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和借钱的纠葛

公元325年6月19日，君士坦丁大帝身着耀眼的金边紫袍，走进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的现场，恭敬地坐在300多位主教后面。会议按照罗马元老院的形式进行，由优西比乌宣读祝辞、奥塞思主持讨论。该会议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主教会议，为期两个多月，8月25日圆满结束。该会议最为人所知的要数当着异端阿里乌派（Arian）的面坚持“三位一体论”（Trinity），并颁布了影响深远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以及二十项有关纪律的教会法，其中就包括牧师不得参与放贷收息的规定。

会上提出：“不少神职人员因嗜财如命，将教义圣文抛至一边，谁都不可以钱生利，若月利率达1%……必当从名单中画掉其名，驱出教会。”也就是说，牧师要是利欲熏心、放贷收息，就将面临被驱逐的风险。这是君士坦丁对《十二铜法表》提出的借钱利率的重申。按照教规，如果平均总利率超过50%，也将遭遇同样的惩处。1%是当时通行的平均月利率，而50%一般是针对四年以上的贷款，其潜台词是：月利率低于1%或平均总利率低于50%，这是可以接受的。这句简单的话同时也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即所谓的“重利”就是指高出平均可接受水平的高额利息——和现在的解读如出一辙。但有个问题却始终含糊不清——如果牧师的借贷利率低于普通利率，那会怎么样呢？

严禁重利一旦进入尼西亚教规中，就上升到了教义的地位，而不再是惨遭宗教谴责的罪恶经济行为那么简单了。在罗马老百姓看来，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具有民法一样的作用。法学家们当然不愿承认在罗马人民眼中宗教教义比民法更有地位，但他们却赞同，如果民法与教规背道而驰，肯定是民法不对。

由于蛮族和穆斯林的入侵，欧洲外部的教会开始四分五裂，迦太基已经不再属于基督教世界，因此极有必要重新明确一下。345年，迦太基大公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将严禁重利的教规扩散至普通信徒。类似的，蛮族入侵高卢（Gaul）之后，789年，艾斯大公会议（Council of Aix）重新搬出故有条款，采用驱逐流放的惩罚措施。而后，查理大帝（Charlemagne）也再度重申。随着西方帝国的陨落，usura（利息）和usurae usararum（利滚利）两个词的界限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利息。

一百多年以后，罗马教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教皇大利奥（Pope Leo the Great），在他在位的二十年间，严禁教会人员从事放贷收息活动，同时提出有此行为的信徒将背负“收脏钱”的罪恶。尽管他没有直接禁止普通信徒的收息行为，但坚持严打还是带来了预期的效果。因为在那个时候，收取重利已然成了和谋杀、通奸一样天理不容的事，历经数世纪仍未得翻身。

古代和中世纪对借钱收息的态度根源在于时间。现代社会几乎都认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提出的基本教诲，即“时间就是金钱”。然而在罗马帝国末期以及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时间都被认为是上帝恩泽人间之物。换言之，时间是公共财产，不能在个人之间买来买去。按照时长而收取金钱有违道德伦常，这一提法的创始人是早于阿奎那的法国神学家兼哲学家威廉·欧塞尔（William of Auxerre）。他认为，凡夫俗子不可算计上帝的恩赐。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教会（Roman Church）是上帝在西方世界唯一的代言人，所以一切都由它说了算。从无到有创造东西，那是上帝的权力，而不是一个金融界小妖所能做的事；借钱收息是藐视上帝和教会的罪行，不容姑息！然而，这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时的宗教机构正在大摇大摆地收取和支付利息，而且数额可观。

