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二节
新宗教意识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нов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сознние)是他在宗教哲学文化理论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宗教文化意识。他认为,上帝的启示并非仅仅存在于传统的基督教中,而且还存在于多神教之中。他的新宗教意识的基本观点是:在宗教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真理,一种是基督教(关于天的真理),另一种是多神教(关于地的真理),完美的宗教真理应该是这两种真理的融合,也就是多神教与基督教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已经非常和谐地体现在基督耶稣身上了。

在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灵与肉的冲突其实就是这两种真理矛盾冲突的直接反映。第一种真理的反映就是为追求精神而自我牺牲,渴望与神的融合;第二种真理的反映则是追求个性的自我确立、自我崇拜。社会和历史演进的理想结果,也就是这两种追求的和谐和统一。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也可以被称之为独立于《旧约》和《新约》的“第三约言”理论。新宗教意识对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理论及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宗教意识直接决定了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一书,在内容和结构上的安排。该书是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一部代表作,其基本构架和内容是建立在两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彼此对峙的基础之上的:在灵与肉的方面,列夫·托尔斯泰侧重两者的对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更加关注两者之间的统一。显然,列夫·托尔斯泰表现的是两种真理的对抗,即基督教真理与多神教真理的对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揭示的是这两种真理的融合,即基督教真理与多神教真理的融合。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当然更看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在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生与死是永恒对立的,是不可能统一的;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生与死则是永恒统一的,是不可能截然对峙的。在列夫·托尔斯泰笔下,肉体重于灵魂,物质重于精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灵魂则肯定重于肉体,精神一定重于物质。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列夫·托尔斯泰一般是从外部到内在,从肉体到灵魂,从行为到心灵,从客观描述到主观思索;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人物则常常是恰恰相反,从内在到外部,从灵魂到肉体,从心灵到行为,从主观思索到客观描述。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当基督再次降世,他身后的神明世界也随之降临时,两位作家都感觉到了。只是列夫·托尔斯泰感识的是“肉体的秘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触及到“灵魂的秘密”。当然,在未来的神明世界中,肉体与灵魂也是统一的,肉体也会成为圣洁的、“精神的存在”。不过,在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高明一些,因为灵魂肯定比肉体重要。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强调,人类认知世界的最后阶段是感知生活的宗教的奥秘,这无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文集《未来的卑鄙小人》(1906)中,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当提及自己创建新宗教意识的动机时,曾经强调,除了创建的理论意义以外,还有很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当时自己主要是为了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他明确指出,俄罗斯社会如果再不进行精神上的改革的话,其未来就完全可能被“卑鄙小人”掌控。其实,历史上的基督教,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新教,还是俄罗斯的东正教,都已经不能够满足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需求,不能够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当代欧洲的宗教不是基督教,而是小市民意识”。[1]在欧洲的现实生活中,账簿取代了《圣经》,形形色色的商埠替代了祭坛,而俄罗斯正在步欧洲的后尘,正在欧洲化。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断言,要避免欧洲化,要摆脱“卑鄙小人”,就必须创建新宗教意识。这一意识能够把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教会和普通人联系起来,一起抵御“卑鄙化”和“庸俗化”,寻求社会的精神出路。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以拯救世界为宗旨”出发,强调了“新宗教意识”实质的社会性,并认为,新基督教意识与旧基督教意识的本质不同就在于此。“无论是缺乏社会性的宗教,还是缺少宗教的社会,均无法拯救俄罗斯,只有宗教的社会性才能拯救俄罗斯”。[2]传统的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个人主义,只强调拯救个人,信仰仅仅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因为上帝的国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不在人与人的此在世界中。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的宗教的社会性直接批判了传统的宗教个人主义,他把个性与个体进行了区分,在传统的基督教中,个性的存在被忽视了,存在着的只是个体与社会的对峙。他竭力从个性与社会性相融合的角度,来创建新宗教意识。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以为,在传统的基督教中,个性的教义是非常完善的,但是社会性的学说则很不完善。宗教的社会性与教会有关,教会的社会性与国家的社会性是相互抵触的。国家的社会性是压抑个性的,国家往往把教会当作个体,而不是个性。在天主教的社会里,国家服从教会,国家成了基督教的国家;在东正教的社会里,则是教会服从国家,成为了国家的东正教。在新教的世界里,个人主义占主导,有多少个信徒,就有多少个教会。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新宗教意识理论的主要任务有三点:一是争取个性与社会性既对立又统一,而且统一是根本;二是树立末世论的自我意识,即此世是有终点的,不该在时间中无限制地延长,世界是有末日的,应该追求彼世的无限;三是实现教会的普世性,无论是教会还是其他社会组织,都应该解放个性,真正做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3]

