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身并不构成歧视：也谈羊年春晚中的某些语言类节目
羊年春晚摊上大事了。因为充斥诸多歧视性语言，网友以联署方式呼吁停办春晚并要求摄制组道歉。过去数年的春晚中已多次出现拿他人方言、生理特征取乐的小品类节目，在饱受诟病之后，春晚似乎无意停下“毁人不倦”的脚步，一些小品类节目，除了一如既往地嘲笑他人口音、容貌、长相，更是密集地拿女性群体作为逗乐的“灵感”来源。“春晚已成为性别歧视的重灾区”，网友如是鉴定。
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快地将小品中出现的某些台词与听起来颇有些严肃的“歧视”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人长得“惊悚”、像“吉娃娃”是容易识别的侮辱性词汇，那么，像《喜乐街》《小棉袄》《投其所好》《社区民警于三快》等小品中出现的“女神”“女汉子”“二手货”“四十岁阿姨还未婚”等台词怎么就和歧视扯上了？
你看，这些称谓、台词放在小品中不是挺妥帖自然的——《喜乐街》中，“女汉子”和“女神”的反差制造出了笑果；《小棉袄》中，“二手货”是通过情境错位的编剧技巧来制造笑料所必然用到的词语，小品中的“父亲”不可能真的把“女儿”视为“二手货”；讽刺官场丑态的《投其所好》中，男性借体育特长接近领导，女性借姿色得到提升，好像也挺自然。“四十岁阿姨还未结婚”想反映的也是警察热心为民。说这些用词是歧视女性，是不是太敏感、想多了？或者，干脆认为歧视不过是弱者的一种心理问题（仿佛歧视只是受害幻想而非客观事实）？
歧视是在关系之中产生，私下嘀咕不构成歧视，但若将词语抛向他人就会迎来对方的反应。公共领域中，任何个人不应当因个体特征如肤色、体形、口音、相貌、性别等遭受评点和非议，也不应因此受到差别对待，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小品表演形式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创作手法也应当符合公共领域里的语言规则。当小品要选择使用嘲弄这样一种喜剧手法来制造笑料或讽刺现实的时候，尤其要慎重，因为它必须要注意是在怎样的情境下使用这些词语，词语所涉及的群体的可能感受。更有责任感的编者，还会留意整体的社会舆论和小品创作之间的可能关系。同样，作为观众，在觉察到节目中存在不尊重他人的成分时，也有责任节制自己的笑声。一个群体应当考虑到其他群体（他们似乎同样有权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情感，这么说应该没有意见吧。
也未必是台词所涉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会感受到“歧视”。这不是一个谁强大谁孱弱的心理问题，而是一个对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歧视现象是否具有敏感度的问题。当一个女性越来越具有平等和尊重的需要，就会越来越无法忍受不尊重女性现象的发生。当然各自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同：也许是一笑置之，也许是大声抗议，但那不代表她们缺乏共识。
可喜的是，已经有太多人对羊年春晚上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拙劣桥段竖起中指。舞台语言与性别歧视——他们在脑海中迅速地完成了对二者关联的论证，因为他们深知“歧视”的表现形式，绝不仅仅是残杀女婴、就业排挤那么显而易见。歧视是制度、法律、文化等多重机制合谋的结果。在一个本来就充斥着对女性的种种规范束缚的文化氛围里，“女神”和“女汉子”在小品中的出现，无非是在强化男性主导的审美观（女汉子的反转并不足够成功）；在一个女性职场上升空间受限、女官员的工作能力总是被色情联想所忽略的环境下，“睡觉”等台词的出现，等于在进一步加剧对女性领导群体的不公评判；而“二手货”“阿姨四十岁还未嫁”，则是对在“剩女”“齐天大剩”“灭绝师太”等嘲讽语言下艰难突围的单身女性们的残忍补刀。
那么，接下来就很容易出现一个伪问题：嘲讽是喜剧常用的手法，什么都不让说，那喜剧怎么活。这种论调试图偷换概念，将取笑他人等同于喜剧嘲讽。喜剧的确可以嘲讽，但好的喜剧，是将嘲讽的矛头对准陈腐的观念、傲慢的权威，以巧妙设计的情节来针砭时弊。曾经春晚上出现的《打扑克》《英雄母亲的一天》就是这样的优秀作品，只有那些低级趣味的丑剧、闹剧，才乐此不疲地盯着他人的弱处、短处来做文章。只是这么多年来，前一种小品几乎绝迹，后一种小品霸占舞台，其实这样的小品，说它是一种喜剧形式，真是羞辱了喜剧。
为什么卓别林塑造的那个穿着大头鞋迈着鸭子步的人物形象如此滑稽可笑，却不会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丑化，反而获得了成功，赢得了世人的喜爱？这里还有一个编导意识的问题。当编剧和导演是与人物处于平等的地位，将对象视为血肉饱满的个人并与之感受命运的每一时刻的时候，那么，这个小人物虽然行为滑稽可笑，但人们在笑过之后会意识到他是与自己一样真实的个体，笑声所唤起的是观众心中的同情心正义感。当编剧和导演本身就不具备任何态度与立场，仅仅把人物视为一个搞笑的工具，而非一个需要进入其内心世界、需要理解的“人”的时候，那么，小人物身上的丑陋和瑕疵，就不过是专门用来满足所谓合乎规范的正常人的优越感的，这种笑，实在邪恶。
所以，台词或逗乐的形式本身并不构成问题，问题还是出在编导意识上。那些产生歧视效果的台词，换一种方式来使用，也许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比如《喜乐街》，贾玲本身是少有的女喜剧演员，在通常是男性发起幽默，女性含笑配合的互动模式中，女性忽然成为幽默的发起者，这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别规范的意味，就像方芳的《女人说相声》一样。假如借用“女神”与“女汉子”的说法，在情节上往嘲弄制造了这些词汇的性别规范上走，往倡导多元的女性美的路子上走，何尝不是更符合社会的主流？只是，由于缺乏鲜明的性别意识，小品最后变得不知所云，好好的人才和素材被浪费了。
其实，被春晚节目挤兑的人远不止女性。春晚摄制组假定电视机前观众都是异性恋的、有家有孩的，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或是孤老空巢失独家庭，或者很少被呈现，或者要被以异性恋家庭为观众的节目冷不丁嘲弄一番。别高冷地说你可以选择不看啊，真有范儿的话，去追问一句：春晚你为什么上这么Low的节目，你能不能停播啊。过几年，该是二孩万岁，四口之家连轴登台了吧。
也许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会被指责为没有幽默感，这样的误解真让人无语凝噎。就像雾霾久了想不起蓝天，当人们在一个以取笑贬抑他人为乐的、毫无权利和尊重意识的环境生活久了，会失去对一种健康的、正常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力。女权主义者从来不缺少的就是幽默感，今天的反对只是为了消除现存的、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不健康的幽默感。当女性不再需要为了让自己显得可爱友好而对歧视女性的话语强作笑脸，她们才能够自由自在地发现和发展属于自己的幽默感。
这不，要求停办春晚的全球联署活动开始了。我以为，这样的行动是具有真正的喜剧精神的。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能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这是马克思同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