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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叙事经济学家
虽然克里斯托尔对民意调查不屑一顾,但全球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经济预测似乎基本上都源自对叙事的观察以及对叙事给人类带来后果的担忧。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预言,《凡尔赛和约》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但它约定的沉重赔偿将让德国不堪重负。凯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战后做出这一预测的人;比如,和平主义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就发起过一场运动,声援战败的德国人。但凯恩斯为自己的观点给出了经济现实方面的证据。德国确实无力支付赔偿,他也正确地判断了迫使德国支付赔偿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凯恩斯预测了德国人将如何解读这些赔偿以及和约中声称德国犯有战争罪的相关条款。凯恩斯的这种洞见正是叙事经济学的范例,因为它的侧重点是人们如何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解读《凡尔赛和约》。这同时也是一次预测,因为在外交政策于1919年上演“低俗情景剧”的时候,他警告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如果我们刻意想要榨干欧洲中部的财力,那我敢预测,复仇之心将不会消散。过不了多久,反动力量和绝望的革命骚动终将引爆欧洲内战,什么都无法阻止,在这场战争面前,上一场德国战争带来的恐惧阴云将逐渐消散无踪;无论谁是胜利者,这场战争都将毁灭文明和我们这一代人取得的进步。
凯恩斯是对的,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挥之不去的怒火之中爆发并夺去6 200万人的生命。他的警告基于经济学,也来自他对经济的把握能力。但凯恩斯谈论的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纯粹经济学。他使用的“复仇”和“绝望的革命骚动”等词让人想到充满了道德基础的叙事,触及了我们各种活动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