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减速？[1]
——“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系列评论之六
与全球经济类似，近来中国经济也出现增速持续减缓走势。受四万亿超常刺激措施作用，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1.9%的峰值，此后总体上呈现回调趋势。2010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从第三季度的9.6%回升到9.8%，此后七个季度持续下降。2012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分别为8.1%、7.6%和7.4%。从“朗润预测”[2]对中国GDP季度增长率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来看，2012年前三个季度“朗润预测”连续三次出现正值误差，累计误差值为1.1个百分点，显示目前经济减速具有某种“超预期”特点。
中国经济为何减速？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减速会抑制我国出口需求。虽然我国企业在开拓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多方努力并取得成效，但外部经济减速仍会通过外需环节拖累我国经济增长。不过分析大国经济表现的特点，更应从内在因素方面分析根源。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背景根源。
第一是长期原因。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正经历峰值期并将趋于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量趋于减少，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着某种抑制作用。另外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较快缩小，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的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并制约潜在供给增速。考虑长期结构因素趋势性变动对供给面的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可能已从早先的两位数高位回落到一位数。虽然对潜在增长率难以精准估计，考察国际比较经验和学界主流看法，观察中国近年宏观经济表现，有理由推测长期潜在增速应已从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8%—9%。
第二是周期原因。上一轮开放经济景气增长成就巨大，但是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需逐步调整，要求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减缓。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从2001年年初3.83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年初26.9万亿元，其间共增长6倍。同期我国广义货币M2从大约14万亿元上升到73.4万亿元，十年共增长4.2倍。然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即便考虑经济转型期“货币深化”因素，货币总量规模仍扩张过快，伴随着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另外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大比例超过广义货币，提示我国金融抑制程度可能有增无减。宏观金融过度扩张的累积矛盾，客观上需要一段时期的经济适度减速加以调整化解。
第三是短期原因。2008年年底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对稳定当时就业形势与促成经济增速较快回升发挥了重要积极成效。然而刺激措施毕竟是通过透支未来收入与需求发生作用，“功成身退”后会由于透支回补效应派生经济减速现象。例如，刺激措施包括2009—2010年对汽车业提供降低购置税和下乡补贴，刺激我国汽车产销量从2008年的965万辆和936万辆，分别跃升到2009年的1420万辆和1362万辆以及2010年的1875万辆和1804万辆，两年产量累计增长幅度高达94%。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已居世界第一。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汽车市场增速不可能维持在年均30%—40%的超常水平，两年井喷式增长对汽车未来供需潜能的透支需要后续减速回补。结果在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产销量增速双双急剧下降为约1.8%，2012年车市仍处于“微增长”状态。另外刺激政策推动钢铁业反弹、地方融资膨胀、房地产扩张，这些领域也都发生了后续透支回补效应，构成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的行业背景。
适度减速调整利大于弊
分析国内外经济减速形势，需要评估其潜在负面影响。外需不振、税收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等方面困难是有关讨论担忧的问题。重视上述潜在不利影响无疑是务实和必要的，不过通过具体分析有关问题能够看出，宏观经济适度减速的上述影响其实具有较大程度可控性。考虑篇幅限制，这里主要结合我们对广义奥肯模型、中国奥肯关系以及就业形势的研究结果，简略讨论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给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带来压力的问题。
保持经济就业创造，控制较快增长，控制城镇失业率过高，并为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提供支持条件，是转型期中国长期发展和短期宏观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认为减速调整必然会对失业造成难以承受的冲击的观点依据不足。实际情况是，给定我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轨迹，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偏快增长造成整体劳动力市场特别是相对低端的农民工市场供不应求压力，并伴随此起彼伏的“民工荒”现象。因而适度减速调整有助于改变这一状态，并有助于把劳动力市场压力转变为提升经济和就业结构高度化的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转型的实际情况显示，除大范围国企改制与知青回城两次释放旧体制扭曲压力带来严重失业冲击外，经济快速增长对保证城镇劳动力比较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广义奥肯定律角度看，宏观周期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规模的变动，而不是传统奥肯定律重视的失业率变动。中国广义奥肯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增长相对长期潜在增速降低1个百分点，会导致用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占社会劳动力总量比率衡量的转移速度回落近0.37个百分点，对城镇失业率也会带来上升近0.35个百分点的影响。不过模型显示，宏观周期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高度显著和稳健，对失业率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如果上述经验估计值具有参考性，假定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为8%—9%，那么今年略高于7.5%的预测增长率，可能会带来农民工就业增量回落150万—450万。采用过去十余年农民工增量的年均数为基准，7.5%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要使农民工增量比宏观经济在充分就业状态时下降16%—48%。万一实际经济增长率过度下滑到5%—6%，可能出现农民工增量为零和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较大增加的情况。由此可见，应对经济减速调整需关注劳动力市场动态和就业形势变动这个民生重点问题，然而也需客观认识到，现实环境与20世纪末因为消化旧体制扭曲面临严重就业压力的形势已有本质不同。经济减速到7%上下虽然会对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农民工转移带来显著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更可能是增量一定程度下调，而不是农民工增量趋势性逆转。
