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民币升值“恐惧症”^[1]

中国经济追赶基本面条件形成了人民币升值趋势，体制政策安排应当顺势而为，建构适应大国成长的开放宏观政策体系。

近日，沉寂一时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被热炒，国内外专家学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下，其中不乏阴谋论说辞。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国内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不喜欢提升值，尤其是不喜欢外国人提升值。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外指责人民币汇率的意图何在，而在于如何调整汇率才能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究竟需不需要恐惧人民币升值？为此，《小康·财智》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与他探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以我为主看升值

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从2001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廉价货币”的评论文章开始，到2009年已有8年时间，并且每次争论往往是由国外选手“开球”。人们可能要问，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改革归根到底是一国内政问题，西方国家凭什么对人民币汇率指手画脚？对此，卢锋表示：“汇率变量的常识性定义，是指两国货币的比率关系，定义性地涉及对外经济关系，因而对这个问题，国外企业、学者、组织机构从不同角度和动机出发自然会有不同评议和诉求。其实，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外国人意见也并不一致。很多外国人认为应该升值，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观点，如麦金农教授、蒙代尔教授一直高调倡导人民币不应当升值，在国内媒体都有广泛报道。因而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需要关注外国人的看法，但是基本分析立场应当以我为主，以我国经济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研究浮动和稳定对我国经济开放发展整体的长远利益，分析人民币汇率在长期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客观的浮动升值要求，在此基础上导出相应政策方针。从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外国问题立论否定人民币政策调整的必要性，甚至把是否赞同人民币浮动升值作为‘好人坏人’标签的观点，无益于求得正确认识。”

在卢锋看来，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集中在名义汇率调整的问题上，但是从分析角度看，实质问题在于实际汇率是否失衡。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的形成是我国经济追赶阶段性成功派生的新问题。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处于追赶过程中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它的本币实际汇率客观存在升值趋势。如果名义汇率钉住某个货币求稳难变，开放宏观经济规律作用会对经济运行引发通货膨胀压力，推动资产价格间歇式飙升，导致宏观经济失衡。我国上一轮经济景气增长经验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时期宏观经济运行面临挥之不去的通胀压力，汇率失衡背景下难以充分利用货币参数性工具调节总需求，只能通过产业政策限制特定部门投资，从而又派生了‘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结果使得决策部门穷于应付而难以集中精力更好地应对追赶阶段的其他挑战性问题。可见无论从开放宏观经济理论常识看，还是从我国新世纪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经验看，我认为与其让国内处于通胀失衡来代替汇率失衡，还不如通过汇率政策主动调整建构开放宏观政策体系，获得利用参数性工具调节宏观经济潜在失衡的主动权。赋予汇率更大的灵活性，更好地发挥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的调节功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浮动汇率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固定汇率制必不能实质性解决任何问题。”

卢锋称：“汇率调整将价格调整和对外开放、协调外部关系结合在一起，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大国追赶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虽然2005年中国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管理或管制的成分或因素太大，灵活度不够，仍然是准钉住汇率制。2007年后的一年多通胀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快一些，说明有关部门也认识到汇率对宏观失衡的调节作用，应通过深化改革使这种调节更加常态化和制度化，使调节作用更充分发挥。”

副作用不足为虑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币存在一个升值的趋势，但是具体到政策层面，什么时候升，怎么升，则需要综合考虑多种短期因素。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币不适宜升值，其担心主要有三：升值影响出口增长，造成巨额外汇储备贬值，导致总需求不足引起通货紧缩。但是卢锋分析称，这几点担心都不足为虑。

在卢锋看来，在汇率和国际收支大体均衡的条件下，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出口增长是好事，然而如果低估币值保出口则未必可取，那样实际上得到的是一个阶段性的、缺乏微观依据的、不可持续的出口增长。币值低估实际上是给出口部门一个错误信号，如果实际汇率水平应该是6:1，政府人为地将之定在了8:1的水平上，出口部门就会按照8:1的汇率水平计算自己的盈利，使得很多不应该上的项目显得有利可图。随着外国发生经济危机，出口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暴跌，说明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动态过程中客观上压低汇率鼓励出口，不可能具有持续性，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目前，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虽然2009年外汇储备增幅减缓，但是增量仍在上涨。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利影响，央行和其他部门已在花大力气去应对外汇储备带来的这些影响，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保护外汇储备”的方案。现在要注意的是，如何避免用新的政策扭曲去应对此前的政策扭曲带来的后果。如果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人民币汇率更灵活变动，那么越早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小。

人们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人民币升值后，出口需求减少，总需求不足，导致通货紧缩。但是卢锋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约20%，然而2005—2007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此次危机中，在对外贸易急速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了V形回升，也说明我们对内需应有更大信心。

“如果把参与国际竞争比作下围棋，开放初始阶段不得不对人民币大幅贬值，在国际竞争中就好比要求对手让子才能下棋比赛。现在随着我国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追赶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经济成长阶段性成功的形势下，我们下棋的棋力提升，可以也应该在减少此前让子数目的条件下博弈。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持续动态提升，即便在比较灵活的汇率制下，我们仍可能赢得国际竞争。我们都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汇率分析也有一个如何看待信心的问题。”卢锋感慨道。

顺应趋势才可釜底抽薪

面对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的日益高涨，中国政府的态度较为审慎，表示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此，卢锋指出，在危机的特殊短期形势下，避免人民币过多升值的做法是正确的。问题是经济复苏和回归正常后，我国经济追赶过程还要继续，要从目前人均不到3000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2000美元左右，面对在这个空前规模的经济追赶和收敛过程中，我们如何看待中长期的汇率体制安排问题。综合考虑，卢锋认为无疑应该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赋予汇率更大程度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从而也给国内货币政策等大程度调节国内总需求的作用。只有在灵活汇率制和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建构开放宏观政策体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宏观均衡稳定目标，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保驾护航。卢锋称：“其实改革条件一直具备，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的操作能力堪称一流，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个问题的基本道理想明白，是否真有改革意愿。”

另外，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强，如何管理这种预期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管理预期不是说说而已，而要有具体政策措施跟进支持。就像管理通胀预期一样，要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控制货币信贷超量发放，就通胀预期的本质根源处入手。”卢锋称，“人民币一段时期明显低估，是因为经济追赶，竞争力提高较快，需要通过汇率调整实现均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采取更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允许人民币应相对竞争力变动升值，本身具有管理预期含义，有助于减少和消除这类预期推动的套利行为所带来的扭曲影响。”

[1] 原文发表于《小康·财智》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