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教父改造者

教父们

在公元1世纪至4世纪之间，罗马帝国在到达巅峰状态后开始瓦解，基督教成为主导性宗教。在接下来的西方文化进程中，没有宗教信仰的哲学家渐为一群完全不同的思想领袖所取代，他们就是教父。

他们是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和其他著名的基督教传教者，通过彼此间无穷尽且言辞激烈的争辩，试图寻找新的信仰中所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任何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人士对他们的名字都不陌生，其中著名的有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德尔图良、奥利金、格列高利·陶马特古斯、阿诺比乌、拉克坦提乌斯，尼萨的格列高利，当然还有奥古斯丁。

尽管异教哲学已经衰退，但其心理学却在被选择和修改后，保存于教父们的“护教学”，或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的一些布道辞和书面材料中。这些教父多是哲学神学家，其主要兴趣尽管是有关基督是神还是人这类关系到信仰的中心问题，但也必然涉及有关灵魂的本质、其与思维和肉体的关系以及思想概念的来源之类的心理学问题。

在基督教时代的前几个世纪，几乎所有的教父都是中层或上层社会的罗马公民。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生并长大，接受的是他们那个等级里男性公民的典型教育，因此非常熟悉异教哲学。在护教过程中，他们激烈攻击那些与基督教教理不相容的哲学观点，接受并改造那些支持基督教教理的内容。他们认为，上帝能够直接干预人类的生活，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圣徒所创造的）奇迹是真实的，等等。几乎所有在异教哲学中符合科学但又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理论，都受到他们的排斥和责难。在这些教条之下，大量科学知识被人们遗忘，对此，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写道：“自公元300年至1300年间，学术健忘症袭击了整个大陆。”

然而，心理学并没有被完全遗忘。教父们挑选并改造了其中一些理论以支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前人的理论中，凡是带有自然主义观点的，如心理过程是原子在大脑或心脏里面运动而引起的等观点，他们都认为是不完全的，是异端邪说。而任何支持基督教灵魂至上和超现实的观点，如柏拉图的理念说，他们都非常欢迎，并加以改造，以适应基督教的教理。

困扰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灵魂是否是上帝的一部分，是否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生而知之，即在其来到肉体时就已拥有知识。基督教创造出另外一种说法：在出生时，每个灵魂都经过了重新创造，因而，新生儿的思想是空白的。这种认识使许多教父开始攻击柏拉图生而知之的教条，但却接受其学说中的其他大部分思想。

另一困惑是，灵魂如何与心灵及肉体结合，灵魂是否需要肉体来感知和接纳感觉，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认定的那样。然而，按照教义，罪犯或非信仰者死后，其灵魂将在地狱里遭受火刑；如果灵魂与感官脱离后没有感知力，那么，它又如何感受到地狱的痛苦呢？对此，大部分教父认为，灵魂并不需要感官进行感知。

这些都是难题——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教父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大量精力彼此攻讦，以便把心理学调整到新的信仰中去。心理学也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了下来。

德尔图良

尽管前尼西亚时代的教父们——在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之前生活和写作的教父们——彼此观点冲突很大，然而，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德尔图良，他的作品却给我们提供了异教心理学概念是如何融入教父们的早期作品中的例证。

德尔图良（约155或160—220之后）是罗马一个百夫长的儿子，在迦太基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后来他学习法律，来到罗马，成了一位著名的法学家。30多岁时，他不知出于何故抛弃了异教徒的享乐，皈依了基督教。他迎娶同教的一位信徒为妻，带着僧侣的指令（当时的僧侣不是独身的）回到迦太基传教，在那里度过余生。他源源不断地写出大量激进的护教作品，对罪恶进行斥责。他是教父中最早用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写作的人，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学是从成熟期的德尔图良开始发展起来的。

他一直是个愤怒的人，对罗马异教徒的享乐生活及他们对基督徒的残酷对待十分愤怒。正是他说出了“殉教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名言。他饶有兴致地“安排”了异教徒死后将会遭受的痛苦。

 

最终审判日（将会到来），届时，这个旧世界及它的世世代代都会在一把烈火中消失殆尽。那将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我会怎样惊叹、欢呼啊！看见那些自以为会进入天堂的国王们在黑暗深处痛苦地呻吟！那些败坏基督名字的法官们，他们在更为炽烈的火焰里烧成灰烬！——还有那些先贤和哲学家们，他们在熊熊烈焰中面对自己的弟子时羞愧满面！

 

圣保罗的哲学是德尔图良的思想来源。德尔图良尽管结过婚，但对于婚姻中肉欲的一面却如圣保罗一样有很低的评价。他在四十多岁时给妻子写了一封关于婚姻和守寡的信——该信还有教导其他妇女的意思——表达了对自己和她的身体欲望的蔑视。该信尽管不属于心理学文章，但它代表了许许多多教父作品中对性欲的态度，因而在此后的18个世纪中，对信徒们的性欲和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本质和范围最终将在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显露出来。

