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式
人们如果能在某处获得财富，过上富裕生活，并能作为所有者平静地拥有靠自己的劳动和才干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就会在那里聚集和生活。人们获得财富只能靠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以及靠以别人的财富所取得的盈利。如果没有可供消费的财富，人们便不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居住。如果他们在以耕种土地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之前找不到动物或其他的自然产品，他们就会死亡。这意味着，必须事先拥有财富，这样才能取得生活所必需的财富，才能达到促进人丁兴旺的富裕水平。收入增长的国家，以其可能的报酬吸引着新居民，因而财富的增长伴随着人口的增长。
然而，为了增加财富和人口，就要使人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并能拥有自己的财富。如果他们失去了保护、权利和财产，他们就既不会眷恋国王，也不会眷恋国家。还会有人醉心于贫困，但他们无益于国家。那些安于贫困和习惯于低劣食物、破衣烂衫、甘愿忍受各种困苦的人，像用自己的手捧水喝的第欧根尼[23]一样拒绝工作，并视自己祖国的利益为异己：残暴和贫困充斥着（心灵的）荒漠。国家衰落的普遍原因是滥用职权和政府暴政。有些学者对罗马帝国的暴虐所引起的混乱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奢侈。但事实上，支持这种奢侈的是对各行省的横征暴敛，一旦这些行省被弄得破产，罗马这个大城市也就难于自持和保持统治了。各行省和帝国都发生过由于政府的横征暴敛所引发的革命。历史学家们提到了一些令人畏惧的细节：“加列里无视法律，胆大专横，放任他派往各省的法官胡作非为；这些人只知道战争，没有任何教养和原则，盲目信从专制主义，而他们自己则是专制主义的工具。但是，弥漫各省的悲观失望情绪则是由国家人口普查和财产登记引起的。委员们在各地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惧，仿佛敌军降临，加列里的整个帝国从上到下都成了俘虏。丈量地块，计算葡萄藤、树木，甚至小土包；登记人数和牲畜头数；城里到处都是前来备案的农民和奴隶，父亲带着孩子。由于按比例征税的原则本身是公平的，假如它能使人们的关系得以缓和，而税收本身也还可以忍受，那么对居民的压制就情有可原。但是，相反地，鞭打和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孩子、奴隶和妇女受到拷问，以对证父亲、主人和丈夫的口供；所有者受到折磨，要他们供认他们的财产比实际的还要多；人们必须到指定地点报到，年老病弱者无一幸免；人们的年龄被任意确定，由于法律规定缴纳人头税的义务有一定的起始点和终止点，结果孩子被增加了几岁，老人被减少了几岁。第一批委员本来就行事冷酷，缺乏人情，为的是满足国王的贪欲之心；然而加列里还屡次派来新人，对不幸的臣民施加更大压力，寻找新的税源。新委员为了胜过自己的前任，任意加重人们的负担，登记的人数和财产比实际的数字多得多。牲口已经倒毙，人也早已去世，但在登记本上还活着，还得纳税。加列里残暴的天性和他的臣民的忍耐，创造了他认为无尽的财源。新的勒索者被派往各地，无情地搜刮前任压迫者剩下来的一切东西。他们打家劫舍，什么都抢，连未来耕种所需要的种子也不留下，甚至没有收割的庄稼也不放过。这些不幸的人死于饥饿和贫困，使国家有了表现其慷慨大方和毫不吝惜的可能。
“麦克森认为自己所有臣民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财富；他甚至不饶过自己上帝的殿堂；这是一个无底洞，他吞噬了世界的全部财富，那是罗马将近十一个世纪所积攒下来的。意大利充满了像他一样残暴的告密者和凶手，这些人由他们掠夺的一部分产品维持着生活。这种专制使城市和乡村变得萧条，人民躲在最隐秘地方，土地无人耕种和播种。[24]在戴克里西和瓦伦提尼三世统治时期，统治者的掠夺引起了高卢起义，人民遭到了杀戮，其财产也被预先剥夺了。[25]后来别的民族占领了这些遭到破坏的行省，这些行省已经既无力也无资金来支持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变得如此衰弱和可鄙，而它过去却是那样地富裕和强大。西班牙被哥特人占领了，英格兰被撒克逊人占领了，高卢被弗兰克人占领了，德意志被阿拉曼尼人占领了，意大利为图林格人和伦巴第人所占有了。”
罗马的军事专制制度引起了这些毁灭性的后果，我说的是军事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总是国王同国家的某种结盟，从而变得比国家更强盛。国王专制主义是一种幻想，它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人不可能单独统治千百万人；最高君权得以存在，也只能委之于法律的支持，以及在相互制约的国家官吏之间保持平衡；而决定其制度的法律，则限制和保障着他们的权利。要知道，如果国王不与某个强力阶层分享权力，把它抬到其他阶层之上，并把表现他对臣民的一切专制权力集中于这个阶层，那么他自己也不可能拥有这种权力。[26]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权力是危险的，对于受人尊敬的和合法的国王来说也是完全不体面的。不管谁拥护专制制度，他对自己的国王和大臣总是可怕的，就像国王对自己的臣民是可怕的一样。在野蛮国家中，军事专制制度是最残暴、最混乱、最专断和最富有破坏性的制度。罗马帝国、奥托曼帝国和一切野蛮国家提供了各种极端恶劣的例证。
