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20世纪俄中关系”史料丛书——两国关系研究的基本史料
俄罗斯汉学过去和现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俄中关系，如同整个俄罗斯汉学一样，这个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同俄罗斯外交的实际利益，同俄罗斯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民族—国家利益密切相联系。俄国著名的汉学家、俄罗斯汉学史家П.Е.斯卡奇科夫就此写道：“同其他东方学分支相比，汉学的显著特征是，它同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的现实需要，同与中国的贸易相联系。这种实用性，也从自己的角度，促进了俄国的汉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发展……”[1]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注重两国实践的俄罗斯汉学面临的目标和任务是多种多样的，以文献为支撑则是始终不变的原则。
早在17世纪初，中国明朝时期，即1618年，И.佩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使团访问中国，俄中开启了双边交往的历史。俄中两国关系的建立结合了与俄中两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学的区别相联系的一系列特点。两国之间有宽广的相邻领土，形成了两大文明的相交地带。就双方领土的占有规模而言，经历了国家间边界形成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中俄边界是仅仅通过和平的途径，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来形成的，这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经验。至于说人类文化学的差异，它们在俄中国家关系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都留下了痕迹[2]。对外关系建构概念的不同模式是确凿的事实：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模式是“平等国家”的关系，17至19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模式是——“华夏中心模式”，它意在建构纵向的、以低级的主体与高级的主体相联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3]
于是，中国清王朝建立后，一方面，17世纪俄罗斯哥萨克出现在黑龙江流域，另一方面，形成了建立双方官方关系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时期开始，这两个邻国交换外交使节，划分边界，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双边关系的各种问题，为近4个世纪的俄中关系积累了大量史料。让研究者和从事实务的外交官能够使用这些史料成了迫切任务。比如，俄国外交部1889年出版俄中条约集，其序言指出：“……这本书的出版，既满足了边疆当局和外交机构的需要，又满足了专家们的合理需求。俄罗斯社会由于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这些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应该越来越让俄罗斯社会产生浓厚兴趣。”[4]
出于这一目的，他们不止一次出版了两国关系的史料。Н.Н.班蒂什-卡缅斯基（Н.Н.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的《1619年至1792年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5]是第一本这样的书。19世纪也出版了几本俄中关系的文献集，这是具有标志性的，[6]它们都是与两国关系中条约和法律的活跃建构过程相联系的。但是这些文献汇编是不够完备的，它们或者没有收录全部条约，或者部分文献有删节，有的文献没有附上图例，还有不准确之处。除了《1689年至1881年的俄中条约集》[7]而外，只公布了文献的俄文和欧洲各种文字文本，没有公布其汉文和满文文本。
创立于1956年的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学者们继续从事两国关系文献的公布工作（还包括苏联时代的文献）。他们收集和出版了一本文献集，在该书中编者更正了此前发表的文献的错讹。[8]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此书中没有收入一些条约。1960年研究所停办，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一直停顿到1966年。[9]为了进行苏中关系、现代中国的综合研究，1966年他们决定在苏联科学院的框架内重建汉学研究中心，即成立苏联科学院远东所。
一开始俄中关系史研究就成了远东所的重点研究方向。由于1960年代中期两国的摩擦加剧，也由于1980年为加快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寻求路径，国家对制定对华和对远东国家的政策提出了要求，使得这个研究方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960年代中期，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国国界划界的历史问题被推到了重要地位，这是对当时已经开始的苏中边界谈判的反映。这在客观上为恢复搜集、出版17—20世纪俄中关系史料工作创造了客观条件。这个时候，恰好为后来整理多卷文献集“17—20世纪俄中关系”创造了基础条件，这项工作由远东所与俄联邦外交部历史档案局协作展开，一直由С.Л.齐赫文斯基主持。
上面已谈及，原来的文献集是不完整的，不足以展示各时期俄中关系的完整画面和特色。在整理新的文献的时候，参与者提出了扩大两国关系史料的目标，让那些能够充分反映两国关系的历时性发展的系统性的档案、史料可以科学地交互对照。这是囊括所有档案的独一无二的出版物，它能够满足历史学家、国家外交官的需求，为其解决领土边界等问题提供学术论据。
这些集子中不但收录了涉及中俄关系不同阶段的重要事件的文献，还有外交书信，还有从法文、荷兰文、拉丁文和其他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表达欧洲国家对事件进程的反映材料，还有一些满文、汉文和蒙古文的史料原件和俄文译文。这些文献的时间框架是中俄关系的起点——17世纪初至1950年2月。丛书内部按世纪而分，每一册在一个世纪之内又以数字来标明时间顺序。每一册中史料的编排都采取相似的时序排列规律，以便反映该时期两国关系演变的特点。大部分史料是首次公布，一部分史料或是首次公布全文，或是首次以保留了原件特点的抄写件或译文的形式公布。每一册都有相同的结构，都有史学性的序言、文献学性的导语、附录、术语词典、详尽的注解（在注解中收录了一些未列入正文的史料）、地名等术语的索引。
丛书已经出了十册（其中有两册分上分册、下分册），涵盖了中俄关系的各个阶段。在几个世纪（17、18、19世纪）的范围内，每一册都是按照先后顺序排列的，至少已经出版的各册是如此。《20世纪俄中关系》的各册则是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排列的。
20世纪90年代出了三本文献集：关于17世纪两本，关于18世纪一本。第一个文献集《17世纪俄中关系》涵盖俄国与中国关系开始阶段，收录的资料开始于俄国派往中国的И.佩特林使团，结束于Н.Г.斯帕法里（Н.Г.Спафарий）使团。[10]整个第一册包括两国关系最重要的事件——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俄中关系的第一个条约。[11]《17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册涵盖了17世纪初至1725年。[12]它涉及两国关系中同样重要的事件：第一个通过俄国境内造访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的中国使团；还有俄方的决定：跟随中国使团归国向中国首都派遣常驻的东正教使团；还涉及彼得一世的特使Л.В.伊兹迈洛夫（Л.В.Измайлов）抵达北京。
1990年至2000年编纂俄中关系文献集的工作继续进行。文献集编好一册出版一册，但在这本专著里我们将按照每个世纪的顺序介绍其内容。由于俄中接触日益活跃，18世纪俄中关系的文献保存得很好，而且数量可观。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边界划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来进行的。
18世纪的文献计划出版7册。正如上文所述，第1册在1978年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出了三册，其余的三册尚在编纂中。1990年出版了《18世纪俄中关系》中的第二册[13]，2006年出版了第三册[14]。这几册收录了涉及《恰克图条约》签订过程的作为孤本存在的档案材料。《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是俄中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第二册收录了俄国外交使团活动开始时期的文献，率领这个使团的是那个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特命全权参赞С.Л.符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С.Л.ВладиславичРагузинский）。他在北京期间（从1727年6月到1727年4月）的文献都在这一册中。第三册收录了反映这个使团离开北京出境到1728年12月28日返回莫斯科的文献。除此而外，本册还收录了使团活动阶段（1729年至1741年3月）之外的其他文献。这里有使团工作报告，《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的资料，有涉及两国边界划界的文献，还有С.Л.符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个人活动的资料。档案的来源丰富多样，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代条约档案馆。[15]对两国关系史这个重要时期的这些重要而精彩的档案，编纂者花了大力气加以选择整理。俄国的主要目的是签一个笼统的条约，以确定两国间的政治、贸易的条件；大清帝国的主要目的是把与俄罗斯的边界确定下来，以确定其在喀尔喀蒙古的权力，借此巩固其北部边疆。因此中国方面坚持将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同边界划界挂钩。结果是，尽管俄方不得不做出一些领土让步，[16]但是就像В.С.米亚斯尼科夫在此册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俄罗斯的外交界“成功地用‘谁占谁拥有’的原则抵制了清朝统治者的领土要求，并顺利地将其付诸实践”。[17]有必要指出，如果说《尼布楚条约》只是有条件地划出了俄中边界，在1727年8月20日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18]后，按照俄方的主张，“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立即照当时公认的国际法划定了边界”。[19]1727年10月21日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两国永敦睦谊”。[20]此条约用三种文字——俄文、满文和拉丁文写就[21]。在本册里公布的是俄文本。《布连斯奇条约》的第三条是有关划界的条款。《恰克图条约》对俄罗斯商队进北京、在边境设立两个互市点做出了详细规定，将东正教使团在北京的存在、其学生的招聘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这事实上开创了俄罗斯的汉学。为了解决在正式信函中双方皇帝的称号问题，条约规定：从当时开始，俄方以枢密院和托波尔总督的名义，中方以理藩院和库伦大臣的名义。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就使在交换信函之前无需就称呼问题再作讨论，同时这也反映了双方在理解条约条款中的文明间的差异。大清政府继续不将俄国视为双边关系的平等伙伴，而看成是相邻的臣属国，因为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枢密院和理藩院无论如何不是对等的机关。华夏中心观在本条约的其他条款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东正教使团和俄国商人被看成是博格德汗的“客人”，是由于他的恩准才能到中国的领土上来。总之，此条约在当时确定了两国关系，直到19世纪中叶都规约着俄中关系。
