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体制

体制原指文章的格局、体裁，如嵇康（224—263）《琴赋序》说：“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1]刘勰《文心雕龙·附会》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2]郑玄（127—200）《诗谱·周颂》唐人孔颖达（574—648）疏：“然《鲁颂》之文，尤类《小雅》，比之《商颂》，体制又异，明三颂之名虽同，其体各别也。”[3]宋人倪思（字正父，生卒年未详）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4]王安石（1021—1086）“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5]。本文借用“体制”一词，指称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

王充（27—96？）《论衡·正说》云：“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6]中国古代的文体，如古诗、近体诗、词、曲、赋、颂、诏、诰、奏、疏等，每一种都有自身不可替代的外在形状、面貌、构架。清人田同之（1667—？）《西圃词说》指出：

词与诗体格不同，其为摅写性情，标举景物，一也。[7]

他所说的“体格”，指的就是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他认为，词与诗，虽然都是用以“摅写性情，标举景物”的，但是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等却迥然不同。袁宗道（1560—1600）曾详细地解说道：

吾置庖羲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源于《诗》者，不得类《书》；源于《书》者，不得类《诗》。此犹庙之异寝，寝之异堂，其体相离，尚易辨也。至于骚、赋不得类乐府，歌行不得类近体，诏不得类檄，笺不得类疏，状不得类志，此犹桷之异榱，之异节也，其体相离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诸体之中，尊卑殊分，禧殊情，朝野殊态，遐迩殊用，疏数烦简异宜，此犹榱桷节之因时修短狭广也，其体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也。[8]

就文类而言，诗与文，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判然而别，“犹庙之异寝，寝之异堂”，无疑是一目了然的。就文体而言，诗之中的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文之中的诏、檄、笺、疏、状、志之类，也各有其独特的形状、面貌、构架，“犹桷之异榱，之异节”，相互辨别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至于同一文体的不同篇章，也有各自的形状、面貌、构架，“犹榱桷节之因时修短狭广”，但那属于篇章结构，已经不属于文体体制的范围了。

文体的体制，既是文体使人凭借视觉和听觉就能辨识的外在特征，也是文体赖以建构的基本规范、基本法式。明人许学夷说：

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9]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10]

明人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也说：

尝谓陶者尚型，冶者尚范，方者尚矩，圆者尚规，文章之有体也，此陶冶之型范，而方圆之规矩也。[11]

一种文体的体制，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一）字句和篇幅的长短，（二）音律的规范与变异，（三）句子和篇章的构架。试以五言律诗的基本体制为例：就字句、篇幅而言，五个字一句，每首共八句，计全篇四十个字。就音律而言，全篇有固定的平仄格式，一句之中平仄交替，约有四种平仄格式，即仄起仄收、首句不入韵，仄起平收、首句入韵，平起仄收、首句不入韵，平起平收、首句入韵；而且押韵位置固定，只用平声作韵脚，全篇一韵到底，不能换韵，只用本韵，不能出韵。就句子和篇章的构架而言，全篇每两句为一联，全篇共四联；每联上句叫出句，下句叫对句，一联上下句之间平仄是相反的、对立的（称为“对”），两联之间后联出句的平仄与前联对句的平仄是相同的（称为“黏”）；第二、三两联要求严格的、工整的对仗。

由此可见，首先，中国古代对各种文体每句的字数、全篇的句数和全篇的篇幅长短，往往有着特定的规范要求，有的较为严格（如格律诗、词、曲、骈文等），有的较为自由（如古诗、赋、诏、笺、疏、传等）。以此为据，我们可以在诗中划分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词、曲等文体，在文中划分出骈文和散文，乃至赋、诏、笺、疏、传等文体，在戏曲中划分出杂剧、戏文和传奇，在小说中划分出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等不同的文体类型。

其次，汉语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语种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往往用声调变化来显示和制约语词表达的意义。汉语每一个字一般都有不同的声调，声调是按照音高的起伏来区分的。而不同的声调，往往含蕴着不同的风格，不可随意乱用。清人周济（1781—1839）说：