君士坦丁将基督教推崇为官方宗教之后两百年，在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的统治下，东罗马帝国迎来了新的黄金时期。国王委任一群律师广泛审阅已有法律，并根据时事所需进行了调整和编纂，颁布了三部法律，分别是《查士丁尼法典》《国法大全》（Digest）和《法学阶梯》（Institutes）。其中，534年汇编完成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教材，也是当时最全面的罗马法律文件。收取重利被归在“用益权（usufructs）”一类中，意思是非合法继承人企图占有财产所有人的财产，简单地说，就是坐享他人的财富和劳动。但是，对用益权的描述却是：使用并获取非本人财产之利益，但未对该财产造成实际性损害。这听起来好像把收取重利视为合法行为了。书中还明确，以高利率收取利息，只要未破坏原来的资产或抵押物，均获允许。该书秉承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认为可以收取利息，但不得伤害借方，不得危及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在当代，偿还行为不得让借方破产。不过，借钱利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看钱是借给谁的。一般说来，借给普通个人的话是6%，借给商人的话是8%。同时，依照各地区的情况、金钱的用途，利率也会有所变化。但无论如何，严禁利滚利。当然，有人搞复利，不过不会在贷款合同上写明，美其名曰“保护借方”。

牧师不得放贷收息的禁令一直持续到9世纪。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把皇冠戴在查理头上，宣布他是罗马人的皇帝，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登上历史舞台。在三个多世纪前被毁灭的西罗马浴火重生，由基督教王朝执掌，而君士坦丁堡的东帝国被孤立，不再被西欧人视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查理大帝抓住机遇，将两大古老势力连为一体，政教合一，他自己则肩负起国王的职责，有权决定教会及民间事务，借贷自然也归他管。

为巩固政权，查理大帝朝意大利进军，打败了伦巴第人——这支日耳曼氏族自6世纪查士丁尼逐渐衰落时便一直占据着意大利北部。最早进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信奉阿里乌主义（Arianism），这与当时罗马教会的教义背道而驰。在体验了《查士丁尼法典》和《狄奥多西法典》的苛刻之后，他们着手编撰自己的法律，对待借贷行为的态度极其开明，例如：“某人向另一人借钱，并达成协议，如果债权人要求五年内还钱，而债务人无力偿还，则协议必须延长至十年；如果要求十年内还钱但无力偿还的，债务人可要求延长至二十年；如果地方首领或法官提出偿还要求，协议得到证明，则债务人或其后代应当偿还。”“如果十年之内协议未获两次延期，且首领或法官未在二十年内明确提出要求，则之后债权人不得再提此事，无权起诉债务人，除非遭监禁。”如此人性化地对待债务人，或许是受了细致入微的罗马法律的影响，较之查士丁尼之前的法律，仁慈太多了。这或许是因为伦巴第人的社会并不是以金钱经济为基石的，结构相对简单，和罗马比起来，似乎还处在原始阶段。

和教皇大利奥及查士丁尼一样，查理大帝也将借钱收息的禁令从神职人员扩展至普通信徒。他以挚友教皇哈德良一世（Pope Hadrian I）生前汇编的《哈德良法典》（Hadriana）为基础，制定了禁止普通信徒从事放贷收息的法令。作为欧洲最强硬的统治者，查理大帝在位时期，通过文论和宗教大公会议，禁令继续得到强化。面对新政权下各类氏族法律不一的状况，法令汇编无疑可以便捷地将名目繁多的法律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包括借钱和收息。而且，禁止收取利息的法令作用非常显著。850年在帕维亚（Pavia）召开的一次宗教集会，迈出了漫长变迁之路的第一步。在那次集会中，人们要求将参与放贷收息的普通教徒逐出教会；放贷者死后，借方应当获得赔偿。显而易见，查理大帝的威慑开始影响借钱收息的变迁，这也使得严禁重息成了欧洲贸易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障碍。

再后来，在关于借钱的教会文件中，人们把收取利息与偷窃相提并论。这些文本出现的时间与欧洲贸易复兴相吻合，这无疑对贸易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不过也恰是因为这种复苏，引发了有关借贷的新争论。丰盈可观的借贷利润充满了诱惑，实在令新兴商界人士难以抵抗，从而促进了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银行机构的发展。

商人通过正常交易累积财富，并逐渐发现，比起正常商贸行为，放贷更能赚钱，于是乎借钱开始流行起来。富裕阶层花钱享受的自由时间更多——古希腊人称为享受闲暇——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比起辛苦劳作糊口，提供金融服务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闲暇，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现代社会。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商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探索新领域。种种现象令拥有无上地位的教皇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