《18世纪俄中关系》的第4册（А.С.伊帕托娃和В.С.米亚斯尼科夫编）尚在编纂中。本册将出上、下两本，将完整地公布拉古津斯基“笔记”。在这些笔记中，他详尽记录了签订《恰克图条约》三年多的艰难过程，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事情。[22]
第五册尚在准备中，它将介绍18世纪30年代两个中国使团，他们拜访了俄国宫廷和臣属俄国的卡尔梅克汗。中国的图什[23]和他的使团的主要任务是拜访卡尔梅克汗（1730—1731）[24]，弄清楚俄国对大清政府征战准噶尔的立场，并争取俄国的支持。第二个使团以大清国高官德新（Дэ Син）和巴延泰（Баньди）为首，于1731年派往俄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派往欧洲的使团。这两个使团都到了莫斯科和彼得堡，都受到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Анна Иванновна）的接见。两国关系中的这段经历俄国和世界汉学家都鲜有研究，收入此册的文献以前大部分都未发表过。[25]
本书第6册收录的材料和文献涉及两个俄国使团——1757年的外交使节В.Ф.勃拉季谢夫（В.Ф.Братищев）和1762—1763年的И.И.克罗波托夫（И.И.Кропотов）。[26]此前两国关系积累了一些问题。大清政府征战准噶尔（1757年）和喀什噶尔（1759年）得胜，达到鼎盛。但是在准噶尔以阿睦尔撒纳为首的反清起义者逃到俄国后，由于俄方违反《恰克图条约》接纳逃亡者，俄中发生冲突，关系趋于紧张。同时俄国的土地在雅库特东北边扩展，俄国人逐渐占领了堪察加半岛、尚塔尔群岛，并已经得知存在着萨哈林岛，这是黑龙江河口的最大的岛屿。由于别里格第二次堪察加探险队（大北方探险队）的成功的考察，俄罗斯人已经知晓去日本和美洲的道路。
18世纪中叶已出现了向从雅库特到鄂霍茨克及更远的堪察加的广袤地区提供给养的问题。被授权领导恢复第二次堪察加探险队的西伯利亚总督В.А.米亚特列夫（В.А.Мятлев）在其报告中说：最可靠和最便利的办法，是探险队自己解决给养。鄂霍茨克和堪察加都处于黑龙江沿岸。1753年俄国决定向大清国帝国政府提出共同开辟黑龙江航道[27]，为此向中方派出了信使В.Ф.勃拉季谢夫。[28]但是，实行闭关锁国原则的大清国政府，对俄国在黑龙江沿岸频繁活动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拒绝了俄国的建议。由于逃亡者进入俄控的阿穆尔河地区和大清国政府拒绝俄国船只进入黑龙江，冲突逐渐增多，因此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边界两边两国军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加。1762年俄国决定通过外交渠道调解争端。1763年夏季外交信使（近卫军中尉）И.И.克罗波托夫到达北京，他带去了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关于向中国派遣“高级使团”，以解决贸易和逃亡者问题的建议，女皇向他亲授“口谕”。他还携带了枢密院关于新女皇登基的“信函”。[29]但是大清国政府以相当武断的形式拒绝了俄国向中国派遣使团的建议。
这一册涵盖了1752年至1765年这个时期，收录了外交部已准备派遣两个使团的文件。档案中包括关于边境局势的生动材料，[30]包括这个时期俄国的局势的材料。在此册公布的《枢密顾问В.Ф.勃拉季谢夫北京日常生活札记》中，[31]富有在东方工作经验的作者，不仅记载了В.Ф.勃拉季谢夫使团所受的波折，而且客观地描绘了当时的北京，分析了逗留北京所获得的各种信息。还有首次公布的В.Ф.勃拉季谢夫的文献《关于中国的情报，或伏尔泰信徒关于中国的见解，В.Ф.勃拉季谢夫在北京短暂逗留期间收集，并附И.К.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的注解》。[32]至于И.И.克罗波托夫使团，则首次公布了有关使团准备的文件、И.И.克罗波托夫给外交委员会的复命报告（附录的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密报”）、И.И.克罗波托夫的日记等等。[33]
从本册展示的文献来看，这个时期俄中关系十分复杂。应该指出，俄国逐渐积累了关于邻国大量的知识，在这个时期俄国的汉学已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恰好在18世纪中期，俄罗斯首批汉学家И.К.罗索欣、А.Л.列昂季耶夫在北京东正教使团获得材料，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同时，В.Ф.勃拉季谢夫使团工作的更重要的收获是，В.Ф.勃拉季谢夫得到大清国政府的同意，恢复向东正教使团派遣留学生，此项工作在1755年曾中断过。
《18世纪俄中关系》的最后一册，即第8册尚在准备之中。此册按时间顺序涵盖18世纪后半叶（1765—1802），这是俄中关系不太复杂的一个时期。中国方面利用俄方热衷于发展贸易的愿望，将自己的利益强加于俄方，不止一次中断贸易，并拒绝接受俄方的信使。本册的中心是两个事件——1768年И.И.克罗波托夫主持的谈判，其结果是签订《恰克图界约补充条款》；1792年签订《俄中恰克图贸易暨边界国际条约》。[34]总体看来，这两个条约是在大清国的压力之下签订的，但其签订使“双方之旧事”“皆不重提”，[35]在恰克图条约中补充了处治越界者的条款，恢复了恰克图贸易，这对俄而言尤为紧要。
在18世纪俄中继续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而且，文献可以证明，在这个阶段俄国常常是倡议者。正如米亚斯尼科夫所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俄中关系继续保持着一种可笑的模式，“尽管两国的社会经济伙伴是相似的，但是文明的差异对其关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6]也就是说，在建立关系的时候中国始终坚持纵向结构，俄国则倾向建立横向结构。因此双方是按照某种“第三方式”来建立两国关系的，将另一种方式和因素收了进来。俄国和中国缓慢地、逐渐地克服了不同文明形成的障碍，一步一步地寻找着以外交方式解决两国关系的道路。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是双方的主要愿望。
19世纪初国际关系力量的次序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俄罗斯的国际声望在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日渐陷入东亚的世界政治中，开始意识到北方邻居的实力。《19世纪俄中关系》的第1册收录了Ю.А.戈洛夫金（Ю.А.Головкин）率领的驻中国使团[37]的经历。这个使团是俄国倡议派出的，就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赋予的任务而言，这次的任务远重于以前的使团。这次要解决的“不仅是两国关系问题，而且要确立俄国在远东的新政策，有充分的理由将它称为亚太地区的新政策”[38]。当时设想，俄国能取得在所有边境地区的贸易权，假如被拒绝的话，那么就在西边的布赫塔尔马河的边境开放贸易点；同时力争解决在广州开辟贸易的问题，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到了那里，这就使俄美公司可以绕过恰克图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优越的贸易条件，把北美、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城市同中国、日本的市场联通。为此在给使节的指令中有“相机行事”等语。黑龙江能否通航？如果可以那么立刻就应提出解决俄罗斯轮船黑龙江航行的问题。他们甚至假设中国方面同意跟南京建立贸易联系。[39]此外，他们还给了使节指令，要求他从大清国政府得到准许，让使团的成员通过北京“安全”地到达喀布尔。[40]足见俄国对Ю.А.戈洛夫金使团期望甚多，但是最终这些设想全部落空了。大清国政府对使团的提议不感兴趣，更何况俄罗斯提议解决的主要问题都跟贸易有关，这可是清朝的高官们所不擅长的。俄国向中国提出的建立联系的建议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是从欧洲政治观念出发的，很少考虑中国的利益，不顾及中国能否接受它所提议的解决方法。比如，在给使节的指令中，要求他向中国提出建议，当英国人从东印度侵犯中国边境时，由俄国充当解决英国问题的调停人，为此中方应予以补偿。[41]这个建议操之过急，完全不被中国接受。结果大清国政府不想接受俄罗斯使团。中方开始要求缩减使团的人数，单独更换东正教使团的替换人员，还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要求使节在库伦必须在牌位前行“叩头”礼。Ю.А.戈洛夫金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1806年的2月1日使团离开了库伦。尽管使团遭受了失败，但是Ю.А.戈洛夫金在西伯利亚期间的活动却得到亚历山大一世很高的评价。此后，使团失败的教训强化了对中国进行综合研究的意识。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就成了展开中国研究的工具，按照亚历山大一世的命令，它的活动的重点是逐渐要发挥外交功能。
本册收录的材料既独特，又饶有趣味。首先，由Ю.А.戈洛夫金率领的派往中国的使团在俄罗斯和国外的史学界研究甚少。问题在于，使团的失败及与拿破仑（Наполеон）的战争将对使团的兴趣推到了次要地位。这个使团的基本档案资料原来人们长期以为已经亡佚，本册的编者从俄罗斯帝国外交档案中找到了材料，从历史学的时段来看，并不算很久远的事，因此绝大多数材料都是首次公布。第二，本册收录档案文献不光有俄国的，还有大清国从满文翻译过来的译文（材料公布的复杂性在于，其原文有6种文字）。
19世纪下半叶，俄中形成另一种关系——平等的关系，双方都是相互关系中的平等的主体。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17年。В.С.米亚斯尼科夫指出，在这个时期大清国对外政策中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减弱，发展中的形式因素开始超过文明性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后者虽然退居次要位置，但依旧在继续发挥作用。[42]
20世纪之初是以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为标志的：中国的辛亥革命（1911—1913）和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1917年以后俄中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直到1949年之前，这两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共同生存于二战之前国际关系体系复杂、激变的危机之中，都致力于反入侵的斗争。这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发生了两国关系中、世界历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量的事实对两国关系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这些年月里俄中关系的发展首次不仅以两国关系的形式出现，而且以与远东的国际关系紧密联系的形式出现，“构成了在国际组织、外交信函和大国首脑峰会中的多边外交因素”。[43]
