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经济事件是一种道德责任
归根究底，预测的目的是在当下进行干预，以改变未来的结果，从而造福社会。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另一位在密歇根大学对我影响颇深的老师）在1969年发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时表示，经济学应该被视为一门“道德”科学，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思想和理想。他抨击了下面这种说法：
一种被称为无差异曲线的正统学说认为偏好是给定的，我们无法探究它们形成的过程。这一学说可以说是“针对鸟类的”，因为它们的口味主要由其基因结构决定，因此口味可被视为鸟类社会动态变化中的常量。
博尔丁说，经济学“创造了这个它正在研究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想预测，而是想提前预警。我们从不是想要预测灾难，我们是想采取行动来防止灾难的发生。
报纸上关于央行例行提高或降低利率等举措的报道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举措的确切数量和时机，而非那些与之相随的文字和故事。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1977年的著作中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典型经济学家的观点，对旨在评估商业信心的民意调查不屑一顾：
这是极其愚蠢的做法。商业信心具体体现为投资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意愿，它并非心理现象，而是经济现象。重要的是卡特先生和伯恩斯先生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说了什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可能曾经相信，显然他的一些门徒至今仍然相信，投资倾向受到商人中普遍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对商人的智商一直评价不高，他们认为这些商人是喜怒无常的孩子，需要得到家长式的“管理”……决定商业信心的是投资的盈利前景。仅此而已，别无其他。总统说了什么、高管说了什么、其他任何人说了什么都不重要。
克里斯托尔并没有指出故事中那些独立发挥作用并促成经济危机的经济力量。然而，他认为经济学家描述那种称不上最佳选择的商业行为，是在侮辱商人的智商，这时他暗指的是经济学的政治化。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知道，奉承商人是能带来回报的，商人的支持对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很有帮助。如果声称经济仅受抽象经济力量的推动，就表明经济是在道德真空中运行的，这样领导层就无须受到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