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景气制约资源国增长^[1]
——“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系列评论之四

得益于中国因素与发达国家经济高增长，21世纪初国际大宗商品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罕见的量价齐升的景气行情。商品价格飙升与贸易条件改善，为主要资源输出国带来了巨量额外出口收入，推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并提升其国民福利。由于不同程度依赖外部环境，资源出口国经济高增长具有显著被动性。另外，因不同程度受“荷兰病”因素困扰，这些国家大宗商品以外的可贸易部门的自主发展面临更多制约。随着各类大宗商品价格近来趋于回落或增势减缓，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长也呈减速态势。

观察1970年以来世界石油和部分金属原材料消费量增长情况，除石油消费21世纪初的增长率与早先30年大体持平外，金属原料消费增长率大幅甚至数倍高于早先时期。全球消费量增长，加上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流动性扩张，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飙升。例如，CRB金属名义价格月度指数值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体在200—300波动，但是2003年以后持续大幅飙升，到危机前2008年3—4月突破千点大关，不到六年增长了两倍多。原油价格上涨幅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每桶原油价格通常不到20美元，21世纪初每桶约为20—30美元，但是2003年以后持续大幅飙升，到2008年危机前6—7月超过每桶130美元，不到六年增长了4—5倍。

考虑上述国际市场能源和金属价格都用美元标价，可采用美国PPI指数对名义价格进行调整以观察两类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走势。由此得到国际原油和金属可比价格同样在21世纪初出现数倍飙升，达到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创纪录水平。不过这两类资源性商品的实际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快速追赶时期也曾大幅上涨，近年实际价格与历史峰值差距大为缩小。

21世纪初价格空前飙升使主要资源出口国获得巨大的商品景气红利。为对此提供一个粗略度量，我们选择铁矿石、铜、铝等金属原料以及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商品为对象，以1990—1999年这些商品价格作为基准，计算21世纪第一个十年部分主要资源输出国出口因为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具体而言，对于某国出口特定商品来说，如果2001—2010年某年份价格高于1990—1999年均价，该国会因商品溢价获得额外收入。给定价格相对增幅，特定国家额外收入大小由其出口商品数量决定。反之，如果特定商品在21世纪初特定年份价格低于1990—1999年均价，出口该商品则被定义为获得负值额外收入。

我们选择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加拿大、挪威、OPEC等经济体为对象，匡算其能源和金属原料出口获得额外收入的情况。对澳、巴、俄、加四国分别计算两类商品出口额外收入，但是考虑挪威和OPEC出口金属原料规模相对较小，仅计算二者能源出口额外收入。结果显示，21世纪最初十年，上述经济体金属原料出口因为溢价因素获得大约3000亿美元额外收入，能源出口获得5万多亿美元额外收入，总共获得额外收入高达5.58万亿美元。

新一轮大宗商品景气行情，给资源出口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和新发展机遇。额外收入增长等于外生环境条件改变使这些国家猛然获得大量新增储蓄，获利国家不仅可以借此扩大国内消费和改善民生，还可以把部分新增储蓄用于投资或偿还国家债务，从而推动国民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

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超预期表现，是21世纪初大宗商品景气改变一个大国经济命运的典型案例。我们初步匡算结果显示，商品景气在2001—2010年给这个能源出口大国带来大约10500亿美元额外收入，相当于俄罗斯1998年2850亿美元GDP总额的3.68倍。借助商品景气红利，俄罗斯2006年提前偿还了1998年曾将其拖入债务危机的几乎所有外债，重振苏联解体后一蹶不振的军力武器装备并高调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同时还有能力通过提高国内消费和投资在2003—2008年达到年均7%的高速增长。正如普京总统2003年就曾指出的，“俄罗斯经济增长首先归功于近几年有利的世界市场行情，由于对外贸易条件的空前改善，俄罗斯获得相当大的经济优势和很多额外收入”，否则“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在很多方面都会是微不足道的”。

为观察主要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长表现与大宗商品景气行情的关系，我们整理计算了部分重要资源出口国1990年以来年度经济增长率以及不同时期增长率的简单平均值。当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两个时期增长表现差异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仅是因素之一。例如，俄罗斯经济20世纪90年代严重衰退，显然与苏联解体冲击以及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影响有关，21世纪初的增长表现一定程度也与早先政策调整措施以及普京新政效果有关。然而对比这十多个国家在商品价格走势上的反差较大以及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特点，对认识大宗商品行情与主要资源出口国增长表现仍有借鉴意义。

数据显示，11个国家有7个在2001—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简单平均值高于20世纪90年代，有9个国家2003—2008年商品景气鼎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简单平均值高于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2003—2008年的增长率与20世纪90年代持平，只有挪威一个国家较低。可见大宗商品景气行情可能确实对大部分重要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助推效应。

进一步观察，商品景气时期相对增长表现最明显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商品景气效应不明显甚至呈现反向关系的国家是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商品景气宏观增长效应在国家组别分布上存在差异，其背后原因除了与不同国家资源出口相对规模大小不同外，也提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通常面临较多的结构和储蓄约束，在国际市场上融资面临较多信用制约，因而国内经济增长对商品景气行情带来的额外收入增长更为敏感。对于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或由于国内投资机会比较有限，或因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较强，因而经济潜在增长受到自有资金和储蓄约束程度较低。对于挪威这样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商品景气行情带来的大量额外收入，可能会通过其主权财富基金（SWF）在国外进行组合投资或直接投资，因而与国内经济增长联系较弱。

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21世纪初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的景气行情，此后大宗商品市场经历剧烈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国际金属和能源的名义与实际价格都经历了50%以上的剧烈下跌，这对高度依赖资源出口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特别严峻的紧缩效应。如俄罗斯2009年实际产出下降7.8%，巴西也从此前两年5%—6%的高增长落入-0.3%的负增长。得益于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刺激经济的效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2009年3月开始触底反弹。WDI油价两年后重新突破百美元大关，2011年4月达到116美元。金属价格指数也从2009年年初404点的低位上升到2011年3月1090点的历史峰值。主要资源出口国也大都经历经济复苏和重回较快增长轨道。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缓，大宗商品价格从2011年第二季度开始进入下降通道。2011年主要资源出口国虽仍总体保持不错增长，但是已有超过半数国家增速回落或持平。展望未来，如果全球经济减速环境下商品价格稳中有降，则重要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速也会相应受到制约。因而商品价格回落一方面是主要经济体增长减速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构成主要资源出口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1]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