两国关系的新类型，要求用新的条约形式来加以巩固。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迄今为止，俄中关系的这个阶段引起了中国和国外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更重要的是，得益于研究者的劳动，得益于他们为公布最近20年才能看的档案材料所进行的选择和整理，那些向公众公布的独特的档案材料，创造了重新描绘这个阶段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以《20世纪俄中关系、苏中关系》为题目的若干资料集，涵盖从1917年10月到1950年2月14日（此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历史。现在出版了苏中关系史史料的第3、4、5册。第1册（1917年—1924年），第2册（1925年—1931年9月）尚在准备中。编者们秉持统一的观念，关注政治关系，但尽量回避党际关系。
最近出版的一册，是本丛书的第3册，[44]涵盖的时段从1931年9月到1937年9月。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出现危机，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1931年9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成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日本入侵中国和远东，中国各路军阀同南京政府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的斗争，中国持续的内战，这些成了苏联和中国关系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希望在对日斗争中得到苏联的支持，这就创造了有利条件恢复1929年中断的与苏联的关系，并发展它。中国借此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向苏联提出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借此促使苏联对日开战。苏联领导人明白，苏联不准备打仗，坚持不附带条件恢复关系，[45]同时采取了外交步骤防止苏联被拉进对日战争。其结果是，外交和领事关系恢复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持续到了1937年8月。苏联远东政策的重要指示方针是，一方面寻求实际帮助中国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不恶化同日本的关系。在调整与南京政府的关系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要顾及许多因素。比如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46]苏联不得不同日本展开谈判，谈判涉及这个新建伪政权国家的中长铁路、苏联的其他财产、保护中国东北的苏联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交界河流的航行等问题。[47]在中国和日本的苏联外交官密切关注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对苏联政策的反应。解决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除了正式的渠道外，还有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非正式渠道。这类谈判的最早的例证是杨杰率领的高级军事代表团。[48]本册的文献分别收藏于俄罗斯三个档案馆中：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其中有苏联外交官同中国、日本代表谈话的记录、明码电报、编码电报、一般通信和正式公函，还有正式照会、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要、决议草案等等，一共有481本档案材料。
其中有一整本文献涉及诸如苏联与中国新疆、内蒙古的政策这样的重大问题。苏联与新疆有广泛的经济贸易关系（参见苏联领导人与新疆省长盛世才的通信）。新疆远离中国腹心地带，事实上独立于南京政府，传统上保持着同苏联的紧密联系。苏联领导反对盛世才的分裂倾向，非常重视向中华民国领导解释自己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比如，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疆工作的指示中首先表示不接受“支持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口号和政策”。[49]至于蒙古问题，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1935年中东铁路卖给日本人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向苏联提出签署苏蒙互助条约的建议，条约签署了，苏联军队进入了蒙古。中华民国政府反对签署违背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苏中条约精神的《苏蒙草约》，向苏联驻中华民国的全权代表Д.В鲍戈莫洛夫发出表达此类内容的照会。[50]
包括将中长铁路卖给日本人在内的诸多事实，延缓了改善苏中官方关系的进度。当时已经开始了未经宣布的中日战争。中华民国政府非常期待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也很清楚，在苏联不能确信军事援助不会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军事援助是不会到来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遵循第三国际的第七次会议的决定，于1935年8月向所有党派、团体发出号召：“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联领导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从1935年夏季开始，寻求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阵线，成了苏联中国政策的主导方向。1936年3月全权代表Д.В鲍戈莫洛夫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Б.С.斯托莫尼亚克（Б.С.Стомоняков）的信中写到“……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应该会增强蒋介石同意与其他团体和党派和解的兴趣，包括同共产党的和解”，[51]在5月3日的信中他通报说：“蒋介石采取了重大的准备抵抗日本的措施。”[52]中国全民爱国热情的高涨、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立场，迫使蒋介石开始同苏联谈判建立军事防御同盟的可能性。但是苏联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坚持在远东和亚太地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1937年3月至7月，关于签署太平洋条约的谈判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М.М.李特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主持。[53]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Д.В.鲍戈莫洛夫后来继续主持谈判。中方鉴于西方大国对太平洋条约的否定态度，继续坚持签署双边协议。只是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和日本军队占领黑龙江的一些岛屿后，苏联和中华民国开始更加积极地组织抗击日本侵略者共同的行动。苏联方面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签订军事同盟和互助条约的建议，只同意同中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第3册包括了反映1937年8月21日签订《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的文献。条约本身在第4册中发表。[54]在签署这个条约的时候，双方口头承诺不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用Б.С.斯托莫尼亚克的话说，这是“君子协定”。）。[55]条约间接谴责了日本侵略中国，将苏联同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置于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因此条约的条文写成了这样，允许苏联给予中国帮助，又不给日本留下进攻苏联的口实。
应强调如下事实，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前，在俄中关系史上出现了一个民间外交活跃期。在全苏对外文化协会的组织下，不少中国科学文化人士访问苏联，比如徐悲鸿、梅兰芳等等。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孙科当选为主席，协会推动了俄苏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双方举办展览会，苏联艺术团体访问中国，进行图书贸易，1937年还决定接受中国学生到苏联高校学习，这些事件在本册的文献中都有所反映。
《20世纪俄中关系》第4册上、下分册涵盖了1937年至1945年的苏中关系，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决定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在获取西方庇护的尝试落空后，不得不吁请苏联的帮助。苏联给予中国帮助，不仅出于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之情，而且还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华民国《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积极实施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援助。[56]同时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给予中国的政治支持，阻止了日本和德国所谋求的中国的投降。[57]苏联军队在哈桑湖和诺门罕河的军事行动也间接帮助了中国人民。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引起了蒋介石方面极端不满，因为这意味着把苏联拖进对日战争的政策落空了。[58]反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不可能对日宣战，但是继续给予展开反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中国人民以支持。
