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聚和性”意识

凡是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读者往往会深深感到小说中呈现的“对话”和“复调”以及到处弥漫的宗教意识，然而，批评界却很少探讨“对话”“复调”与宗教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往最为常用的方法也就是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世界观的矛盾中去探索根源，在社会现实生活和人自身的复杂心态中去寻找阐释。当代俄罗斯著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学者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费里德连杰尔就是从这一视角去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艺术的。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一书的第八章中专门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特点及其矛盾”。^[1]2005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17卷）也是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矛盾和创作之间关系的一些迫切问题。^[2]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声称自己是对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灵的开掘：“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3]甚至有学者还指出：“陀氏心理分析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写出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心理畸形变态——二重人格。这是一种病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扭曲。”^[4]复调结构的提出者巴赫金则干脆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在分析中将撇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思想的内容方面，此处我们看重的是它们在作品中的艺术功能。”^[5]

显然，仅仅从作家的世界观矛盾，甚至作家的精神分裂以及社会现实的心灵探索，去研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复调结构的成因是相当不够的，回避这一问题又是根本回避不了的。谢·尼·特鲁别茨科伊关于“聚和性”意识的理论为我们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艺术提供了新的视角，本节将从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宗教意识和文艺创作方法入手，发掘其小说结构艺术形成的深层缘由，即东正教的“聚和性”意识。

一、“聚和性”：和而不同

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读者感受最深的也许是扑面而来的是众多人物形象的相互对峙的思想和生活感受。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妓女索菲娅的不同处世态度就构成了小说的框架，前者不顾犯罪也要以暴力手段来抗恶，通过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用得到的钱来拯救自己和受苦受难的穷人。后者则坚持要用以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一切，无论如何都不能够采取暴力的手段，犯了罪就要接受惩罚，用受苦受难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忏悔自己的罪过，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四分五裂，他们思想感情上互相对立，甚至达到相互仇视的境地，以至于弑父。这里既有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也有理想而又善良的心灵；既有无神论者，也有上帝的忠实信徒；等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这种众多声音的聚集不仅反映在同一个空间上的不同思想的碰撞，而且也体现在小说结构中风格迥异的双重层面的有机融合。小说《白痴》的艺术结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中极具代表性。小说由两个篇幅大小不均衡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是以梅思金公爵回彼得堡开场。作家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采取了独特的双重层次结构，把生活的平凡性与崇高的悲剧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白痴》的主人公梅思金、罗果静、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阿格拉娅、伊鲍里特都似乎活动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层面，一是烦琐的、平淡的日常生活，与其他人毫无区别，二是深刻的、悲剧性的剧烈冲突的情感世界。小说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插曲都蕴涵着这两方面的交织。费里德连杰尔就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不懈地与那种把现实主义看作单纯描写日常现象的观念做斗争”。^[6]因此，小说《白痴》给人以“现实”和“浪漫”的双重印象，作家发掘了“光明”与“黑暗”、“烦琐”与“崇高”、“喜剧”与“悲剧”之间的复杂结合。

这些迥然不同的性格和双重层次究竟是如何被“聚集”在一起“和平相处”的呢？不同话语构成的复调或曰多声部结构以及双重层次构造，是否依存于某种民族文化传统或渊源于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意识呢？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教授、著名社会派美学家列·纳·斯托罗维奇在《美善真》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文学艺术作为人的一种审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关系，审美关系的客体本身具有价值性，不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考察，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审美关系的。由此，他把艺术创作表现对象“真善美”之间的关系，改为“美善真”，以表明这种审美的价值关系。艺术美的基础是伦理和宗教的“善”，而最根本的就是宗教世界中存在的“真”。^[7]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宗教世界中的博爱才是绝对的真理。列·纳·斯托罗维奇还在《俄罗斯哲学史》的《哲学作为一门追寻智慧的学问——论俄罗斯哲学的特征》一章中，强调指出了，西方哲学与俄罗斯哲学的不同特征，前者主要探讨的是知识理论、认识论，后者则更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审美问题以及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等问题。

显然，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均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俄罗斯斯拉夫派领袖阿·斯·霍米雅科夫归纳的东正教会的本质“聚和性”就是要把不同的声音聚集在一起，达到“和而不同”的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他的创作艺术不可能不受到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正是这种东正教的“聚和性”精神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独特艺术构造提供了思想上的深层基础。

二、“聚和性”意识：三位一体

然而，这种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精神应该说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聚和性”对俄罗斯文学创作，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又是如何产生着独特的作用的呢？

只要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读者，就不难发现，作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几乎并不是在客观地描述社会生活场景和刻画人物性格，而是在揭示人物的意识，描绘人物对社会的认识，让人物直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对人生的看法。在不断的人物意识表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个性的刻画、社会现实生活图景的描绘以及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其成名作《穷人》中，就让年老的小公务员杰弗什金与几乎沦落为妓女的年轻姑娘勃罗谢洛娃，通过书信来直抒自己对现实的抱怨以及自己的软弱。无论是《死屋手记》中杀妻犯人梁奇科夫的叫嚣：“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还是《地下室手记》主人公的狂吠：“让世界毁灭去吧，我还是要喝自己的茶”，都明显地表现出此类人物的心灵扭曲、变态和卑劣。《罪与罚》中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妓女索菲娅关于如何对待“恶”的争辩，《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与子们直接袒露的人生态度，《白痴》主人公梅思金主张的基督式的“普遍的爱”等等均是对不同人物的社会意识的深刻发掘。这些个性鲜明的，甚至相互对峙的心灵汇集在一起又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意识的某些侧面，激发读者对人的命运和人类社会生存等普遍问题的思考。

