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美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要打开国门，实行全面对外开放，与外部世界建立广泛的接触和联系，首先必须对美国开放，而要实现对美开放，必须尽快解决中美正式建交和两国关系全面发展这个外交难题。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邓小平就已经在积极推动此事。1975年4月，他对来华访问的美国众议院院长明确表示，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这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只要双方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逐步发展两国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台湾问题是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从中国主权、安全考虑，十分坚定地为中美建交提出“撤军、废约、断交”三项条件，即美国从中国台湾撤出军事力量，废除同台湾当局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就此，他多次严正地向美国申明，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其他方式我们不考虑。“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不能接受。⁽²⁴⁾

中美两国因社会制度、对外战略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当时也是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对此，邓小平主张超越分歧和差异，以求同存异的方式予以解决和克服。他对美国人表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²⁵⁾他强调：“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²⁶⁾

197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改革开放蓄势待发。美国总统卡特出于美国自身战略需要，特别是对抗苏联的需要，将中美关系视为其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因素，决定按《上海公报》的原则解决中美建交问题。当年4月，美国总统卡特之子来华，转达了美方对中美关系的关切。同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来华，表示美国愿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提出了“美国方案”。但这个方案的两点实质内容中方不能接受，一是中国要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二是美国要在中国台湾搞不挂牌的大使馆。邓小平不容置辩地对美方表示：“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²⁷⁾但邓小平毕竟是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政治大家和外交高手，他没有草率地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路子堵死，而是表示，中国可以允许美国与中国台湾保持非官方往来，至于中国如何统一，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1978年，经过反复沟通和磋商，中美建交问题正式提上两国外交日程。当年1月，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幻想，邓小平再次对来访的美国代表团表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排除两种方式，一是和平方式，二是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²⁸⁾　当年3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他表示，卡特已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因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同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将是和平的力量，将对解决世界的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邓小平答复说，我们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但涉及台湾问题的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他强调，这涉及主权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²⁹⁾

在邓小平的直接主导和指挥下，1978年7月中国与美国开始建交谈判，当年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想象。1979年1月29日，两国建交不到一个月，他就以副总理身份前往美国，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美方深知中国这位副总理的独特作用和影响，破例以国家元首的最高规格接待邓小平，安排邓小平访问了卡特总统的家乡亚特兰大。

到了美国，邓小平在公开讲话中明确宣布，他此次访问美国的目的，第一是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情谊；第二是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是同贵国的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出于这三点考虑，无论是与美国领导人会谈还是公开讲演，邓小平始终强调的是，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两国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³⁰⁾

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不但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已进一步打开。不过，中美建交时，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分歧并未完全解决。《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双方各自发表声明，阐述对台湾问题的不同立场。美方表示，它期待中国台湾人民将有和平的未来，关心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方则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鉴于美国人始终抱有幻想，期望中方承诺不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不断地提醒美国，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中国不能承诺除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实现统一祖国，“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³¹⁾

但是，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在台湾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邓小平访美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除规定美国要继续对台出售武器之外，还规定美台间除“共同防御条约”及相关协定外，以前签署的“条约”和“协定”一律有效。中方对此十分不满，与美国反复交涉，提交抗议照会。卡特总统后来不得不承诺，他在执行该法时要遵守两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达成的协议。

1980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活动中发表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论。当年8月，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访华，邓小平义正词严地要求他向里根转达中方的立场，即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问题不能代替的关键性问题。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倒退的言论和行为，中国都坚决反对。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的部分，包括对台湾政策的部分，以及里根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美关系后退。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对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华政策和里根有关言论付诸实施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为了让里根了解中方警告的分量，邓小平把这几点写成文字，请布什转交给里根。⁽³²⁾

1981年1月，在大选中获胜的里根即将入主白宫。他围绕中国问题发表的言论令中方深感不安。邓小平再次对美国表明：①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但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并且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②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③如果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只有正视现实。④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是恢复60年代以前的观点。⁽³³⁾　但是，政治上缺乏远见的里根对中方的警告置若罔闻，他上台后不但表示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同时还声称中国无权过问美国的对台政策。中美关系在两国建交后第一次出现了深重的危机。

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试图缓和中美关系。中方对两国贸易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行动表示满意，同时对美国持续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表示严重不满。邓小平当面质问美国国务卿，美国有什么必要不断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他警告美国，对中美关系“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倒退，思想上要有这个准备”。⁽³⁴⁾　美国国务卿不得不表示，美国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敏感性，会非常谨慎和克制地对待这一问题。但他回避就此问题做出令中方满意的承诺。此后，双方围绕这些问题继续展开激烈的较量。当年10月，中国总理和外长利用参加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之机，与里根总统和黑格国务卿进行了深入沟通。会议之后，中国外长又专程赴美，继续与美国商谈此事，但没有形成共识。

1982年春，中美两国就美方对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关系危机持续发展。当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来华，双方领导人再次直接沟通，最终达成妥协性文件，即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双方在公报中重申了两国建交公报所确认的各项原则，除此之外，美方还承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对中国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解决这个问题。⁽³⁵⁾

为了促使美国严守诺言，邓小平在《八一七公报》发表前专门接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要他转达致里根的口信，警告美国不要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拒绝履行承诺和保证，希望美国正视这个问题。公报发表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郑重声明，最终解决美国对台售武问题，指的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美国完全停止对台售武。⁽³⁶⁾

《八一七公报》在解决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它和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一样，构成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石，是规范和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文件。《八一七公报》发表后，直到1989年前，中美关系总体上转入了平稳发展轨道。虽然双方在中国台湾、西藏、人权等事关中国重大利益与核心利益上仍时有摩擦，但两国高层接触频率加快，政治互信度有所提高，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更趋务实。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其中包括安全领域中的沟通与对话，均保持着基本正常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