帮助建立不同于旧军阀的新式军队。苏联顾问对北伐胜利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1928年北伐的胜利，肃清了将中国推向危机境地的地方军阀的势力。苏联给予国民党物资和经费支援，提供武器和顾问，在国民党的军事胜利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本册收录17种文献，其中17种是В.К.布柳赫尔编写的。附录中的四种文献也很有趣，这些文件涉及В.К.布柳赫尔对武汉政府活动有关的军事政治问题的评价，涉及他对他本人与М.М.鲍罗廷的关系的评价。2008年А.И.卡尔图诺娃继续出版了俄共（布）／联共（布）总书记И.В.斯大林同驻中国全权代表Л.М.加拉罕的通信（1923年8月至1926年，出自国立俄罗斯社会政史档案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Г.В.契切林与Л.М.加拉罕的通信（出自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8]这本书以文献的方式阐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中国政策。这些政策既与苏中关系的发展，也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紧密联系。书信体裁在史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书中有丰富的内容，同时所公布的这些政治、国务和党务机关的文献所透露的信息，不但传达出了时代氛围，而且准确、细致地勾勒出内政、外交问题，甚至还披露了各种重要的政治决定的内幕。И.В.斯大林与Л.М.加拉罕的通信是首次公布，Г.В.契切林与Л.М.加拉罕的通信以前公布过，但数量没这么多。相比较而言，И.В.斯大林同Л.М.加拉罕的通信比Г.В.契切林与Л.М.加拉罕的通信更重要。
本资料集的内容证实了俄罗斯外交中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精心选择了到中国去工作的精英。的确如此，1923年至1926年间，苏联驻中华民国全权代表Л.М.加拉罕，作为外交官早就声名卓著。关于具体事项的通信表明，这位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具有很高的职业素养，也说明И.В.斯大林和Г.В.契切林对俄中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不妨介绍一些引起И.В.斯大林、Г.В.契切林和Л.М.加拉罕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和事件。通信大量涉及Л.М.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代表准备《俄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谈判。通信可以让人看出，Л.М.加拉罕为了签订这个协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美国竭力阻止达成此协议。[9]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此问题异见纷呈。就拿孙中山来说，一方面他的政党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他本人渴望广东政府能得到莫斯科的承认；另一方面又需要长久说服，他才能认识到在苏联和中华民国之间通过正式的渠道签订协议是必要的。在这方面孙中山和国民党执委的政治顾问М.М.鲍罗廷功不可没。通信中还呈现出涉及1924年9月20日与奉天签署协议的一些事实，其中有在中长铁路问题上克服张作霖同苏联利益的冲突的细节。在中长铁路问题上，日本和西方列强加强了对张作霖施压。[10]
就像“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丛书中的文献一样，本资料集中的一些材料说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准了民主革命阵营中战胜北洋军阀的可靠力量；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辨认出了不同的军阀集团——张作霖、吴佩孚等等与孙中山和他的政党之间的区别。在这些通信中反映和补充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丛书中的这个主题：借助冯玉祥和胡景翼的国民军支持来制定革命的北伐路线。
从通信的内容看，Л.М.加拉罕同孙中山和国民党中执委的顾问М.М.鲍罗廷保持着联系，对中国南北生活中的事件了如指掌，比共产国际的其他代表更了解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这有助于苏联在与中国官方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各阵营的联系中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支持北伐，这是苏联方面对解决民主革命运动中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客观态度的明显例证——尽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间等问题上有分歧。这些通信证实，在建立民族解放的关系中苏方面有得有失。比如，根据М.В.伏龙芝的意见，Л.М.加拉罕推动苏联方面给予了冯玉祥将军更多财经援助。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明，Л.М.加拉罕高估了冯玉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这些通信也涉及了广东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比如针对定期出现的中东铁路的冲突的分歧。冲突一半是中方引起的，一半是俄方引起的。通信给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军政委代表团的中国巡视之行以较多篇幅，该团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是1926年2月初至4月底，团长是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委员、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А.С.布勃诺夫（А.С.Бубнов）（他本来姓伊凡诺夫）。这个代表团活动的目的是要调整围绕中东铁路的局势，纠正苏联驻国民党的顾问们的工作中所犯的共产国际式的错误。对代表团工作的结果的评价不一。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在苏联占上风的观点是把М.М.鲍罗廷和В.К.布柳赫尔边缘化。材料和文献也证明，内部形势是复杂的，冲突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实践、对中国的整体形势缺乏足够的知识。
