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拓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务实合作
中国对外部世界全面开外，首先是向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开放。而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开外，除了同美国建交并全面开展正常交往，不断深化与日本的睦邻友好与务实合作，还必须处理好同其他地区所有发达国家的关系。引导并推动社会制度不同、价值体系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摒弃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平稳健康地持续向前发展，既符合中国和相关各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也符合时代前进的潮流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欧洲各发达国家的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1979—1989年的10年时间里，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政治交往十分密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部长互访和其他各方面的接触非常频繁。1979—1984年，中国总理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和欧共体。这是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这些欧洲国家，当时不仅对推动中国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西方世界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也有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也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支左反修”的错误做法，转而服务于国家外交的需要。1980年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与长期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党”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友好联系。1981年中国共产党又开始同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工具的欧洲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开展友好交往。(49)
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访西欧，所访国家均以国家元首规格和礼遇进行接待。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开始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比利时，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进入欧洲发达国家，意义不言而喻。
在此期间，欧洲发达国家的领导人纷至沓来，访问已对外开放的中国，其中有英国女王和首相、法国两任总统、比利时国王和首相、荷兰首相、卢森堡首相、联邦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意大利总统和总理、西班牙国王和首相、葡萄牙总统和总理、希腊总统和总理、丹麦女王、瑞典国王和芬兰总统。有的国家来过不止一位总统，如法国；有的不止来过一位总理，如意大利；有些政治家不止来过一次，如英国首相、马耳他总理。
在这些非常重要的高层往来中，中国与西欧主要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意义重大。譬如，以“铁娘子”著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82年正式访华，开英国在任首相访问中国之先河。两年零3个月后，“铁娘子”再次访华。当时，中英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香港问题，中英双方围绕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中英两国政府最终达成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撒切尔夫人第二次来华，主要是出席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中国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相继访问英国。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英国国家元首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填补了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空白。女王访问期间，英方宣布设立皇家学会对华研究员奖学金，中英两国签署了25个重要合作文件。女王本人在讲话中表示，她的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热烈友好的新水平”。她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确定两国的友谊，并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奠定基础”。
这一时期，中英双方在经济、贸易、投资、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1986年，英国开始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首批额度为3亿英镑。1988年提供第二批，额度为2亿美元。这两批贷款当时为推动和促进双方的经贸关系和投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90年时，中英两国的贸易额已经达20多亿美元，是1980年时的2.65倍。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79—1989年，英国对华投资总额已超过5亿英镑。双方合作完成了一些重大项目，包括广州大亚湾核电站的常规设备建设。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1979年10月，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法国，开中国领导人访法先河，并与法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相关文件。法国确认并公开表示，一个强大和繁荣的中国的存在，是世界平衡与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初，法国总理访问中国时也表示，中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本国国界。1980年10月和1983年5月，法国前、后两任总统德斯坦、密特朗相继访问中国。在密特朗访华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表示：“中国十分重视同西欧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经济与技术合作，并希望不断探索新的合作途径和可能。在这方面，中国特别重视同法国发展合作关系”。密特朗表示，法中两国都是世界大国，都有能力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上述共识，双方当时为推进和深化两国间的互利合作而共同努力。两国议会、政党、军队、地方政府等各领域各层次的友好交往全面展开。
中法双方的务实合作，堪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典范。早在1978年1月，中法双方即已签署科技领域的合作协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定，当时在欧洲影响很大。1984年夏季，中国政府总理访问法国，双方签署了关于投资和税收的重要协定。自1985年起，法国政府开始向中方提供发展信贷。1987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实现了中国国家元首对法国的首次访问。他在法国再次表示，中国重视同法国的关系，希望法国企业增强竞争力，在中国这个广阔市场上取得更多的实效。据不完全统计，到1992年底，中法双方共签署10项财政议定书。法国提供的资金总额为19.8亿美元，合同生效额为13.7亿美元。法国自1980年起对华投资共200多个项目，双方的贸易额则由1978年的4.25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底的22.59亿美元。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德国还没有统一。但中国和当时的西德即联邦德国于1972年10月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1978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尚未开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即访问了联邦德国，与其签署了中德科技合作协定。这份协定和后来陆续签署的其他一些补充协定、单项协定，涉及100多个合作项目，包括交换资料、互访考察、技术座谈、共同研究、合作实验、联合勘探、研究机构交流对话等多种形式。这些卓有成效的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双方扩大交往，形成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新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50)1979年10月，中国政府总理访问联邦德国，双方又缔结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据统计，1973—1978年中国共派出157人到西德留学，西德来中国留学人员为85人。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合作水平。(51)1982年10月联邦德国总统首次访华，双方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向纵深发展。1983年两国正式签署投资保护协定，1984年联邦德国宣布将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