在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传统的基督教并没有实现个性的真正解放,个性依然受到压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个性的概念常常被个体所替代,因此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我们通常把“天国在我们的心中”理解为是“天国在每一个体的人的心中”,其实,应该是“天国在每个彻底被解放了的个性之中”。在这里,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实际上已经把“个体”主要视为是一个生物体,而“个性”则主要是一个精神与生物体的融合。

应该说,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反对把“肉体”与“精神”绝对分离,主张把多神教注重的“肉体”与传统基督教强调的“精神”结合起来。在传统的基督教中,基督的复活是精神的复活,而并非肉体的复活。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放弃人世间的生活享乐,放弃大地,仅仅去爱天。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批判和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天上(精神)的幸福应该与地上(肉体)的幸福融合在一起,反对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新宗教意识的原则就是“天”(精神)和“地”(肉体)都要爱,缺一不可。当然,在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理论中,肉体的概念是宽泛的,包括人世间的一切,即性、婚姻、家庭、尘世、享乐等所有物质生活。

从方法论上来说,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处于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的理论中充满着二元对立的概念,例如精神与肉体、基督与敌基督、天上与地下、基督教与多神教、神人与人神,甚至还有圣父与圣子等等;另一方面,他又要打破二元对立的束缚,他的新宗教意识就是要用“三”来取代“二”,因此他特别喜爱创作“三部曲”。为了走出这一矛盾的境地,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就需要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一个能够把二元融合为一体的综合。

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一般是强调圣父、圣母、圣子的三位一体。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圣母与圣灵结合起来,并赋予它以综合的作用,即把圣父与圣子综合在一起。他在《未来的卑鄙小人》中,指出,在圣父的王国里,《旧约》表明的是真理作为上帝的权力,在圣子的王国里,《新约》爱作为存在的真理,在第三王国里,即圣灵(圣母)的王国,在未来“约”之中,“自由的爱”才是真理的启示。[4]显然,这第三者(圣灵—圣母)是前两者的综合。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把新宗教意识的“三位一体”与人类的历史结合起来,揭示了“三”的秘密。在他看来,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昨天、今天与明天,分别对应为大西洲岛上的人类、现在的人类和未来的人类。第一个阶段的人类是经历过大洪水洗礼的,第二个阶段的人类是由基督宝血洗礼过的,第三个阶段的人类将用圣灵,用火来洗礼。这三个世界也分别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圣母)的世界。“信来自圣父,爱来自圣子,望来自圣灵。在永恒之中它们三个是一,但在时间之中,圣父的第一约是信,圣子的第二约是爱,圣灵的第三约是望”。[5]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第三约”(圣灵王国)是没有任何国家权力的,是充满自由和希望的。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和批评,尼·亚·别尔嘉耶夫就批评他的宗教既不是历史的基督教,也不是基督的宗教。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理论才独树一帜。

[1]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Грядущий хам.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Больная Россия.Ленинград,1991, с.29—30.

[2]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Грядущий хам.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Больная Россия.Ленинград,1991, с.44.

[3] 转引自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35页。

[4]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Грядущий хам.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Больная Россия.Ленинград,1991, с.27.

[5]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Реформаторы:Люрер,Кальвин,Паскаль.Томск:1999, 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