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俄罗斯宗教文化之间

尼·亚·别尔嘉耶夫的学术和思想探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种探索的魅力并非在于他思想发展的变化，也就是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哲学，再到基督教人本学的转变，而是恰恰在于他每次转向和变化并不彻底，最终给人一种思想自由探索者的感觉。在尼·亚·别尔嘉耶夫那里，只要合理的，他就留存，兼容并蓄已经成为他的思想特征。总之，他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基督教人本学之间自由往来的探索者，尽管每个时期会有一个主旋律，但是永远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如果非要说存在的话，那就是为了人的自由。当然，他的学术探索归宿无疑是宗教的。

尼·亚·别尔嘉耶夫起步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人评价一向甚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使他在思考一系列社会和现实问题时常常十分具体和实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促进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自由和解放。

然而，尼·亚·别尔嘉耶夫本人最热衷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精神革命。他曾经明确写道：“我实质上是微不足道的政治革命者，在我们的政治革命中我是很不积极的，我甚至用精神上的革命起义来反对这种政治革命，有时，我觉得这些政治革命是精神上的反动，我在这种革命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否定。”^[1]

后来，在康德、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尼·亚·别尔嘉耶夫接受了唯心主义哲学，但却并没有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注意把两者结合了起来。他并不否认俄国10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可是他本人却未能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这场革命，其主要原因，如他自己所说：“不在它（革命）的社会方面，而在它的精神方面”。虽然他被当局驱逐而流亡国外，但他始终没有在政治上站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对立面。20世纪30年代末他明确表示：“我一直凝视着社会主义这项真理，也可以说我早在青年时代便相信社会主义。由于沉思和信仰，社会主义伴随我生命的全部里程。”^[2]

他甚至批评一些俄国侨民作家和文化精英，认为他们与自由和精神创造相悖，指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比共产主义革命更远离真理。他曾经承认，在自己身上有着“马克思主义的酵母”，直到晚年依然说“我的全部生活都保留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情感”，不过，他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学界也不把他当作马克思主义者。

在西方哲学中，对尼·亚·别尔嘉耶夫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唯心论哲学，其中，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但是，他一方面汲取着康德的二元论思想，即对自由的界定及对自由与自然的区分、关于现象界与真实界的划分等，一方面又指出，康德把真实界称为“物自体”的观点是失败的。他赞同叔本华关于意志与表象的划分，关于意志在自然界中客体化并建构出一个不真实的世界的观点，还受过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又驳斥叔本华的非人格主义。他的接受往往是与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西方哲学界一般认为，尼·亚·别尔嘉耶夫与列夫·舍斯托夫、谢·布尔加科夫一样，都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存在哲学和二战以后的法国存在哲学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尼·亚·别尔嘉耶夫自己也承认他的哲学思想的存在主义性质，并且认为，在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那里，都会有一些存在主义思想的成分。在他的学术思想中，与存在主义的相关之处主要反映在他对人的个体存在、人的命运与自由的关切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

虽然西方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尼·亚·别尔嘉耶夫，比如德国神秘主义者雅各·波墨（1575—1624）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尼采的价值重估等思想和对理性主义、道德主义的否定，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个性对群体的“精神反叛”思想等等，但是他本人仍然立足于俄罗斯本身的思想文化遗产。他曾经承认，他同时接受了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的双重影响，既有恰达耶夫、霍米亚科夫的影响，也有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甚至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最终还有弗·谢·索洛维约夫和费奥多罗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也许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独特性的缘故，19世纪俄罗斯宗教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而不是哲学家、理论家。尼·亚·别尔嘉耶夫深受他们的影响，而且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尼·亚·别尔嘉耶夫的精神生活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个体人格和人的命运的关注，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令尼·亚·别尔嘉耶夫感触深刻。他在接受该传说中的基督时，又反对把基督教的一切都归属于那位宗教大法官的精神。显然，尼·亚·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多少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和宗教大法官彼此对立的思想的影响。尼·亚·别尔嘉耶夫尽管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是这位伟大作家对历史和社会虚伪的揭露，对现实不公正的抨击，都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

不过，在尼·亚·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中，对人性的历史和伦理学的宗教考察是站主导位置的。他自己承认：“我所写的一切都属于历史哲学和伦理学范畴，我尤其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或许，在弗·巴德尔^[3]、切什科夫斯基^[4]、或弗·索洛维约夫的基督教神智学意义上，我还是个神智学者。……对于我来说，基督教是大写的精神的宗教。把我的宗教哲学称为末日论的宗教更为确切。”^[5]

其实，尼·亚·别尔嘉耶夫探索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还来源于他所关注的对象“人”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世界本身发展变化的问题性。他既接受着各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又从不顺应任何社会传统，他既与不少理论和学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他往往游离于现存的宗教哲学营垒和社会政治营垒之外。面对着20世纪的各种思想大潮，他既感到共鸣，又保持着一份内心深处的疏离感。这也许就是尼·亚·别尔嘉耶夫孤独命运的基本旋律吧。

[1] 尼·亚·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第101—102页。

[2] 尼·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3] 弗朗茨·克萨维尔·封·巴德尔（1765—1841），德国宗教哲学家。

[4] 阿·切什科夫斯基（1814—1894），波兰哲学家。

[5] Бердяев Н. А.Русская идея.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Изд.Искусства, 1994,Т.2,с.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