公布的有关К.Б.拉迪克1920年代活动的文献，对阐释“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的主题贡献甚大。[11]这是А.В.潘佐夫（А.В.Панцов）编纂的，他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毕业生，现在生活、工作在美国，但同俄罗斯的学术机构和院校保持着学术联系。从书中可以看出，К.Б.拉迪克在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在1923—1927年间，尤其是在1925—1927年间认真从事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研究。К.Б.拉迪克同时也成了俄罗斯汉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文献集中收录了出自国立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9种文献、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的两种文献，还有А.В.潘佐夫的序言。它们证明，К.Б.拉迪克不仅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还是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积极参与者。本资料集所引用的材料十分重要，它们扩大了中国革命中各种事件产生的背景，也证实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解决中国民族革命中的争论的问题时是高度紧张的。本资料集的内容还表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选择适应中国局势的战略方针时态度暧昧，在“统一战线”矛盾积累后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应该指出，А.В.潘佐夫的如下判断是没有足够证据的：他认为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战略失败的原因是共产党员继续加入国民党。А.В.潘佐夫将这个问题主要归咎于И.В.斯大林。这个命题尚未得到充分证实（假如考虑到1920年代的复杂局势、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所赋予的共产党活动的合法性）。由于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不由得会对А.В.潘佐夫的立场的正当性产生疑虑。从总体看，这本正引起学术争论的书，其学术附件是很完备的，有注释、参考文献、人物介绍，同时编纂者和序言作者知识渊博。这些使这本书进入高水平著作之列，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
我们作了描述的1990年代至2000年代这些文献资料集开辟了足够丰厚的文献基础，据此可以研究俄中关系、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多层面的内部政治进程、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出现了更深刻地探究如下问题的新的可能性：研究中国内部的历史、外交政策，消除中国政治史中的“空白点”，即确立孙中山的政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革命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地位。
[1]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 гг.Документы / Ред.кол.: Г.М.Адибеков（отв.ред.подг.）, К.М.Андерсон, К.К.Шириня（отв.ред.подг.）/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Г.М.Адибеков,Ж.Г.Адибекова, Л.А.Роговая, К.К.Шириня.М., 2004.
[2] 显系作者笔误，应是张作霖。——译注
[3] Адибеков Г.М., Шириня К.К.Предисловие //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 гг.Документы.C.18.
[4] Картунова А.И.В.К.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1924—1927 гг.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очерк.Документы.М.,1979.
[5] В.К.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1924—1927 г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глав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М., 2003.С.397-432.
[6] Там же.Док.№ 10-12.
[7] В.К.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1924—1927 г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глав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М., 2003.Док.№ 1, 3, 4.
[8] 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и Г.В.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М.Караханом: документы,август 1923 г.—1926 г./ Сост., отв.ред.подг., автор предисл.А.И.Картунова, гл.ред.М.Л.Титаренко.М., 2008.
[9] 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и Г.В.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М.Караханом: документы,август 1923 г.—1926 г./ Сост., отв.ред.подг., автор предисл.А.И.Картунова, гл.ред.М.Л.Титаренко.М., 2008.№ 7, 12, 15, 44.46, 54.
[10] Там же.Док.№ 9.
[11] Карл Радек о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Ред.и сост.А.В.Панцов.М.,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