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能动性[1]
——“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系列评论之五
研究中国经济形势需讨论一个判断，就是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更具有能动性。能动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在宏观经济与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有较多支配策略选项，政策选择自由度较高；二是作为体量最大与快速追赶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量全球影响最大。“三驾马车”宏观讨论流行语境，通常强调我国经济对外需的被动依赖性，对中国的能动性重视不够。当然，能动性是中性概念，较高能动性并非总是好事。如果判断和选择有误，能动或许不如被动。
对中国经济选择的能动性，可以从不同方面观察探讨。第一，中国当代经济成长合规律性内涵，构成未来持续发展能动性的基本条件。第二，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较快推进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的现实保障。第三，身居全球经济最大增量国地位，是实现中国经济能动性并派生全球影响的客观依据。第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与增长表现，提供中国选择能动性的最新证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道路，受起点条件与外部环境影响，具有深刻特点，在呈现发展形态的历史多样性方面提供了当代大国案例。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的特征性实践探索与经验教训，有望为深化认识当代经济发展规律做出重要贡献，为丰富和推进经济发展理论创新提供多维度新鲜案例、素材和思想。不过特殊形态总是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展开。就本质内容而言，中国发展经验与一般发展原理以及国际比较经验并非根本矛盾。
例如，无论是通过艰苦持久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引入和发挥价格与竞争机制，还是结合中国国情不断探索调试产权界定方式以培育市场主体的长期行为预期与激励机制；无论是通过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干中学”以及数亿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积累人力资本，还是通过“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谋求技术进步；又无论是利用产品内分工的全球化环境特征发掘后发比较优势作用，还是重视财政与金融稳定并对严重宏观失衡进行果断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实践经验与其他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相得益彰，与现代发展的经济学基本思想也相映成趣。
中国当代经济成长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意义上的合规律性，意味着只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坚持中国当代发展转型的正确实践经验，直面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力推改革解决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制度瓶颈并释放制度创新的潜在能量，中国经济就有望在未来较长时期持续追赶和实现现代化转型目标。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合规律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终究由我们自己认知与行动选择来决定，并非存在无法回避的外在“陷阱”，由此构成中国选择能动性的前提条件。
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仍仅略高于五成，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历史进程仍方兴未艾。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35.6%，仍远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未来相当长时期每年仍会有数以百万计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工作。中国目前用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仍不到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成，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表明中国后续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中国如能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校正机制，理顺关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继续利用城市化和“后发优势”潜能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客观具有与发展阶段性相联系的较快增长潜能，构成中国经济能动性的现实保障。
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增量贡献国。利用IMF全球与国别数据库，并假设2010—2015年用市场汇率和美元衡量的中国GDP增长率将在2005—2010年的基础上每年递减2个百分点，可匡算与估测2000—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2005—2010年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贡献国，这一时期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比为21%，比同期美国增量贡献比10.9%高出近一倍，比欧元区增量贡献比11.5%高出八成，比日本增量贡献比5.24%高出三倍。预测结果显示，中国2010—201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有望进一步提升到29.4%，超过美国、欧元区、日本这三大最重要发达经济体加总预测值25.7%。中国特大型国家经济体量，决定其快速追赶阶段对全球经济具有异乎寻常的增量贡献，使得中国经济能动选择必将产生显著的全球影响，构成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与全球影响力的客观依据。
纵观过去四年全球经济的演变大势，中国经济已经历一个相对完整的宏观周期，最近似乎重回原点与发达经济体一起讨论如何稳增长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凸显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具有更大能动性。面对外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的形势，中国政府2008年年底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很快拉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并在外需剧烈收缩的背景下通过内需快速反弹推动总需求V形回升。事后看这轮罕见刺激措施的效果实际利弊互见，其经验教训有待专题研究进行理性分析总结，然而中国通过内需扩张推动宏观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早、最快V形回升是不争事实，表明流行观点过于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的观点并不正确。同时，应对危机的政策实践也显示，中国虽有能力相对独立地刺激增长，然而货币与经济扩张过快、过猛也会造成宏观失衡并面临被动局面，这又提示我们应更好地认知和运用我国政策选择的能动性，对超常刺激措施的运用保持必要审慎和警戒。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与增长表现，是体现中国经济能动性的最新经验证据。
回顾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的政策实践，在基本方针上重视积极主动与审慎稳健之间的平衡，正确应对现实挑战并取得很大成就。不过在内外环境快速演变的背景下，对一些新的重要政策问题选择边界与能动性认识，从总结经验角度看也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探讨。例如，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出现一个新情况，就是如何认识和管理外贸顺差、汇率调整与外汇储备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实践表明，如果过于看重外需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简单地把外贸归结为外需，对汇率政策以及国内改革调整的能动性缺乏足够认识，我们就可能真的会被动面临持续顺差失衡与外汇储备过量扩张的尴尬现实，并通过开放型经济内外失衡联系机制对货币信贷与总需求管理带来新困难。
我们知道对外贸易的本质功能，是借助比较优势等利益创造效应，推动国际分工深化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并不是通过出口扩大需求。在理论上，即便假设各国贸易都以平衡方式扩大，各国外贸对外需的“贡献”都为零，与外贸相联系的分工专业化效率与国民福利仍可得以拓展和提升。中国从计划封闭经济转向对外开放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早年的特区探索使我们认识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扩大贸易，能扩大利用外资并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等国内不可贸易要素，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我国逐步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扩大需求显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然而不知始于何时，国际贸易与分工提升生产率的供给面积极功能一定程度渐被淡忘，外贸扩大需求的意义被过于放大，以至于言下之意外贸似乎就是外需，顺差减少似乎必然会落入通货紧缩陷阱。由于对内需增长潜力的认识和信心不足，对阻碍内需增长的体制政策改革不够得力，加上一段时期在产能过剩之类的名义下人为限制民营企业投资，结果出现顺差失衡持续扩大与外汇储备过度增长的被动局面。这个局面形成后，又较多地从人口结构、国际货币体系等外生条件方面加以解释，而对我们的认识和政策选择方面的滞后与局限因素缺少足够反思。回头总结，如果当初对开放经济增长能动性有较好认识，在投资体制、汇率体制、分配政策等领域加快改革，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到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困难应能有所缓解。
重新探讨我国经济选择能动性，不仅适用于如何看待外需与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其他重要问题上也具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农地制度改革、小产权房有序合法化改革、放松准入管制与税制改革，甚至在我国影响G20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针等诸多领域，都有可能在加深认识选择能动性的基础上加快调整与改革。
重视中国经济选择能动性，当然不是主张脱离现实或随心所欲。相反，是要重视观察研究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矛盾与新问题，重视分析理解大国经济追赶过程中不断呈现的新关系、新机制与新规律。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策略的选择边界与可能，才能通过果决而审慎的科学选择达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21世纪中国开放经济成长面临的新挑战与新争论，背后有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选择的能动性问题。
[1]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2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