德尔图良在信中称其妻子为“我最亲爱的、上帝共同的仆人”，并要求妻子在他先她而死之后不要再婚。他说，二婚等同于通奸。她应该把守寡看作上帝对禁止性生活的召唤，因为上帝认为，只有在婚姻状态下才可进行性生活。她也不应该对丈夫的亡故感到悲伤，因为这只是结束了他们被一种肮脏习惯奴役的状态，而这种习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必须抛弃的。

 

对基督徒来说，在离开人世以后，其伴侣不应该在复活之日到来时再婚，因为在这一天，他们将被转换入天使般的圣洁之中——在那一天，我们两人之间不应该出现任何由骄奢而产生的耻辱。如果这样轻薄，这样不纯洁，上帝就不会对其信徒作出任何保证。

 

历史没有留下他的妻子看完信后的感想。

 

对恶人进行地狱之火和硫黄石的惩罚，在那个时代的心理学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作品中大多也予以保留，以攻击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冲突的心理学学说以及这些学说所支持的观点。比如，在《创世记》中，有关上帝创造亚当一节的叙述，就是德尔图良排斥柏拉图之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理论的足够证据。

 

在我们承认灵魂是从上帝的呼吸中诞生这一刻始，就等于承认我们赋予了它一个开端。柏拉图拒绝给灵魂赋予任何开端，故而让它既无诞生，也无形成。然而，我们却从它的确有个开端这一事实及与此相关联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它既有诞生，也有形成……这位哲学家的观点已被预言这一权威所颠覆。

 

尽管他相信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但他看不到任何理由以反对他所引用的那些哲学家的观点，即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形的，而且与肉体的功能互动。

 

灵魂当然与肉体有一致之处，在它受到伤害时也同样感到痛苦。肉体也会与灵魂一起受苦，并在灵魂受到焦虑、压抑或爱的时候与灵魂联结在一起，如通过其自身的面红耳赤来证明其羞耻和恐惧。因此，从相互的感受方面来说，灵魂证明自己是有形体的。

 

和希腊的哲学家一样，他把心灵定义为灵魂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可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完全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即灵魂和心灵是同一事物。

 

心灵，或叫animus，即希腊人叫做nous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灵魂里面固有的某种功能或作用。在这个地方，它会产生作用，获取知识，并产生自发的动作……运用感官就是忍受情绪，因为去忍受就是去感觉。同样的，取得知识就是运用感官，体会情绪也是运用感官；这一切都是某种状态的忍受。可是，我们知道，除非心灵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否则，灵魂就什么也体会不到……德谟克利特泯没了灵魂和心灵之间的所有区别。然而，它们两者如何会是同一事物呢？除非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或消灭其中的一个。我们强调将心灵与灵魂结合起来，不是说它在物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是指其自然的功能和作用。

 

而在教义方面，他改造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因为他不认为后者是出自上帝之手的。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两个部分——理性和非理性。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持异议，可我们不能将这种双重区别归因于灵魂的本质……[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非理性的因素归因于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灵魂的本质，那么，非理性的因素也将会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但是]追求罪恶的动机来自恶魔，而所有的罪恶都是非理性的，因此，非理性是从恶魔那里得来的，与上帝无关。对于上帝来说，非理性是一个外来原则。

奥古斯丁

尼西亚会议之后，基督教教理越来越标准化，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帝国的正教。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心理学更是被压减到正教所能接受的程度。前尼西亚时代的教父们在许多心理学问题上的观点也随之变成异端邪说（奥利金在逝世之后，就因为他生前散布多种异端邪说而遭到指责，邪说之一就是他受柏拉图影响提出的灵魂预先存在的观点）。

心理学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是托马斯·阿奎纳之前教会的理论权威。

奥古斯丁（354—430）出生于罗马帝国的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母亲莫妮卡（后被封为圣人）是位基督徒，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一位异教徒法官。在奥古斯丁时代，世界上仍旧崇尚罗马式的奢华，但罗马帝国已处于急速没落之中。在其青年时代，野蛮人开始向帝国的边陲进攻，到他中年时，罗马城已经落入哥特人之手，而在他老年时，整个西方世界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少年，奥古斯丁基本上属于典型的罗马式酒色之徒。“我全身心地投入通奸活动。”他在著名的《忏悔录》中回顾这段生活时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因为母亲的灌输而产生一种负疚感，于是放弃乱交，纳下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15年之久，对她极其忠诚。

他是位思维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敬仰有加，称其为“半神半人”。后来，他将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改造后融入基督教的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又来到罗马城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的《圣经》，同时成为东部基督教分支的摩尼教教徒。

然而，他越来越受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后者的苦行深深打动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出更深的负疚感，同时也为他所处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在这个世界里，匈奴人践踏着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色雷斯（介于爱琴海与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踏为平地，日耳曼人冲过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捐杂税猛如虎，人们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32岁时，奥古斯丁屈服于母亲的压力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一心等着他的未婚妻长大成人。有一天，在米兰的花园里，他与一个朋友正在小坐，突然感到“灵魂难受，备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内心产生出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一阵孩子般的说话声：“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的著作，随便翻开一页，读到下面几行：“不要放纵声色和酗酒，不要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不要争斗和嫉妒。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中，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作打算。”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殆尽，内心一片宁静。于是，他放弃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公元387年的复活节，在母亲陪伴下，安波罗修主教（后来亦成为圣徒）为他施以洗礼。