第4册下分册收录了反映1945年苏中关系的史料。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两个因素在中苏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是美英首脑的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和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议；另一方面是苏中谈判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的协议。第4册下册的文献反映了准备签订这个条约和这些协议的复杂过程。中方对雅尔塔协议中有关中国的条款是不满意的。此外，苏联对日本战后的安排也和中国有分歧。结果苏联在各方面都迎合中国，上述条约和协议得以签订。[59]正如序言的作者们所说：“由于中国代表团不妥协的立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苏中条约保持了反日本倾向”。这一倾向又延续到了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条约中。[60]从整体看，这个条约是一个良好的基础，它保障苏中关系持续发展，调整了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确立和保持了区域的和平。
在收集这一册的史料的时候，编纂者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尽可能提供完整的信息，以展示这个时期苏中关系的发展、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持、中国领导人各阶段的政治方针。收入这一册的文献主要来自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联邦总统档案馆。这些官方文献是1937年至1945年的条约、协议、纪要。其中有的文献在苏联或中国曾经发表过，但为了构成这个时期苏中关系的完整图景还是将它们收录了进去。所有这些文献都核对了其档案来源。收入这一组的文献有照会、政策性通信、苏联领导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全权代表（从1941年开始为大使）的指令、苏联使团领导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信函。本册还收录了谈话记录，包括苏联领导人同中华民国的外交代表、负有官方使命的不同级别的访苏官员和其他渠道的来访人士的谈话记录（比如И.В.斯大林与孙科的谈话记录），中国领导人同苏联驻华外交代表的谈话记录，还收录了1945年7月至8月苏中谈判的全部文献（其中有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与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还有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И.В.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谈话记录，谈话涉及中国的统一。中共的立场及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有一个特别的文献单元——战争时期苏联和中华民国领导人的通信。[61]这些文献可以反映在战争各个阶段，和苏联开始在远东的战争之后两国政治关系的水平。本册编纂者之一Р.А.米罗维茨卡娅（Р.А.Мировицкая）在本册的文献学概述中说，本册公布了И.В.斯大林和蒋介石通信的最完整的史料。中苏两国的社会名流通过外交渠道讨论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国共关系的谈话记录、札记和电报，构成了文献的丰富层次。本册大量刚刚解密的文献和材料首次得到了学术性的整理。出自多卷本的“美国外交关系”丛书“外交文献”（FRUS）的文献首次翻译成俄文，这是本册的一个特殊单元。严格说，这些史料并不归属于苏中关系，但它们构成了这个时期的苏中关系发展的背景。
本丛书还出了两本书，[62]收录了从1946年至1950年2月苏中关系的文献。其基本内容是苏联与中华民国的关系（1946年至1949年），然后是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两国关系是在同一体制的框架下发展的。自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致力使两国关系保持在应有的层面上，在结构框架中来解决双边问题。尽管遵循条约规定，苏联政府承诺在解决苏中关系的所有问题时只同中华民国打交道，蒋介石认为这就是拒绝帮助共产党，但事实上，苏联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既同中央政府保持关系，又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保持关系。
在1946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苏中关系经历了不同层面的事实的考验。从国际局势着眼，因为苏联与美国及其盟国的矛盾日益加剧，苏中关系是在明确变坏的条件下发展的。从中国国内政局着眼，中苏关系发展的背景是，执政的国民党同与之对立的共产党的斗争日益剧烈。在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冲突加剧了，而且很快演变成武装冲突。经苏联政府倡议，1945年12月中旬苏联、美国和英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了研究战后欧洲重建的会议，会上还讨论了中国国内的局势，这个问题也与苏美关系有关，恰好苏联和美国都在中国境内有驻军。在日本被打败后，美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境内，苏联方面认为这是试图帮助蒋介石政府对付共产党。同时苏联希望建立睦邻友好体制，因此中国东北解放后，其境内在苏联军队指挥部推动下成立了民主联军，把作为战利品的日本军队的武器和物资转给了民主联军，其结果是建立了与国民党及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对立的中国东北的革命基地。前面已提及，蒋介石试图说服И.В.斯大林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让他劝说中共领导人放弃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为此他在1945年12月把其子蒋经国派到莫斯科。从谈话记录看，蒋介石认为，“有很多的问题，不应该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63]但是И.В.斯大林回避做出什么承诺。
因此，1949年之前的苏中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层面上的。本册的编纂者在从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联邦总统档案馆选择用于公布的文献时，力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以更完整的文献来展示苏方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官方的关系的发展，也展示苏联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演变。除了正式的文献，如双方关于重要问题的照会、备忘录、谈话、电文、声明、公函外，正如在上册中一样，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苏联领导人同来莫斯科谈判的中华民国代表（1949年10月1日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谈话记录，派往中国的苏联人员同中国的官方人士、中共的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首次公布的全文有：1949年初苏联领导人的代表А.И.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在西柏坡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记录，[64]1949年夏天苏联领导人同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的谈话记录。[65]还有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И.В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66]令人尤其感兴趣的是И.В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7年间以密码电报的方式通信，讨论毛泽东访苏、苏联帮助中共及其他问题。首次以文献的方式描述清楚了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1950年2月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准备过程。正像前面的几册一样，很多材料刚刚才解密，首次得到学术性整理，对原来公布过的材料根据原件作了核对，在必要的情况下作了修正和补充。比如，本册中的绝密的《补充协议》，[67]这是原来公布的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一揽子协议中没有的。某些文献，如刚提及的《补充协议》以俄文和中文公布。还有一些谈话记录是相当有趣的，如苏联驻华使馆人员与第三国外交人员的谈话\[比如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А.А.彼得罗夫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谈话\]，同社会名流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国内战争的动态、国共两党关系、苏中两国关系的谈话。本册还包括了解决苏中关系实际问题的苏联各机构之间的公函［俄共（布）中央、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苏联外贸部］。在一系列文献中包含了苏联部长会议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席Г.Г.卡尔波夫（Г.Г.Карпов）与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关于向东正教北京使团拨款的通信。
独特的文献丛书“17—20世纪俄中关系”的整理工作尚在进行之中。这个丛书无疑会对世界史基础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它对俄中关系史的史料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满足了俄国学者和外交官的需求，也满足了从事俄中关系研究的外国学者，其中也包括中国学者的需求。各册出版后大量的书评证明了这一点。[68]对已经发表的大量的文献的认真分析使研究者会形成俄中关系的文献性的基础观念。其实质就是，“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的正面的经验超越了在短暂的中断关系时的戏剧性甚至悲剧性时刻……即使是这样的时刻也能通过和平的渠道解决问题。”[69]中俄关系中的和平性质是属于不同文明体系的两个邻邦的历史成就，它不但属于过去，更指向现在和未来。
在公布“17—20世纪俄中关系”丛书的文献和史料的过程中，产生了反映研究结果的不少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是А.С.伊巴托娃、Р.А.米罗维茨卡娅、И.Т.莫罗兹、В.С.米亚斯尼科夫、Г.И.萨尔吉索娃。[70]