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联邦德国，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1985—1987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两次访华。他充分肯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赞扬中国是世界政治稳定的因素，表示希望加深与中国的合作，确认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和文化上相互交流。邓小平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身份会见科尔时明确表示，发展中德关系要有长远眼光，要长期友好合作下去。(52)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德两国的贸易额由1978年的13.5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64.71亿美元。中国成为联邦德国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联邦德国则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的合作项目更是多达数百项，涉及许多领域，合作形式亦多种多样。联邦德国的对华投资，协议金额到1992年底已有12亿美元。自1985年起，联邦德国对华提供的低息财政贷款，累计超过了18亿美元。中国银行和中国财政部也成功地在德国发行了马克债券，三次发行总额达6.5亿马克。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迈出了重大步伐。
在此期间，中国与相当多的欧洲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外交部定期磋商机制，相互间的沟通渠道日渐顺畅，政治上的互信度明显提高。同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和技术合作，也从初始阶段单一的商品贸易，发展为大范围引进资金、技术和成套装备，广泛使用来自这些国家的各类贷款和发展援助。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多领域、多渠道、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初步形成。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81—1992年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由60亿美元增加到198.35亿美元。欧洲发达国家和欧共体向中国提供的政府优惠贷款和发展基金，到1988年时已达26亿美元。1992年欧洲发达国家对华投资的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已逾千家，投资协议金额超过40亿美元。(53) 中国与欧洲国家技术合作范围，也从传统的工农业发展到环保、能源、核能、交通、电站、新兴通信、高新技术等诸多领域。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在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同欧洲发达国家开展全面交往与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十分重视同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的政治经济关系。欧共体成立于1965年，由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组成。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关系，当年即在欧共体所在地布鲁塞尔设立使团。1978年4月，中国与欧共体签订了为期5年的贸易协定，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迈出了经济合作的重要一步。从1980年起，欧共体给予中国普遍优惠制待遇。从1983年起，双方开始举行定期的政治磋商。
中国始终重视和支持欧洲的一体化，因而一贯支持欧共体在本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支持欧洲以欧共体为核心加速全面一体化进程。政治上，中国与欧共体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高层互访。中国全国人大、中国共产党亦与欧共体建立了接触和联系。通过这些接触和联系，欧共体领导人承认并公开表示，欧共体与中国都是国际和平力量，欧共体重视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关系。自1984年起，欧共体开始逐年向中国提供财政技术援助，主要用于发展农业项目。譬如，1988—1992年欧共体实施援助中国奶类发展项目协议，共向中方提供了近1亿美元的实物技术援助。双方相互支持、务实合作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
加拿大是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公认的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1980—1989年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多位副国级领导人先后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督和总理也先后访问过中国。两国外交部门建立了定期磋商制度，近20对省、市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自1980年起，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商品实行普遍优惠税待遇，双方贸易额增长很快，到1992年时达到25.79亿美元。
自1981年起，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开始向中国提供为期5年的滚动无偿援助8000万加拿大元，实际承诺金额为1亿加拿大元。1986年5月，加拿大又向中方提供了第二期类似的发展援助，援助总额为2亿加拿大元。另自1986年起，加拿大开始对华提供优惠贷款，首批金额4.68亿美元，1988年提供第二批，金额为4亿美元。双方相互投资也出现快速增长局面。截至1992年，加拿大在华直接投资项目共581个。截至1991年9月，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独资和合资企业总共62个，投资金额为3.66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合作成果。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处亚太地区，也属于世界公认的西方发达国家范畴。中国一向重视发展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如同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一样，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关系亦呈全面快速发展之势。一方面，双方政治上的高层，包括政党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持续不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不断深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与中国加强沟通和协调的意愿不断增强，在中国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等重大问题上支持中国立场；另一方面，中澳、中新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和科技文化合作有了较大发展，中澳贸易额由1979年的11.4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23.32亿美元，中新贸易额亦由两国建交时的区区几百万美元、1979年时的1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4.465亿美元。中澳、中新之间的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以及民间组织、地方政府间的友好交往，亦有条不紊地全面推进。
这一时期，中国与上述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毫无问题或一帆风顺。由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体系明显不同，上述发达国家在宣布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还经常就中国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和分歧，有时还相当激烈，总体上看，中国应对西方国家干涉内政的反制措施，较为得力。在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同时，中国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始终保持在斗而不破并持续向前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