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契诃夫创作的悲剧式解读

列夫·舍斯托夫对契诃夫创作的评价，可以用“悲剧式解读”来加以概括。舍斯托夫指出：“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契诃夫在自己差不多二十五年的文学生涯当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1]从这样的“悲剧”视角出发，契诃夫仿佛超然于现实社会之上，窥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要一旦出现任何希望，契诃夫就会立刻让它泯灭。契诃夫创作的这种悲剧性特征主要反映在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和剧本《伊凡诺夫》中。列夫·舍斯托夫认为，这两部作品几乎每一个词都在发出悲哀的呼号，这种呼号实际上是契诃夫在从艺术上向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挑战，是对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的否定。对于作为医生出生的契诃夫来说，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不能不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挑战。这里显然受到了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等晚期作品的直接影响。

在契诃夫的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似乎都陷入了悲惨绝望的境地，他们没有任何理想，看不到未来的出路，无所事事，是一些根本没有任何希望的悲剧性人物。列夫·舍斯托夫甚至语出惊人，断定，由于契诃夫本人从来都坚持独立和自由，厌恶服从，而理想的前提却是服从，因此，契诃夫从未有过“理想”。契诃夫的这种创作倾向曾经遭受到评论界的非议。他的创作仿佛也有些变化，例如《第六病室》中的主人公拉京医生似乎也在渴望斗争和反抗了，他的死亡也好像是思想胜利的象征；《决斗》中的拉耶夫斯基最终也改邪归正，决定重新做人了。然而，列夫·舍斯托夫却深刻地指出，《第六病室》的故事从未离开过“怀疑”的主旋律，而《决斗》更是对伦理道德的嘲弄。剧本《万尼亚舅舅》则干脆提醒人们，决不能够向外人坦诚，应当始终保持沉默，因为任何动作或反抗的结果都是徒劳的，适得其反的，还会导致死亡与绝望。因此，任何努力和抗争均无法摆脱荒诞、疯狂的悲剧性命运。

列夫·舍斯托夫明确指出，剧本《海鸥》是契诃夫真实生活态度的最集中体现。在契诃夫笔下，主人公特里果林终日忙忙碌碌，写个不停，但是他根本就不清楚为什么而写，却又无法停下来。这种创作显然是荒诞的、悲剧性的。契诃夫其实揭示的正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怪异特征，即不知道“为什么做”，“怎样做”。一句话，生活是无目的的，大家都昏昏欲睡，随波逐流，一旦理性地行动起来，便就会四处碰壁。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悲剧之所在吧。

在列夫·舍斯托夫看来，契诃夫是在用自己的创作给人们以启示。也就是，人类只有用自身的磨难、绝望、诅咒，甚至死亡来抗争理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只有当人身陷悲剧的深渊，充满恐惧，陷入绝境，才能感觉到那个用理性无法证明的上帝，向他发出旷野的呼告，重新找回对上帝的信仰。这既是列夫·舍斯托夫对契诃夫创作的宗教—文化意义的阐释，也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伟大作家创作的内在价值的肯定，更是列夫·舍斯托夫本人作为思想家，从自己特有的宗教—文化批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必然结果。

虽然列夫·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批评存在这明显的神秘性、虚幻性、非理性和一定的非科学性，以至于我们很难说清楚，更加难以予以实证，但是它毕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批评途径，一条向传统哲学和思维模式挑战的路径，一条把宗教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的批评之路。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从唯物还是唯心的角度加以批判，更不能够机械地全盘否定，而应该充分理解和发掘其批评内在的合理性和学术价值。

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家中，列夫·舍斯托夫是一位始终把自己的哲学、神学和文学探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伟大批评家。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乃至世界文学的批评上，留下了自己的浓浓一笔。他的非理性化批评倾向和许多经典的文本分析，为后人提供了极有启发性的思考，他成为存在主义等思潮当之无愧的先导者。

[1] 列夫·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