文献丛书“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是“国际共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内政多层面演变过程的基本史料。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1991年的事件同时伴随着一些导致汉学发展的正面因素。可以归于这些正面因素的，首先是俄罗斯对档案的开放，对俄罗斯社会而言实行开放的政策，使开放档案成为可能。研究者能接触档案材料，导致了所谓的“史料学爆炸，”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出现了整理档案文献集的倾向，在这些文献集收录原来历史学家不能接触的大量档案。这种倾向表现得明确和迅捷。出版史料的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稳定发展，在21世纪持续推进，成了推动中国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也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观念、开辟新的课题和方向提供了可能性。
在史料学发展的背景下，除了“17—20世纪俄中关系”丛书外，还推出了“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丛书，以及其他一些史料集，它们与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与中国20世纪20—40年代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及中国的总体政治进程特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本丛书的第1册1994年就已经出版。[71]1996年出版了第2册的上、下分册，[72]1999年出版了第3册的上、下分册，[73]进入21世纪后继续准备出版第4册上、下分册和第5册，后者已于2007年面世。[74]整套文献丛书收录了1517篇文献。[75]这项工作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实施，合作单位是国立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参与合作的还有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讲习班的若干学者。第6册是在М.Л.季塔连科院士和闻名学界的郭恒钰先生的领导下出版。后面几册的工作由М.Л.季塔连科和М.列特涅尔（М.Лейтнер）完成。文集的作者和编者们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本丛书中除了一般附录而外，还有人名索引，索引由И.Н.索特尼科娃制作。В.В.拉林（В.В.Ларин）、К.В.什维廖夫（К.В.Шевелев）、В.Н.谢奇娜（В.Н.Щечилина）予以协助，使这项工作更有价值。所有册都译成了德文和中文。而且中文的出版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学者给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每一册都补充了同时期的中文材料。
这次公布的基本上是国立俄罗斯政治社会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本丛书各册的准备和出版展示了开始国际合作的机遇，这机遇有助于学者们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为全面阐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1920—1943年间的中国政策提供文献基础。这项工作，由于其复杂性，持续了差不多15年。本史料集的出版明显地扩大了“国际共运学”的框架，深化了其内容。各册的文献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新信息，对这些信息不加以认真的研究，就不能对共产国际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的目标、实质和结果作出客观的评价。在这个丛书出版前，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完全缺乏文献整理。应该指出，1986年出版的文献资料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和史料》，[76]它收录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大会和全会的主要决议。有关苏联的对外政策以及苏联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反应的材料，也可以从《苏联对外政策文献集》中找到。[77]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孙中山的主要著作，在齐赫文斯基院士的领导下翻译成了俄文。[78]这些著作提供了有关中国局势、中国内在特征的信息，描述出了孙中山本人及他领导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尽管如此，文献基础亟需扩大。缺乏可靠材料致使后人在关于19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和基本力量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因此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了很多俄罗斯和中国的新的文献和材料（1980—1990）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文献集（其中有包括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的文献集，一小部分是英文版[79]），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现有的文献空白，它们有助于弄清楚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与当时的民国的主要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原来模糊的、政治化的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首次获得了文献支撑，这些文献足以形成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客观图景，足以弄清楚20世纪20—40年代中国革命和政治的进程。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活动有关的文献和材料有重要的意义。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政策在中国现实境遇中的运用，在国共两党纲领和实践中运用，使人们能够更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与过去相比更是如此。原来的观念主要是建立在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的研究中的，忽视了中华民国革命政治进程的多层面性。
在我们看来，不论就首次发表的文献和材料的数量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言，第1册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册为重新审视史料研究的观念，即20世纪20年代革命的内容和性质，革命的参加者及其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读者首次获得了如下方面的全面信息：苏联代表、俄共（布）／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参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它们对国共两党的影响；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和他的政党政治革命纲领的形成；孙中山与苏联驻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本册的文献还让人可以追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政策的基本文献（1920年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殖民问题的提纲》）的具体实施。本册还首次公布了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的文献——它们得到特殊的保存，放在一些被称为“特殊的卷宗”的档案里，还公布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5年3月19日建立）的纪要，这个委员会在本书出版前完全不为人知晓。
这些文件证明，直到1927年春季之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和该委员会主席М.В.伏龙芝（М.В.Фрунзе）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М.В.伏龙芝还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М.В.伏龙芝同苏联驻中华民国全权代表Л.М.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孙中山及国民党政府的顾问М.М.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对中国的政治局势非常了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总是在实施《关于殖民问题的提纲》的框架内给予国共两党的政策以积极有效的支持。[80]
本集中包含了大量的档案材料涉及苏联国家对中国解放运动的经费支持，提供军事和政治顾问，斥资在苏联和中国学校培训中国人员。有重要的材料描述清楚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借支持冯玉祥和胡景翼两位将军的国民军来组织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北伐”。此外，收录的文献表明，给予这支军队的物资和经费支援，其规模与给予国民党的武装力量的支援相当。
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经济支援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迄今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是将来的研究任务。尽管这样，有一个情况是清楚的，给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以支持是在苏联极其艰难的时期。如下事实尤显重要：援助到来的时候，正值孙中山的政党的危难之际。另一点同样重要，这些文献表明，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愿望是帮助中国人民摆脱由北方军阀控制着的北京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压迫。今天几乎被遗忘的概念——国际主义，不折不扣地表现在俄共（布）／联共（布）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关系中。
