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外部失衡须增紧迫感^[1]

我国最近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将推动“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这无疑是正确的方针。然而从近年经验和现实情况看，治理外部失衡要增加紧迫感和提高政策优先度。

新世纪的最初十年，我国经济强劲增长，但也面临“双顺差”规模扩大、外汇储备飙升等外部不平衡问题。“十一五”规划就已经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显示决策层早就认识到了外部失衡的危害。

然而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数据显示，我国贸易顺差从2000—2003年的年均不到23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900多亿美元，几年间扩大了十几倍。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贸易顺差去年和今年年初明显下降，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又重新增长，第三季度回升到了650多亿美元的高位。

我国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国内投资回报率较高，虽然对外资投资证券实施了较为严格的QFII管制，但外商直接投资和私人资本账户仍有相当规模的顺差。经济学理论通常假定，发展中国家面临储蓄和贸易“双缺口”，因而需要外资提供融资。但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过去十余年一直存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

持续“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规模超常增长，从世纪初的160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年底的超过万亿美元，近年更是持续飙升至目前的超过2.5万亿美元。由于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较低，加上人民币的升值趋势，用人民币衡量，外汇储备的收益率或许为零。对比我国近年通常十多个百分点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把我国的国民储蓄被动置换为外汇储备显然要承受很大的财务和福利损失。

外部不平衡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我国生产率快速提升与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不相匹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2000—2009年增长了2.33倍，是OECD成员国的1.65倍。在生产率和相对竞争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僵硬的汇率难以发挥对国际收支的价格调节作用。人民币汇率动态低估，意味着外汇资产的人民币价格被高估，部分造成了外汇储备的福利损失。

汇率弹性不足也限制了对利率政策的灵活使用，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对近年经济增长偏快、通胀压力挥之不去以及资产价格间歇式飙升等宏观问题，只好采用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和数量控制手段加以应对，不仅派生出“宏观调控干预微观运行”的问题，也导致政策干预的“叠加效应”，使宏观调控难度越来越大。

外部失衡不利于维护相对宽松的外部经贸环境。诚如我国官方表示，中国并未刻意追求扩大贸易顺差，且美国对全球经济失衡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多年来顺差增长过快、规模偏大等事实，让我国在应对外部失衡带来的国际矛盾时处于被动地位。近来一些国家干预汇市和竞争性贬值，也明里暗里地用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外部失衡情况“说事”。最近巴西财长还提议IMF创建“汇率操纵指数”报告机制，显示我国在这方面可能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

外部失衡使我国经济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国际关系游戏之中：巨额贸易顺差意味着美国可以大肆印钞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出口企业按低估的汇率向央行结汇，央行资产负债表累积了价值超过2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不得不用外汇购买外国国债，变相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提供融资。这一游戏持续时间越久，规模越大，我国国民储蓄的风险就越高。

可见，无论是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或是从维护宽松的外部经贸环境，还是从规避和控制风险过度积累等方面考虑，我们都需要加紧治理外部失衡。

与世纪初相比，目前治理外部不平衡，时机更为成熟。当年，对外汇储备规模是否过量，有不同观点，而目前外汇储备已超过2.5万亿美元，规模过大已成不争事实。上世纪末，国企转型阵痛中失业压力大增，客观上约束了治理外部失衡的努力。而“十一五”期间，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非农岗位创造的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双双打破历史纪录，就业压力得到缓解，为应对外部失衡提供了较多的政策腾挪空间。

治理外部失衡需要一系列组合措施。它们包括，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改革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投资部门准入管制以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等。尤其关键的是，应转变视角，以中国经济发展长远利益为本位，探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通过“干预限量、价格放开”，来增加汇率弹性。

[1]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0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