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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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学化:思想与批评

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家中间,瓦·瓦·罗赞诺夫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杰出贡献也为同时代的同行所公认。可以说,他对白银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一个集大成者。然而,作为一个宗教文化批评的理论家,他的独特性并不在“神秘的玄学”,而恰恰在于接近生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中,他更是如此。

不过,究竟怎样才能把宗教、哲学,甚至神学等问题的探讨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呢?瓦·瓦·罗赞诺夫是通过“文学化”的批评途径来实现的。因为,在他看来,从文学及其批评的视角来探讨哲学、宗教乃至神学等问题,更容易接近生活,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普希金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太阳”,也是瓦·瓦·罗赞诺夫首先关注的主要作家之一,他先后发表过20多篇评论文章,对这位天才诗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瓦·瓦·罗赞诺夫看来,普希金的创作是把文学与哲学、创作与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普希金用自己的诗篇把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思想向前推进了不只是一大步,而是整整一个时代。在普希金那里,几乎没有诗人保持沉默、哲学家出面说话的场合,其实,诗人与思想家、文学与哲学已经融为一体了。

瓦·瓦·罗赞诺夫认为,普希金以自己的创作在思想上解决了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辩,他不仅是一位民族诗人,而且永远是一位“现代的”哲人。普希金是“永恒的”“永远年轻的”,无论再过许多年,他也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要更加年轻、“更加现代”。“如果普希金的生命再长久些,那么在我们的文学中也许就根本不会存在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也不会采取那种激烈的方式,因为普希金在他的文学同辈人中间具有崇高的威望,而这种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罗斯之间的争论在普希金那里已经解决了。”[1]

瓦·瓦·罗赞诺夫以为,文学表现出的哲学思想应该是贴近生活,积极向上的,而不是消沉的,虚无主义的。他把普希金与果戈理做了对比,充分肯定了前者,批评了后者。在他的批评视野中,普希金是一位积极向上、充满活力、永远青春的大诗人,而果戈理则是消极的、缺乏活力、讽刺和虚无的作家。“普希金给我们以慰藉,而果戈理却给我们描绘了令人不快的情景,他自己也面对这情景哭泣、号啕”[2];普希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每一个个性,从未表现出对人的鄙视;果戈理却丑化生活,漫画社会,否定现存制度,丧失了生活真实的情感,表现出虚无主义的处世态度。“在果戈理之后,破坏成了既不可怕、也不可惜的事。”[3]瓦·瓦·罗赞诺夫对果戈理的现实讽刺和浪漫抒情也予以了尖刻的否定,甚至把浪漫抒情仅仅看作是对现实讽刺的一种亡羊补牢。瓦·瓦·罗赞诺夫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果戈理对俄罗斯文坛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一种心灵的忧郁、现实的痛苦、自我的批判以及对他人的贬斥。他甚至还把果戈理称之为是“俄罗斯文学的忧郁之父”[4]

一般说来,瓦·瓦·罗赞诺夫对同时代作家评价不高,白银时代的文学创作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或诗人是瓦·瓦·罗赞诺夫充分肯定的。当然,任何文学创作、哲学思想都要经过时间检验的。此外,这与瓦·瓦·罗赞诺夫本人认识是分不开的。他认为,“黄金时代”之后的俄罗斯文学先后表现出对整个生活的肢解与冷漠,再加上生活本身也显示出萎缩与平庸,就如同贺拉斯之后的罗马文学和塞万提斯之后的西班牙文学那样;他甚至感到,“我们有可能正处在一个文学大终结的时代”。

无论如何,在瓦·瓦·罗赞诺夫那里,生活化是判断文学创作优劣的标准,而文学化则是俄国知识分子表述自身思想的重要途径。他评价一切作家作品的标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这样就决定了他难以对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做出较高的评价。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并能够使之文学化地描述出来的俄罗斯伟大作家。他创作中表现出的“勿以暴力抗恶”“自我完善”等思想甚至被学界冠以“托尔斯泰主义”的名称,他的地位可以被称为是文坛上的“沙皇”。然而,瓦·瓦·罗赞诺夫却认为,这位俄罗斯文坛的“沙皇”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逊色得多。

瓦·瓦·罗赞诺夫确实承认,在创作艺术与技巧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并不输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极其深刻的心理分析和浮雕般的艺术描写,使得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均是一座座文学丰碑。但是,在瓦·瓦·罗赞诺夫看来,这位“沙皇”喜欢孤芳自赏,“缺少切肤之痛”,只是全能的设计师,一切均计划得如此精妙,而表现心灵的痛楚不够,“说教”太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背着箭囊的沙漠的骑手,他把箭射向哪里,那里就流血,令人震撼;列夫·托尔斯泰是以其“说教”来规劝读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让读者的心灵感动。

不过,瓦·瓦·罗赞诺夫在用思想的文学化标准来评判作家创作的时候,同时也用生活化的尺子在度量作家的文学创作。从生活化的视阈来看,瓦·瓦·罗赞诺夫又充分肯定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他赞扬列夫·托尔斯泰表现的是“劳动的罗斯”“俄罗斯的本性”。同样,瓦·瓦·罗赞诺夫也认定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某种“原型”的意义。

可以说,哲学思想的文学化和文学创作的生活化是瓦·瓦·罗赞诺夫评判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两个重要视角。与白银时代的其他宗教文化批评家不同,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并非同时代作家,而是从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当然,他也写过关于安德列耶夫、高尔基、勃洛克、梅列日科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等人的评论文章;在外国作家中,他曾对歌德、卢梭、狄更斯、左拉、莫泊桑和梅特林克等人作过评说,考察过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成就。

[1] Розанов В. В. А.С. Пушкин. //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 Москва: Изд.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с. 46—47.

[2] Розанов В. В. Гоголь. // 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 Москва: Изд.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с. 121.

[3] Там же, с.122.

[4] Розанов В. В. Русь и Гоголь. // 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 Москва: Изд.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с. 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