第1 册的文献提供了关于苏联在中国外交特点的鲜明概念，这一特点发展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也是主要的方向，是在国际法的框架中发展出来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二个方向——是与革命运动的互动。在后来，正像本丛书的以后几册所勾勒出的那样，这个特征保持了下去。
应该同样完整公布的材料（其中的一部苏联史学界已经知悉）是有关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苏的情况（1923年9月2日至11月29日），其团长为广东政府军参谋长蒋介石。研究这些材料可以阐明如下问题：国民党民族革命运动纲领的形成、国共两党接近的边界、国民党对世界革命的独特理解（凭借这种理解孙中山和他领导的政党形成了被压迫民族同压迫者斗争的理想）。
本册收录了205件文献和材料，大部分是以前未曾公布的信函\[Г.В.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А.А.越飞（А.А.Иоффе）、А.К.裴克斯（А.К.Пайкес）、Л.М.加拉罕、孙中山、Г.Н.沃伊津斯基等人的信函\]，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顾问给上级的报告占有显著位置。它们提供了大量以下几类信息：国共两党在民族革命中的基本立场，革命过程中的党派联合的观点，有关革命目的和方法的分歧。它们还展示了共产国际的决定适应中国条件的过程。
第2册收录了268个文献。大部分文献是共产国际建制中的新机构——远东局（为在上海开展工作，1926年4月设立）的命令、报告和信函。如果说第1册所收录的文献全面反映了中国的局势，那么第2册所收录的文献则反映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观念：民族革命是“在底层”展开的人民大众革命。1927年革命完结了，国共“统一战线”就崩溃了。在本册，有大量的事件与1927—1928年国民党的活动、国民政府的工作有关，与北伐的继续和军阀体系的崩溃有关。后者则与中国民族革命的目标有关联。第2册中的大量文献是首次得到整理的，这项工作应给予高度评价。缺陷是有的，但“不是主要方面”。[81]就像整套“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的文献一样，第2册会对“国际共运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第3册中，与首次公布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中包括“特别卷宗”的材料）、共产国际执委主管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分支机构的文献一道，还发布了共产国际致中共领导人的信函，同时还有苏联军事侦察机构（红军总参谋部第4局）就中国事务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82]在这方面使用了俄国家军事档案馆的材料。这些文献令人信服地表明，情报部门在独立开展工作的时候，也同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合作。这些先前不为人知的历史文献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可解释苏联国家的情报部门同共产国际和国共合作的方向及形式，可确定它们在苏联制定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时有何种影响。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个特殊机构——国际合作部——第一次得到了文献的证实。第3册收录的是“苏维埃运动”早期的文献。这是共产党探索革命进程的新内容的复杂时期，在本资料集出版前，没有足够多的文献面世。本册的文献显示，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国际积极参与了这个策略的制定，后来转而开展在国民党“后方”建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这不但是事件客观进程的结果，也是共产国际政策影响中共领导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与И.В.斯大林政府的努力相吻合。对联共（布）而言，И.В.斯大林制定了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传达给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红军，是中共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的协助下进行的。总参谋部的首长Я.К.别尔津（Я.К.Берзин）是该委员会主席。本册的一些文献还涉及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经费支援模式的一些信息。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4册收录的文件涵盖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11月）到抗日战争全面开始（1937年7月）这个时期，反映莫斯科的立场和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1933—1934年“苏维埃运动”遭遇失败，中央苏区被围，共产党人被逼入了绝境。中共的军队突破围困，开始了万里长征。
文献提供的有趣的材料证明了共产党人开始寻求民主革命的新战略：由全盘苏维埃化转向团结爱国力量。此册包含了令人信服的信息，寻求的进程从两个方向展开：从内部和外部展开。这个进程也受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的影响，尽管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新的国际局势明显限制了共产国际同中国联系的可能性。正像文献所显示的那样：在1931—1935年期间共产国际执委没有通过一项有关中共的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决议。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对此问题没有统一的意见，苏联顾及自己国家东部边境的现实危险，也不愿意激怒日本。此外，也缺乏有关中国局势的可靠的、足够的情报。并非偶然的是，对1930—1932年活动在中国的Р.佐尔格（Р.Зорге）小组这样的军事间谍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收集涉及中国内政的情报。若干文献显示，И.В.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Г.季米特洛夫（Г.Димитров）（从1935年起至共产国际解散）准备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决定。1936年7—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通过了这一决定。总的来看，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依靠了共产国际书记处，依靠了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努力；在中国的中共中央也在向这个方面做工作。
共同努力的结果包含在1937年8月10日Г.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研究中国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中。[83]这份文献是第5册的开卷之作。本册的文献涵盖了从1937年8月至共产国际解散的1943年4月这个时期。这些文献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细节，其中包含了共产国际防止统一战线破裂的许多倡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中共中央之间，Г.季米特洛夫和毛泽东之间的密码电报在本册的文献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大部分研究者以前是完全不知晓的。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其与中华民国的政策和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方面，依旧遵循苏联领导的立场。
本册的特点之一是，它收录了涉及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援的大量文献。[84]比如180号文献，[85]1941年7月3日联共（布）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拨款1万美元，用于帮助中共中央。这是答复中共中央1941年5月16日的请求的行动。[86]苏联还给予中国共产党技术装备、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等援助。[87]1937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在迪化建立培训八路军干部的学校，学校里有苏联教官工作。[88]
应该特别注意共产国际研究中国局势的努力。文献证明，实践的形式是，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听取了中共主要活动家——任弼时（1938年4月）、周恩来（1939年12月底）的报告。[89]1937年8月10日Г.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的讲话，И.В.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与即将返回中国的（1937年11月11日）王明、康生、王稼祥的讲话，都有极为深刻的内容。[90]
文献中还可以看出党内分歧的变故，如毛泽东与王明。有20件以上的文献涉及“新疆王”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
本册结束于与共产国际自我解体有关的文献，解体事实本身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课题。本册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明白无误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人赞同共产国际这个提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顺应历史条件的立场。有必要提及，早在共产国际第7 次大会的材料中已经提出共产国际避免直接干涉各共产党的内部事务。[91]在中共中央的决议（延安，1943年5月26日）中，[92]指出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的正面作用，特别强调它对1924年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当时孙中山还在世），对支持1926—1928年的胜利的北伐，都发挥了作用。[93]中共中央在决定中支持共产国际的提议有一系列的原因：为了动员各种力量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必须给各党行动的自由；其信心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具体的形势和自己民族发展的特殊条件，在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制定了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进行了自己的实践”。[94]
