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语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境需要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1]。在文学作品中用得最多、最广的基本词汇和基本句型构成了文学语言的共核语言（common-core language），这种共核语言表明各种文体之间异中有同，同大于异。但是，不同的文本语境要求选择和运用不同的语词、语法、语调，形成自身适用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由此而构成一种文体特定的语体。

中国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有一整套自成系统的语词。刘祁（1203—1250）在《归潜志》中，曾从语言的构成成分来论诗文体类的异同，他说：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2]

从上下文看，他所说的“文章各有体”的“体”，正是指的不同文体特定的语体。他认为，古文、四六（即骈文）、散文、诗歌、律赋等文体，都各自具有不同的语言系统，“判然各异”，不可杂用。倘若杂用，那就混淆了各种文体的类的区别，弄得诗不成诗，文不成文。清李绂（1673—1750）提出古文写作应“禁用儒先语录”，说：

语录一字，始见于学佛人录庞蕴语，相沿至宋，始盛其体，杂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乾矢橛”之类，秽恶不可近。而儒者弟子无识，亦录其师之语为语录，仿其体，全用鄙言，如“彼”、“此”字自可用，乃必用“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无论理倍与否，其鄙亦已甚矣。……南宋以还，并以语录入古文，展卷怃然，不能解其为何等文字也。[3]

古文写作讲究语言雅洁，形成一整套独特的语言系统，与“杂以世俗鄙言”水火不相容。因此，一旦“以语录入古文”，就会使人觉得“秽恶不可近”。

即使都是诗类，诗、词、曲等文体，也有与其文体相适应的特殊的语言系统，各不相同，不可混用。宋人蔡元长（生卒年未详）说：

汝知歌吟行谣之别乎？近人昧此，作歌而为行，制谣而为曲者多矣。虽有名章秀句，若不得体，如人眉目娟好而颠倒位置，可乎？[4]

所谓“若不得体”，说的就是不适合相应文体的语言系统。清人沈德潜（1673—1769）说：

诗中高格，入词便苦其腐；词中丽句，入诗便苦其纤，各有规格在也。[5]

陈廷焯（1853—1892）也说：“诗中不可作词语，词中不妨有诗语，而断不可作一曲语。”[6]并举例说：

词中如佳人、夫人、那人、檀郎、伊家、香腮、心儿、莲瓣、双翘、鞋钩、断肠天、可怜宵、莽乾坤、哥、奴、姐、耍等字面，俗劣已极，断不可用。即老子、玉人、则个、好个、那个、拌个、原是、娇、兜鞋、恁、些、他、儿等字，亦以慎用为是。盖措辞不雅，命意虽佳，终不足贵。[7]

李渔曾详细举例说：

有同一字义，而可词可曲者。有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者。试举一二言之，如闺人口中之自呼为“妾”，呼婿为“郎”，此可词可曲之称也；若稍异其文，而自呼为“奴家”，呼婿为“夫君”，则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矣。如称彼此二处为“这厢”、“那厢”，此可词可曲之文也；若略换一字，为“这里”、“那里”，亦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矣。大率如尔、我之称者，“奴”字、“你”字，不宜多用；呼物之名者，“猫儿”、“狗儿”诸“儿”字，不宜多用；用作尾句者，“罢了”、“来了”诸“了”字，不宜多用。诸如此类，实难枚举，仅可举一概百。……一字一句之微，即是词曲分歧之界……[8]

不同的文体基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语言系统成为不同文体的语言表象，这是不可不加以辨析的。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说：“同义的句子间之差异，可以称为是文体的差异。”[9]在这一意义上，语体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文体的语言修辞手段，包括语音方面（如用韵）、语义方面（如用典、比喻、借代、双关等）和句法方面（如对仗、并列、重复等），古代文论家对此多有论述。如明人李东阳（1447—1516）说：

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10]

这是从语音方面分辨诗文体裁的异同。明人李开先（1502—1568）说：

词与诗，意同而体异，诗宜悠远而有余味，词宜明白而不难知。[11]

清人李渔说：

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忌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12]

这是从语义方面区别诗文与词曲的异同。宋人黄庭坚说：

杜（甫）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愈）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13]

这是从句法方面说明“诗文各有体”，不可相混。

由不同的语言系统和不同的语言修辞，形成了各种文体独特的语言风格。英国18世纪文学家J．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在谈及风格时有句名言：风格就是“恰当场合的恰当的词”[14]。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说：“风格就是服从所用材料的各种条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且它还要适应一定艺术种类的要求和从主题概念生出的规律。”[15]英国文学理论家福勒（F．Fowler）说：“所有的文体都展现风格，因为风格是整个语言的标准特点，而不是专对文学或只是对某些文学而言的额外奢侈品。”[16]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十分注意辨析各种文体的语言风格，略举数例如下：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7]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18]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19]

此后，从唐至清，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可以说，从语言风格的角度辨析不同文体的语体特征及其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的习惯性思路。

在一种文体中，语词、修辞和风格三者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清人方苞（1668—1749）说：

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20]

而这种“清澄无滓”的风格，正来源于桐城派作家对古文特殊词汇的要求：“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21]。经过这么一番精心洗涤，桐城派作家的古文语言就趋向流利清新，雅洁生动了。李渔曾说：

词之关键，首在有别于诗固已。但有名则为词，而考其体段，按其声律，则又俨然一诗，觅相去之垠而不得者。……凡作此等词，更难下笔，肖诗既不可，欲不肖诗又不能，则将何自而可？曰：不难，有摹腔炼吻之法在。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如畏摹腔炼吻之法难，请从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习见之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又不数见于诗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俨然一词，而非诗矣。[22]

所谓“腔调”指的就是语言风格。李渔认为，分辨诗、词、曲“腔调”的差异，最简捷的方法，便是从字句入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也把“最明晰的风格”看成是“普通字”的使用，把“高雅”的风格归结为“使用奇字”，认为“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23]。从语词、修辞入手，把握一种文体的基本风格特征，这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例证。

[1] 胡裕树、宗廷虎：《修辞学与语体学》，中国华东修辞学会、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语体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页1。

[2] 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12，页138。

[3] 李绂：《穆堂别稿》（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卷44《古文辞禁》。

[4] 吴曾：《能改斋漫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0“歌行吟谣”条引《西清诗话》。

[5]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清诗话》，页553。

[6]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5，《词话丛编》，页3904。

[7] 《白雨斋词话》，卷6，《词话丛编》，页3920。

[8] 李渔：《窥词管见》，《词话丛编》，页550。

[9] 转引自格拉汉·霍夫（Graham Hough）：《文体与文体论》（何欣译，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页7。

[10] 李东阳著、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3卷（长沙：岳麓书社，1985），《文后稿》卷3《春雨堂稿序》。

[11] 李开先撰、路工辑校：《李开先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闲居集》卷6《西野春游词序》。

[12] 李渔：《闲情偶寄》卷1《词采第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7，页22。

[13] 陈师道：《后山诗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引。

[14] J．斯威夫特：《给某位后来任圣职的青年绅士的信》（1721），转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第3卷“风格学”条，页127。

[15]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页373。

[16] 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风格”条，页68。

[17]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52，页720。

[18] 陆机：《文赋》，《文选》，卷17，页241。

[19]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文心雕龙注》，卷6，页530。

[20] 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集外文》卷4《古文约选序例》，页614。

[21] 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方苞语，转引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4卷，页389。

[22] 《窥词管见》，《词话丛编》，页549—550。

[23] 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诗学 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