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罗马拿来者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显出勃勃生机，越来越有进取精神。然而，尽管罗马人征服了整个东地中海区域，但其本身却被希腊文化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却不善于创新。他们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于是，他们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全盘照搬过来。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按照吉本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了人类最文明的一部分人”，但在整个期间，它却始终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任何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他，他们只好向希腊人看齐。”

在哲学上，他们在照抄希腊人时却有所选择。他们关心的只是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及其他一些实用知识，希腊哲学在更高层次上的幻想根本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颁布规则，使人们在不稳定的生活里明哲保身。

卢克莱修

基于上述原因，伊壁鸠鲁主义对一些罗马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卢克莱修（约前100—约前1）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同时代人。在其科学文集中的一篇名叫《物性论》的长诗中，他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其中宣扬的是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对共和国那些贪婪和进取型的统治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但对大多数希望远离战争暴力和政治学的罗马贵族来说，却正中下怀，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门能够帮助其在社会动乱中求得平静生活的哲学。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说教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两者缺陷的评论。他的世界观和资料来源都很有限。比如，他认为，由于我们在“胸脯的中间一带”感到害怕和喜悦，因此，那儿就是思想或理解力所在的地方，而思想和灵魂（他认为两者是相连的）又是由特别微小、移动很快的原子构成的。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又表现得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现实。比如，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卢克莱修的伟大之处：

 

思想和灵魂的本质是有形的……[而且是]有生死的。如果灵魂长生不死，且在出生时进入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记不住遥远的时代，留不住以前的行动痕迹呢？如果思想的力量被完全改变，所有对过去的记忆全部丢失，那么，我认为它等同于死亡。因此，你们得承认，以前存在的灵魂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灵魂已经形成。

 

我们也许会对这位古代诗人的常识表示敬意，但在他身上，心理学已经停止前进。我们不必在此多留。

塞内加

斯多葛主义更对罗马社会富于进取的统治阶级的口味。从公元1世纪开始，这种学说就风行于罗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中。他们过着奢侈的极权生活，可他们知道，任何一分钟都有可能失去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斯多葛式的冷静客观的人生态度无疑是一个理想。

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哲学家塞内加（约前4—65）面对死亡的行为中。这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受到诽谤，说他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到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来到塞内加的家乡，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塞内加平静地要人们取来蜡板，书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件冗长的工作，因此，塞内加对身边哭泣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东西留下——我的生活方式。”他平静地割开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在走向死亡之际向秘书们口述了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55—约135）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早先是一名希腊奴隶，和他的斯多葛先辈一样，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精神丝毫不感兴趣。“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是否由火或土构成，”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仅仅理解善与恶的本质还不够吗？”他关心的焦点是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领域唯一的关注是提出了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提炼。

 

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之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他被送还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送还回去了……我必须遭到流放，可有谁能阻挡我面带微笑和宁静上路呢？“我要把你关进牢房！”可你关进去的只是我的肉体。我必须死，可我非得死得怨天恨地吗？……这些都是哲学应该预演的课程，应该每天将之写下来，付诸实践。

 

同样高尚但没有任何启迪作用的感伤情怀还出现在2世纪的哲学家和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著名的《沉思录》中。

盖伦

罗马人对心理学的唯一贡献是由一个希腊人和一个埃及人共同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名叫盖伦（129—约216），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还是马可·奥勒利乌斯及其继承者的私人医生。盖伦写的一本手册的名字听起来颇为引人注意——《心灵激情的诊断与治疗》——可其中包含的只是一些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关于如何通过理智控制情绪的概念，基本上算是炒冷饭。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在某些细节方面还是发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简要提及的情绪分类，也就是，情绪要么是“暴躁的”，与愤怒或挫折有关；要么是“欲望的”，来自寻求各种快乐的欲望和满足肉体的需求。几乎所有对情绪进行过分类的现代心理学家，都曾做过类似的区别。

盖伦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以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里，这种理论误导了医生和其他人，被认为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突然加快。盖伦安排某人在她下次来这里时进入房间，并谈论另一位男舞者的表演，并在另外一天进行同样的实验，只是再换一位舞者的名字。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这位女病人的脉搏都没有加快。然而在第4天，当某人又提到第一位舞者的名字时，她的脉搏又突然加快。于是，盖伦很有信心地为她下诊断，说她得的是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认识不到肉体的健康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不幸的是，盖伦在这个思想上再也没有发展下去。这一问题的再次提及，则是21世纪的身心医学的事。

普罗提诺

埃及人普罗提诺（205—270）对心理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贡献。在他的时代，罗马文明已经没落、腐朽，充满暴力，许多麻烦缠身的人开始笃信普罗提诺所提倡的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信仰中的神秘和世俗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和精神性的心理学，结合成一个全新的整体。

普罗提诺先在亚历山大城学习希腊哲学，后于244年来到罗马。身为异教徒的他像一个基督徒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奢华之中。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所——他的传记作家和弟子波菲利说，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然有个肉体而羞愧不已，因而丝毫不顾惜自己的肉体，对衣着和卫生诸事也毫不关心。他吃的是最简单的食物，完全避开性生活，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画像。他认为，肉体是他最不重要的部分。尽管他过着苦行生活，但仍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罗马城里很多富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出个主意。

他很尊敬柏拉图，引用他的思想时，他单用一个“他”字。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感觉的证据次于推理的证据。他相信，最高的智慧，也即通往真理的最后通道，会在灵魂暂时脱离肉体，在恍惚状态中感知世界的时候到来。他写道，这样的体验他本人就历经过数次。

 

它发生过多次。从肉体中升起，进入我自己；它超然物外，自成一体，并看到一种奇妙的美；然后，它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已与最高秩序连成一体，获得与神的统一，并通过这一行动，在他的体内驻留；超越一切智慧，仅比至上稍逊一筹；接着便是从智慧状态到理性状态的下降。在这次深入神性的居留之后，我自问，怎么搞的，我竟下降了呢？灵魂是怎样进入我的肉体的呢？甚至还在我的体内时，灵魂不是已经显示出它是至上的东西吗？

 

退一步讲，这些也很难让人理解。普罗提诺在此或其他处所指的是，有一个三重的真实世界存在于物质和生理的世界之上。它是由“一”（它）构成的；它是精神或智慧或心灵，是某种回顾或“一”的映象；至于灵魂，它可以上观精神，下视自然和感官世界。

这与心理学有何关系呢？没有关系，却也大有关系。

说其没有关系，是因为普罗提诺对精神功能的研究没有兴趣，他没有就心理学说过什么，只是对德谟克利特和其他原子论者的心理学提出过反对意见。

说其大有关系，是因为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关于肉与灵、灵与思想关系的观点，后来渐渐发展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且使心理学的探究定形并给予约束，直到14个世纪以后科学再生。

另外，普罗提诺获取灵魂概念、思维和“它”的方式，也成为科学心理学出现以前任何对心理过程产生兴趣的人进行类似探索的模式。他部分地通过恍惚状态探究真理，但这种经验相对较少——在波菲利与他一起工作并观察他的6年当中，这种情况只出现过4次——因而，他理解灵魂、思维和“它”的方式，主要靠沉思冥想过程中的推理完成。

换句话说，他尽心致力于构想一个在他看来能够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关系的超自然结构。当然，他未能检验自己的假设。测验属于物质世界，而不属于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