[1] Скачков П.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 1977.С.15.
[2]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Мясников В.С.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 Россия во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 1993.С.106-123.
[3] См.: Мясников В.С.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огово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1689—1916.М., 2006.С.7-12.
[4] Цит.по: Ипатова А.С.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материалах（XVIIXX вв.）// ННИ.М., 2013.№ 2.С.73.
[5]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Н.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и материалам, хранящимся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архи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 1792—1803 году.Издано в память истекшего 300летия Сибири В.Ф.Флоринским.Казань.1882.
[6]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Ипатова А.С.Указ соч.С.75.
[7]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1689—1881.СПб., 1889.
[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689—1916.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 Сост.П.Е.Скачков и В.С.Мясников.М., 1958;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17—1957.Сб.докл./ Отв.ред.И.Ф.Курдюков.М., 1959.
[9] С 1964 по 1966 г.работа по изучению истори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одолжалась в рамках Отдела истории Институ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АН СССР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рук.Отдела, зам.директора ИЭМСС АН СССР С.Л.Тихвинского.
[1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1: 1608—1683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Л.И.Думан, сост.: В.С.Мясников, Н.Ф.Демидова.М., 1969.
[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2: 1686—1691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Л.И.Думан, сост.: В.С.Мясников, Н.Ф.Демидова, И.Т.Мороз.М., 1972.
[1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1: 1700—1725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В.С.Мясников, Н.Ф.Демидова.М., 1978.
[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2: 1725—172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Н.Ф.Демидова, В.С.Мясников, А.И.Тарасова.М., 1990.
[1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3: 1727—1729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Н.Ф.Демидова, В.С.Мясников, А.И.Тарасова.М., 2006.
[1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3: 1727—1729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Н.Ф.Демидова, В.С.Мясников, А.И.Тарасова.М., 2006.С.28.
[16] Россия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в 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принадлежавших АлтынХанам, находившимся почти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го XVII в.в русском подданстве.См.: Там же.С.22.
[17] Там же.С.7.
[18] Там же.Док.№ 41.
[19] Там же.С.7.
[20] Там же.Док.№ 64.С.187.
[21]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уже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в разноязычных текстах были отмече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ночтения.Подробнее см.: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1689—1916 / Подобщ.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а, сост.: И.Т.Мороз,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06.С.592-593.
[22] Миссия С.Л.ВладиславичаРагузинского продлилась три года и состояла из 58 раундов переговоров（Т.3.С.19）.Подробнее о 《Статейном списке》 см.:Ипатова А.С.Посольство С.Л.ВладиславичаРагузинского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его 《Статейного списка》（1725—1729）//XIX МНК ККЦиМ: тез.докл.М., 2011.С.30-33.
[23] 音译，俄文原文为Туши。——译注
[24] Том выйдет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мки 1729—1733 гг.Составители: И.Т.Мороз и В.С.Мясников.
[25] См.: Мороз И.Т.Перв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732 г.）// ВА.М., 2010.№ 2（22）.С.19-27.
[2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6: 1752—1765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В.С.Мясников, Г.И.Саркисова.М., 2011.
[2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6.Док.№ 17.С.63-65.
[28] О Братищеве В.Ф.см.: Саркисова Г.И.Россий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В.Ф.Братищев（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биографии）//XII науч.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ГК: тез докл.М., 1991.Ч.3; Саркисова Г.И.В.Ф.Братищеви его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в 1757 г.// ПДВ.1993.№ 3.
[29]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И.И.Кропотов должен был доставить 《лист》 о восшествии на престол Петра III（см.док № 95, с.234-235）, но подготовка миссии затянулась, и потребовалось заменить 《обвестительный лист》 и некоторые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Переписка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также нашла отражениев томе.
[3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6.Док.№ 28, 29.
[31] Там же.Док.№ 62.
[32] Там же.Прил.№ 1.С.331-348.
[33] Там же.Док.№ 126.
[3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С.53-58.
[3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С.53.
[36] Там же.С.10.
[3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1: 1803—180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М.Б.Давыдова, И.Т.Мороз, В.С.Мясников, Н.Ю.Новгородская.М., 1995.
[3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1.С.7.
[39] Там же.Док.№ 130.С.179-180.
[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1.Док.№ 131.С.185.