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莫草草乱用。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一阳，则高而不危。[12]

音韵和声调，都影响到作品的风格。不仅诗歌辞赋是如此，散文也是如此。清人李渔（1611—1680）说：

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间仄、仄间平非可混施叠用，不知散体之文，亦复如此。“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语乃千古作文之通诀，无一语、一字可废声音者也。[13]

因此，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往往都有或严格、或自由的音律要求，不同的音律要求构成了不同的文体体制。

再次，中国古代各种文体往往有着特定的句子和篇章构架，通称句法、章法，而且讲究工整、和谐，也是古代传统的审美趣味。即使是散文，也常常在散句之中，穿插运用对偶、排比之类的整齐句式，像吕祖谦（1137—1181）《古文关键》所说的：“一篇之中，须有数行整齐处，数行不整齐处。”[14]有整有散，整散结合，这是中国古代文体的普遍特征。

在文体结构层次中，体制的分辨是最具有客观性的，因此往往成为辨体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体制的差异，往往造成文体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差异。杨载（1271—1323）在辨析五言诗和七言诗在风格上的区别时说：五言必须“沉静，深远，细嫩”，七言则“声响，雄浑，铿锵，伟健，高远”[15]。王士禛（1634—1711）辨析五言诗和七言诗不同的表现手法，说：

五言著议论不得，用才气驰骋不得。七言则须波澜壮阔，顿挫激昂，大开大阖耳。[16]

刘熙载（1813—1881）也曾论及文体篇幅的长短与表现手法之间的关系，说：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问短篇所尚，曰“咫尺应须论万里”。问长篇所尚，曰“万斛之舟行若风”。二句皆杜诗，而杜之长短篇即如之。……长篇宜铺陈，不然则力单；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17]

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体制的形成大都呈现出由散趋整的变迁，而各种文体体制的发展则大都呈现出由整趋散的流变。由散趋整的变迁，形成了各种文体体制的基本规范，即使作者有例可循，有法可依，也使文体结构规范化、精致化。而由整趋散的流变，即使作者“破体为文”，着意创新，也使文体在解体的同时分流别派，滋生出新的文体，正如钱钟书所说的：“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宏焉。”[18]其中的妙谛，王若虚（1174—1243）曾有一段设问道：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19]

“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不仅是文体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语体、体式、体性的基本特征[20]。

[1] 《文选》，卷18，页255。

[2] 《文心雕龙注》，卷9，页650。

[3] 《毛诗正义》卷18，《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581。

[4] 王应麟：《玉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2引。

[5]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卷26《书王元之〈竹楼记〉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5引《西清诗话》略同。

[6] 王充：《论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8。

[7] 田同之：《西圃词说》，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450。

[8] 袁宗道著、钱伯城校点：《白苏斋类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7《刻文章辨体序》。

[9] 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卷首《诗源辨体自序》，页1。

[10] 《文体明辨序说》卷首，《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77。

[11] 《文体明辨序说》卷首，《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75。

[12]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页1645。

[13] 李渔：《闲情偶寄》卷3《宾白第四·声务铿锵》，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册7，页52。

[14] 吕祖谦：《古文关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古文关键总论·论作文之法》。

[15] 杨载：《诗法家数》，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729。

[16] 王士禛等：《诗问》，卷4答刘大勤问。王士禛等著、周维德笺注：《诗问四种》（济南：齐鲁书社，1985），页78。

[17]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1《文概》，页40，页77。

[18]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全汉文》卷一六”条，页890。周振甫认为：“破体就是破坏旧有文体，创立新的文体，或借用旧名，创立一种新的表达法，或打破旧的表达法，另立新名。”周振甫：《文章例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破体》，页213。

[19]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卷37《文辨》。钟嵘曾评张融“有乖文体”，见其《诗品》卷下。而张融《门律自序》辩解说：“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41《张融传》，页729。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也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文心雕龙注》，卷6，页519。

[20] 此段论述，参考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第七章《辨体和破体》，页9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