从积极角度看，适度减速的必要性和基本意义在于有助于调整化解早先累积的宏观失衡因素，并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此外，在外部经济关系方面，适度减速调整也客观上具有几点积极功能：
一是有助于增加我国获取外部大宗商品原料和能源供应的宽松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化环境，使我国这样的后起大国可以从国际市场大规模获取大宗商品原料与能源，从一个侧面显示和平发展的道理具有可行性。然而近年经验也显示，如果全球经济普遍增长偏快，则会造成供给弹性偏低的资源性商品供应相对紧张的格局，甚至对国际政治关系趋紧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经济减速调整，有助于提升资源性产品市场供给宽松度，有利于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
二是有助于抑制贸易条件恶化的不利影响。过去十余年的经验数据显示，以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增量大国的体量规模，总需求扩张偏快会通过“货币扩张—投资增长—进口数量增长—进口价格增长—贸易条件恶化”的传导机制，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经济效应。个别年份贸易条件恶化的负面影响相当于减少超过2个百分点的GDP。减速调整虽然未必能带来价格贸易条件持续动态改善，然而至少可能降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
三是有助于保障我国作为巨大外部债权国的利益。我国是拥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最大外部债权国之一，通货膨胀对债权方不利而对负债方有利，我国庞大的债权投资收益对未来预期通胀相当敏感。比如假设全球通胀上升3—4个百分点，我国外部债权损失可能会超过千亿美元。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与经济过度扩张，会显著抬高全球通胀水平，使中国作为外部债权国利益受到损失。适度减速调整有助于中国庞大的外部债务资产保值。
趁势调整、力推改革、培育自主性景气增长基础
中国经济减速一定程度是全球经济减速调整派生的结果，又是全球经济减速大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对新的宏观形势，需告别一段时期“刺激经济保增长、行政干预抑通胀”的调控模式，在继续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基础上，趁势实施经济调整方针，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积极创造条件。
目前经济增速应低于潜在长期供给增速，因而有必要实行稳增长政策，舒缓正常经营企业面临的困难，防范经济过度失速。中国经济具有能动性含义之一，是我们拥有较多能发挥促增长作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各种宽松取向的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取向的减税与财政政策措施，适度增加保障房与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放松对企业投资数量管制等。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比较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最新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明显出现企稳回升势头，显示政府前一段采取的进取而有克制的稳增长措施正在发挥预期效果。
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的同时，我们需要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当我们实施积极的宏观政策保增长时，需要明确应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是准入公平与鼓励竞争的增长，而不是维护垄断前提下的增长；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运营粗放的增长；是稳健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失衡累积、难以持续的增长。宏观政策的基本功能应逐步集中于调节总需求，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结构问题。应把政策思路与重心转变到调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层结构问题和理顺机制方向上下功夫，为培育新一轮自主性、内生性与可持续的景气增长奠定基础。
一段时期经济整体的比较快速扩张与关键领域的改革进程相对滞后，使目前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面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展望未来，中国面临的改革议程千头万绪。从本文考察的通过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减速形势向自主性景气增长转变的视角分析，以下几方面的改革议程具有特殊意义：一是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在年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基础上，趁势推进以界定农民土地流转权为关键内容的改革，引入新规范使小产权房有序合法化。二是扩大民营企业准入，给企业家的能力发挥创造更大空间。要力推企业减税减负改革，减少需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缩小审批对象范围。三是加快深化汇率与利率体制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需要相一致的现代宏观调控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
[1]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2年12月13日。
[2] “朗润预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实施的一个子项目，内容主要是邀请国内主要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机构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提供季度预测。从2005年7月开始，至今已发布30多次“朗润预测”。共有30多家特邀机构常规性参与“朗润预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页“中国经济观察”栏目提供历次“朗润预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