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打开国门 走向世界
一、全面调整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
本书代序中已经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力量对比，当时执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即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策、策略和行动上始终保持一致。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全面破裂，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发展为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被彻底废止。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极“左”思潮极度膨胀，中国外交从“反帝反修”“打倒帝修反”发展为“支援世界革命”“实现天下一片红”，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全面紧张。此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总体上不仅是隔绝的，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国国内极“左”思潮明显降温，极“左”势力对外交事务的干扰破坏被排除，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驻外大使和其他高级外交官们陆续返回驻外工作岗位，中国的外交工作重新活跃起来。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交，一举打破了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的关系裹足不前的停滞状态。1971年，中国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92年又成功地开启了中美关系大门，并与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世界上随即出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浪潮。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处境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当时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估计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的对外战略和策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仍是中国外交和全部对外工作的主旋律。
早在1975年邓小平被“打倒”后重新出来工作不久，他就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针对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邓小平特别指出，欧洲、日本同美国“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成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它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1) 197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政治家时明确地表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这是他本人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外阐述“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思想。
那时，中国尚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判断还没有摆脱“战争与革命”的思维定式。全党全社会都认为，当时的世界形势总体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勾结又争夺”“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大战总有一天要打起来”。“要时刻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成为当时中国制定内外政策，特别是国防和外交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受传统政治思维的影响，有关战争与革命的理论学说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估计，人们对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引起革命、要准备打仗等说法，从未产生过动摇和怀疑。
但邓小平高瞻远瞩，远见卓识，非比寻常。他纵观世界风云变幻，洞析国际力量对比，得出了许多卓尔不群的新结论和新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亦即全球事务中的“东西南北问题”。所谓“东西问题”，就是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东方世界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所谓“南北问题”，就是南方不发达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就是这两大问题，解决这两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和根本性的挑战，因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同时，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并且反复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闭关自守是发展不起来的，争取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根本性任务。
中国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坚持和平的发展道路，坚持不称霸的基本方针，二者相互统一，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就已经多次对外国客人表示，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资格称霸，即使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中国成了发达国家，也不能称霸。他强调：“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我们在联合国正式声明过”“我们是用这样的路线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的”。(3) 那时，世界上已经有人对未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心存疑虑，有鉴于此，邓小平情真意切地表示：“中国在若干年后强大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所以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路线是永远不称霸。”(4)“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要搞霸权主义，永远属于第三世界。”(5)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历了两年多的政治徘徊期。在此期间，中国的国内政策已有局部调整，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和做法也有了某些变化。邓小平在指导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国际处境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更为清晰的判断和结论。1977年9月，他在会见一批来华访问的日本代表团时表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6)1978年他又对来华访问的外国客人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7)后来，他又指出，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是由于传统思维和“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而“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8)他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9)他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0)
1979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国内工作重心迅速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也进行了全面的重大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举世瞩目的重大变化。而所有这一切，都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新的外交理念相关。这些思想和理念涉及时代主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与美苏等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国际大环境与周边环境、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策略、中国解决港澳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立场等多方面内容。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中国人这样认为，连国际社会也这样认为。根据他对世界格局的观察思考和对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国对外开放是多领域、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因此，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要推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务实合作；二是要尽快改善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三是要争取和维护良好的周边环境；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五是要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活动。
在解决这些重大外交任务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全方位对外开放，要尽量吸收国际上的先进发展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也包括引进人才和管理经验。归根到底，就是中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广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习和掌握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的两套本领。在全面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为推动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
1978年底，当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仍充满变数，世界形势仍十分复杂，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整体上看并不宽松。中国与美国还没有建交，与苏联的关系仍持续紧张，中南半岛的事态发展牵动着中国的自身安全。邓小平预见到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但他坚持认为，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这些危险都可以度过。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同时也提醒整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不过这需要国际社会“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11)
1980年，邓小平对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了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初步构想。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形势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中国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12)
1980年4月，邓小平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式，阐释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新思路。他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他指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或输入的。(13)
当时，中国国内许多人也许还没有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邓小平这番话的真正含义，但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注意到，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表述，意味着中国将从根本上改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工作以“支左反修”为指导的严重偏误，尽快摆脱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轨道。
1981年11月，邓小平首次使用了中国对外政策实行“转折”的新提法，并把对外政策转折与国内工作重心调整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表示，除非国际风云变幻如发生战争，我们始终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至少要三四代人来干这件事。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14) 1982年初，邓小平对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同时，他也明确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友好合作，开辟更广泛的合作领域，认为“‘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15)
通过这一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调整对外关系，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考虑。为了全面落实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同时也对国内有关方面发出了指示，即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争取长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6)
1982年秋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新思考，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待和处理对外事务的新思路。这次大会指出，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息息相关，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爱国主义指的是“绝不允许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国际主义则是指“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17) 尽管大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还有传统思维的遗痕，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但同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大会确认“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而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是中国神圣的国际义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中国“永远不称霸”。(18)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同一切外国政党关系的原则。(19)这一重大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改变“文化大革命”时期“支援世界革命”的对外战略思维，对外关系调整是全面而深刻的。
这一时期，邓小平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观察、思考和判断，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入地涉及时代主题和潮流、涉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任务等全球性问题。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透彻，结论也更加精辟。1984年5月，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解决第二个问题，就要解决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即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20)
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1)
1985年6月，中国国内召开了一个高层次的内部会议。邓小平更深入、更透彻地阐述了他对战争、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和新判断。他说，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存在，世界大战危险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和平力量既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也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此外，由于“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他再一次断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2)
正是基于对国际大势、周围环境、力量对比等诸多因素的全面分析，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彻底放弃了“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时刻准备打仗”的传统观点，把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依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对国家外交战略和布局做出了重大调整。大会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并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发展。(23)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领路人，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新战略和新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伟大实践家。他对时代主题和特点、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特别是他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冷静分析，在他主持下制定和实施的中国外交新战略和新政策，至今仍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以贯之地完整准确并富有创造性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国际政治思想遗产的贡献和影响功不可没，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