他回到非洲，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施舍给穷人后，在塔加斯特创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希波镇主教瓦莱里安的邀请，前去帮他做一些教区工作。奥古斯丁正式过上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瓦莱里安主教退休后，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待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罗马城已经被哥特人劫掠，汪达尔人也打到了希波的门前，距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

作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仍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尽管身材瘦小，身体虚弱，而且长期受到慢性肺病的困扰，但他仍积极参与宗教论辩，与异端邪说进行斗争，同时写出了诸多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著作，包括著名的《忏悔录》。他甚至花费13年时间完成了杰作《上帝之城》。他写出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是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和在一起。然而，当它们产生冲突时，他大都将其交由自己的准则进行裁决，即“不要为相信而理解，而要为理解而相信”。

 

许多世纪以来，奥古斯丁一直是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他的裁决权威扩展至他就心理学领域所发表的任何言论，尽管他本人从未系统地处理过心理学的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在其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有益的，否则就是有害的。除《圣经》之外，其他所有的知识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多余的——“不管人们从其他来源学到什么，都是有害无益的，都要在那里（即《圣经》）受到诅咒；如果它是有益的，一定早在里面了。”然而，在他的著作里，大量心理学内容却得到保留，他也因此而受到学者们及那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圣师们”的推崇。

比如，奥古斯丁延续了盖伦的言论，认为灵魂或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奥古斯丁举例说，胆汁过多易使人动肝火，可是，易为外界事件动肝火的人，其身体也易分泌过多的胆汁。

奥古斯丁利用早期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的言语解释意识的结构，并将其与记忆、理智和意愿三重功能联系起来。然而，有时他所说的有关三重功能的言论却变得神秘莫测，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三体变成一体的可能性。

 

由于这三种特质，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个生命，而是一个生命，不是三种意识，而是一种意识，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此三物之所以成为一物，是因为它们具有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然而，它们之所以为三，是因为我记忆我具有记忆、理解和意志；我理解我具有理解、意志和记忆；我意愿我具有意愿、记忆和理解……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对等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也对等于作为所有整体的所有三个。因而，此三物实为一物，一个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他又说，灵魂是非物质的，是不可摧毁的。人死之后，它会离开肉体，永生不死。他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而这是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存在的更高层次，其本身也是存在的一个部分。

他也经常以更具自然主义色彩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高昂口吻，重述对感官和记忆机制饶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的观点：“我进入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拥有数不尽的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意象宝藏。”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的是，图像为何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何不仅仅容纳图像，而且还容纳概念；发生在意识里的东西为何有时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系列，有时却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和众多异教哲学家一样，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我们的感官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这一行为本身即确定了我们活着且在思考（我思，故我在）。他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捍卫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朗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莱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写道：“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精神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他对内省法的运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奥古斯丁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线关系非常明显。可是，这只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奥古斯丁的目标却远非如此。在《上帝之城》和其他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彰显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升华到感官的极限之外，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取类似“数”与“智慧”等概念，然而，我们若要获取理解力的最高层次，却只有通过上帝式的内省性沉思才能达到。和普罗提诺一样，奥古斯丁狂热地书写了自己感受到的彻悟，说自己通过沉思，感到“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类可以找到的最高真理。

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之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睿智且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不会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拥有与对这种邪恶负责的上帝同样的威力。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奥古斯丁推理道，因为人类是趋善的，他们就该有能力选择善良，而不是选择邪恶（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予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失去行善的意志，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最初意愿就没有选择善良，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认为邪恶给予色欲以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意志力，使我们情愿为恶，而非行善。当受到肉欲控制时，人们甚至在无法勃起的情况下，仍不愿看到自己欲柱松倒。性的快乐在实施时，将使深思熟虑的思想力量陷于瘫痪。此时，肉欲统治一切，使其在藐视自己意志的同时，也藐视上帝的意志。

而真正的善人，奥古斯丁说，“如果可能的话，将倾向于在不去忍受这种欲望折磨的前提下，育养自己的后代”。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就可能在没有快感也无罪恶感的情况下繁殖子孙。如何进行呢？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很难想象，不过，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如同一种超级的混合物，既包含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也有着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将由丈夫播撒，妻子只会去孕育它……是刻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不仅能够自由移动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而且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紧张……[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抖动，一次一只，或两只同时随意志抖动……[还有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组织后面发出音乐的声音，使你以为他们在唱歌……人体器官，完全可以在没有肉欲的情况下，遵从人的意志达到为人父母的目的……当不再由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全部由刻意的选择实施时，精液就可在不刺破处女膜的情况下进入子宫，妇女行经就是如此反向进行的。

 

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人类在心理学的头八个世纪里所领悟到的关于人类意识的知识的，这些也是得到他的权威认可的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八个世纪里，它们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心理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