显而易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描绘和刻画人物意识的艺术大师。东正教“聚和性”的作用在这里也并非是把各种人物和现象简单地聚集起来，而是一种“意识”的“聚和”，这里就涉及“聚和性”意识的问题。谢·尼·特鲁别茨科伊认为，“聚和性”意识虽然是一种普遍意识，但同时又是个性意识、集体意识与普遍意识的“三位一体”。他着重强调了意识的整体性、普世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刻画的典型并不仅仅是“个性”（个人意识）与“共性”（俄罗斯民族集体意识）的统一，而且还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不管塑造什么样的人物个性或意识，正面的、反面的或者多重的，都是以“爱”为纽带“聚和”的，要不是被“爱”同情的小人物，要不是丧失“爱”的可憎的变态性格，要不是维护基督博爱的信徒，要不是用暴力去抗争的社会底层人物，等等。各种迥然不同的性格和风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的教会中，由“聚和性”意识“三位一体”地联系在一起。

三、创作的“不信仰”：“和”的根本

“聚和性”意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艺术的作用是极其深远的，东正教的影响也几乎伴随着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家一直有意识地在现实生活中努力遵循着基督伟大的博爱精神。然而，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几乎是丧失信仰的，他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须按照生活的规律来写。生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必然导致他在小说创作中对上帝的“不信仰”。

非常有趣的是，真正导致“聚和性”意识对作家创作艺术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创作中的信仰危机，甚至可以说信仰的丧失或曰无信仰。著名俄罗斯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明确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信仰曾比他的信仰更为强烈。”“这位《宗教大法官》的作者便是宗教大法官王国的破坏者。”^[8]也许正是因为作家的“不信仰”，为“聚和”反而创造了条件。

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就不断地在否定基督的教诲，为了“善”而否定“善”，即便在被流放服苦役的路上还在反问索菲娅：“你说的上帝究竟在哪？”长篇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基督教的理想代表人物阿辽沙，更是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不如德米特里、伊凡和老卡拉马佐夫强壮。佐西马神父尸体的腐烂也让阿辽沙心中的上帝形象发生了动摇。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赞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斧子”、《群魔》中庄稼汉扛着的“斧子”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偶尔出现的“斧子”形象。因为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对赫尔岑说过，要号召罗斯拿起“斧子”。这里“斧子”象征革命的武器，不赞赏“斧子”自然就是不认同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战胜罪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思想在“忍耐”与“反抗”、“善”与“恶”之间来回摇摆，其实并非仅仅是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所致，而更主要是作家本人创作中信仰的丧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根本就没有希望在这两条路中选择一条。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的作品并不想去探索，只是把各种可能性描绘出来，这样恰恰能够把各种不同的意识统一在“聚和性”意识的基础上。

什克洛夫斯基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信仰时，曾经写道：“在信仰者看来，基督与真理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他却把基督与真理对立起来。这意味着他不是基督徒。”^[9]可以说，在真理与基督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真理。他曾经在长篇小说《少年》序言草稿的左侧页边上留下了这样的一句附笔：“将更加公正的未来一代人会相信这一点：真理在我一边。我相信这一点。”^[10]在现实世界中，真理是相对的，任何选择都会是片面的，都会导致对真理的遮蔽。

存在于宗教之中的真理表达了人与人的博爱，成为了人类唯一的绝对真理。“聚和性”意识便是这一真理的，即博爱的，认识载体。然而，这种真理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又很难具体化，也就是难以被现实社会的人们共同接受。坚持用“暴力”抗“恶”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立足点是为了爱善良的人们，而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手段。相反，要“忍耐”“勿以暴力抗恶”的索菲娅和阿辽沙们更是依据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甚至“爱自己的敌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的真理自然就是把各种意识表现出来，自己不加抉择，留给读者去思考。敞开真理恰恰是对真理的最好展示。

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艺术创作是描绘和展示真理的唯一途径。作家在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曾经明确写道：“疗救之途、逃避之途只有一条，那就是艺术，就是创造性的工作。”^[11]在小说结构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对比”和“象征”的手法，把小说情节场景环环相比较，处处暗含着相互对话的象征意味，但是并不表露出自己的倾向性观点。他的小说只服从艺术结构的统一性，而不是思想观点的一致性，这种艺术结构揭示的又恰恰是不同意识的对话性和矛盾性。如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一部小说看作是一个“能指”，那么它可以对应多个“所指”（意义），要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小说创作视为一个“能指链”，陀氏小说创作的“所指”（意义）就是多个“所指链”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才成为我们永远也发掘不完的艺术宝库。

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信仰危机和对人物意识的关注，使得东正教的“聚和性”意识成为其小说创作艺术的基础。既然作家创作是各种迥然不同意识的“聚和”，我们的文学批评任务是否也应该关注发掘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可阐释空间呢？也就是我们的每一种评价都只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种阐释，而不可能是终结性的定论。

[1] 格·米·费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陆人豪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5—398页。

[2]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17卷，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2005年。

[3] 波格丹诺夫В.А.编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

[4] 同上，第13页。

[5]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79年，第89页。

[6]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7] 列·纳·斯托罗维奇：《美善真》，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4年。

[8] 什克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6，27页。

[9] 什克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10] 同上，第26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