[41] Там же.Док.№ 130.С.182.
[4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С.12.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емь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и семь моделей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бюрократия: сб.ст.в честь Н.Ф.Демидовой.Москва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0.С.306-325.
[4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4.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Кн.1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А.М.Ледовский,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00.С.6.
[4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сентябрь193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А.М.Ледовский,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10.
[4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сентябрь 193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А.М.Ледовский,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10, Док.№ 158.С.219; Док.№ 181.С.253-255.
[46] Там же.Док.№ 40.С.72-73.
[47] Там же.Док.№ 114.С.151.
[48] Там же.Док.№ 191.С.277-278.
[4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сентябрь 193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А.М.Ледовский,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10, № 141.С.193.
[50] Там же.Док.№ 328-329.
[51] Там же.Док.№ 325.С.516.
[52] Там же.Док.№ 335.С.551.
[5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сентябрь 193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А.М.Ледовский,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10, № 395.
[54] Там же.Док.№ 53.С.88-89.
[55] Там же.Кн.1.Примеч.1 к док.№ 53.С.583.
[5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сентябрь 193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А.М.Ледовский,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10, № 60-61.
[57] Там же.Док.№ 129.
[58] Там же.Док.№ 477.
[59] Там же.Док.№ 710.
[60] Там же.С.19.
[6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сентябрь 1937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А.М.Ледовский,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10, Кн.1.Док.№ 124, 127, 213, 246, 578-579; Кн.2.Док.№ 656, 668.
[6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1, 2 / Отв.ред.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В.С.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А.М.Ледовский,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В.С.Мясников.М., 2006.
[63] См.: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4.Кн.2.Док.№ 824, 827,829; Т.5.Кн.1.Док.№ 3.
[6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5.Кн.2.Док.№ 426-435, 437.
[6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5.Кн.2.Док.№ 490-491.
[66] Там же.Док.№ 544, 564.
[67] Там же.Док.№ 576.Впервые опубл.: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Не публиковавшеес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к Договору о дружбе, 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4 февраля 1950 г.）//Китай в диалог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 7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М.Л.Титаренко.М., 2004.С.469-470.
[68] Покровский Н.Н.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XVIII вв.Т.1-4.М., 1969—1990 // ННИ.М.,1992.№ 2.С.208-211;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Д.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новой книгой // Вестник РАН.2001.№ 7.С.650-655 и др.
[69] Ипатова А.С.Указ.соч.С.92; Покровский Н.Н.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XVIII вв.Т.1-4.М., 1969—1990.
[70] Мороз И.Т.Кита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Тулишэня к калмыцкому хану Аюке на Волгу（1712—1715 гг.）// ВА.М., 2009.№ 2（20）.С.28-40;Мороз И.Т.Перв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732 г.）//ВА.М., 2010.№ 2（22）.С.19-27;Ипатова А.С.Посольство С.Л.ВладиславичаРагузинского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его 《Статейного списка》 // Вековой путь Китая к прогрессу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 100летию Синьх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XIX МНК ККЦиМ: тез.докл.М., 2011; Ипатова А.С.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VIII в.Фрагменты истории（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се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XX вв.》）// Китай в эпицентре глоб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АТР //XX МНК ККЦиМ: тез.докл.М., 2013; Саркисова Г.И.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акт о порядк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через Кяхту и пограничномрежиме（8 февраля 1792 г.）（по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ВостокЗапад.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альманах.2011—2012.М., 2013.С.61-76;Саркисова Г.И.Из истории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заключ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кта о порядк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через Кяхту и пограничном режиме（8 февраля1792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в жизни Кита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 2013;Саркисова Г.И.К пользеказенн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и купечества.（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лномоч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И.И.Кропотов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 Кяхте в 1768 г.）//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 2013.Вып.XVIII.С.359-380; Саркисова Г.И.Россий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В.Ф.（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XI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ГК: тез.докл.М., 1991.Ч.3;Саркисова Г.И.В.Ф.Братищев и его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в 1757 г.// ПДВ.М.,1993.№ 3.
[71]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I: 1920—1925 /Ред.кол.: М.Л.Титаренко, Го Хэнъюй,（рук.работы）, К.М.Андерсон, В.И.Глунин, А.М.Григорьев,М.Лейтнер, Р.Фельбер //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В 5 т.М., 1994.
[72]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II: 1926—1927.В 2 ч./ Ред.кол.: М.Л.Титаренко, М.Лейтнер（рук.работы）, К.М.Андерсон, В.И.Глунин, А.М.Григорьев, Р.Фельбер, К.В.Шевелев //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В 5 т.М., 1996.
[73]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III: 1927—1931.В 2 ч./ Ред.кол.:М.Л.Титаренко, М.Лейтнер（рук.работы）, К.М.Андерсон, В.И.Глунин, А.М.Григорьев, И.Крюгер,Р.Фельбер, К.В.Шевелев //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В 5 т.М., 1999.
[74]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IV: 1931—1937.В 2 ч./ Ред.кол.: М.Л.Титаренко, М.Лейтнер（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М.Андерсон, В.И.Глунин, А.М.Григорьев, И.Крюгер, Р.Фельбер, К.В.Шевелев //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В 5 т.М., 2003; 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Документы.Т.V: 1937—май 1943 / Ред.кол.:М.Л.Титаренко, М.Лейтнер（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М.Андерсон, А.М.Григорьев, А.И.Картунова, И.Крюгер, Н.И.Мельникова, К.В.Шевелев // /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В 5 т.М., 2007.
[75] См.: Картунова А.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издания серии сборников документов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1920—май 1943 гг.》 // ПДВ.М., 2008.№ 1.С.103.
[76]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 1986.
[77]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IX.М., 1957—1965.
[78] Сунь Ятсен.Избр.произв.2е изд., испр.и доп.М., 1985.
[79] См.: Saich T.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2 vols.Leiden, 1991.
[80]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Т.I.Док.№ 141, 144, 146, 152, 153, 158, 160-163, 166, 171-173, 177,180, 192, 195.
[81] Недочеты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отмечал в своей рецензии на II том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Ю.Гарушянц.См.:Гарушянц Ю.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Т.II // ПДВ.М., 1997.№ 4.С.149.
[82]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Т.III.М., 1999.
[83]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Т.V.Док.№ 1.
[84]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Т.V.Док.№ 65, 126, 140, 157, 180, 198, 202, 217.
[85] Там же.Док.№ 180.
[86] Там же.Док.№ 172.
[87] Там же.Док.№ 28, 57, 69, 94, 116, 124, 157, 173, 202.
[88] Там же.Док.№ 70.
[89] Там же.Док.№ 47, 48, 53.
[90] Там же.Док.№ 7.
[91]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Т.IV.Ч.2.Док.№ 285.
[92] Там же., Т.V.Док.№ 291.
[93] Там же., Т.V.Док.№ 291.С.669.
[94] Там же.С.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