维持财富和人口只有依靠由财富所创造的富足生活。人们以自己的产品和消费促进了国家的繁荣。要生产财富就需要财富。耕作者的生活如因冰雹、牲畜死亡、赋税或其他原因而遭到了破坏，那么他就无力支付耕作土地所需要的费用，国家就会丧失以财富和耕作者劳动再生产的产品；而耕作者就会陷入贫困，使他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和抚养子女。这样的家庭无法找到生活资料，只好去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劳工，只有在他能以自己的劳动达到富足生活时，他才是有益的。这些人受赋税、计件工作和其他负担的驱使，已经失去了过某种富裕生活的希望；他们不得不吃质量低劣的面包，穿破烂的衣裳，睡在干草上；他们失去了一切设备和家庭的一切标志，失去了家庭经营所应有的一切；他们也没有了能提供一点牛奶、奶油、干酪和少许鸡蛋的家畜，留给他们的只有免受查禁财产折磨的赤贫；他们的劳动所挣的工资只够保证生活之最低必需品，这些东西不会被剥夺，因为满足日常需要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结果他们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都显得是无益的。因此，在能给国家带来收入的人口总数中，不应把这些人计算在内，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应把这些对国家创造收入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的家庭计算在内。由于对他们索取过多，他们已成了无益和不幸的人。因此，现在也不应对他们的孩子抱什么期望；这些孩子已经习惯了贫穷，他们从父母的呻吟中领悟到了自己痛苦的原因；看到周围的人游手好闲，他们也学会了虚度时光，而且，实际上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享受。这种结果正是那些残酷的人所奉行的原则造成的，这些人坚信，社会下层阶级就应当落得贫困，这样才能迫使他们工作。人和土地是财富，商品和产品是财富；人和土地一样，一旦贫瘠，就会变得荒芜而失去任何价值。千百万人贫困和千百万土地荒芜证明了国家的衰亡。[27]
富足的生活会促使人们热爱劳动，因为人们能享受劳动所提供的物质福利，能使人们习惯于使用生活设备，吃得好，穿得好，怕受穷。他们会教育子女同样习惯于劳动和物质福利；他们会加倍努力来营造一个小小的安乐窝，以减轻他们的劳动和增加报酬；期望成功在鼓舞着他们的勇气，而工作的顺利又满足了他们为人父母的感情和自尊心。这就是从事有益工作、热爱劳动的下层阶级对国家的贡献。
富足生活任何时候都不会使下层阶级变得懒惰，因为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太宝贵了，他们是不愿失去它的；除了享受家庭生活之外，富足生活还贵在名誉、感情和虚荣心；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穿着符合自己的身份，希望拥有显示自己富裕的设备和家什，不致因贫穷而受人轻视。因此，不仅要以财富增加财富，而且要以它鼓励人们劳动使之成为有益之人并能为国家创造财富。
人的劳动成果不限于生产产品，它还要满足消费需要，还要补偿费用，而费用本身则是财富的又一源泉。人们从自己的工资或盈利收入中所花费的一切都能给别人带来好处，并且能重新成为产生和恢复财富的源泉。
耕作者把100塞蒂小麦卖了1600利弗尔；土地所有者得到这1600利弗尔租借费，并把这笔钱用于盖房子；工人用土地所有者支付给他的这笔钱购买小麦供自己食用。这样，1600利弗尔又回到出卖小麦的耕作者手中，耕作者将它用于耕种土地以生产出新的小麦。总之，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变成了工人的工资，工人把这笔钱还给了耕作者，耕作者又将它支付给了土地所有者。如果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失去了这笔钱，那么就不会发生如此连续不断的回复。财富源泉所能给予的，无论是给予土地所有者的和给予工人的，还是给予耕作者的，都不会更多。财富在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的支出形式上的不断回复的手段（指货币。——中译者注）消失了；作为真实财富的小麦，作为人们的食物不断被再生产和每年被消费的小麦，也消失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会变穷，人口就会消失，人们就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生活资料。因为人们在国内创造财富并使财富得以复原的程度，是同在财富帮助下人口增加的程度相同的，也是同借助于财富来增加财富的程度相同的。
如果政府使财富失去了不断再生产的源泉，那么它就破坏了财富，危害了人民。
例如，如果把葡萄酒酿造师（他们人数众多且以其生产为国家带来很多利益）置于贫困境地，那么，他们就不愿在歉收年份（因严寒和冰雹等而无收）向葡萄耕种作出预付；即使在丰收之年，他们也盼不到出售葡萄的有利时机，而且由于收成贬值也收不回生产成本。他们在歉收年和丰收年一样贫困，因此，他们不会好好地种植葡萄园，给家属的食物很差，他们的消费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这个问题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对国家无关紧要。假如200万葡萄酒酿造师及其家属吃的是小麦面包，而不是大麦、燕麦或黑麦面包，那么，他们消费的小麦就是1500～1800万塞蒂，这就要相应地扩大小麦的种植，在国内创造2亿利弗尔的财富，结果是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增长，农场主的费用增加，而这又为被土地所有者雇用在农业劳动上的人数众多的工人创造了工资。国王和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增加，会使支出增加，会使从事各种挣钱职业者得到工资，会使消费扩大，会创造出新的财富源泉，促使农业出现同消费扩大相适应的新增长。由此可见，这些葡萄酒酿造师所需要的小麦会引起财富的增加，首先是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假如这些葡萄酒酿造师自己种植谷物并因此缩小葡萄的种植面积，从而消费较差的面包，那么，上述一切优点就消失殆尽。如果他们不得不在衣食方面更严格地节省，那么国家的损失就会同他们的贫困一同增加。
因此，下层阶级的生活是否富足，他们的消费是否仅限于简单的必需品，对国家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部分人口数量比富裕人口多得多，因此，国家所受的损失同这些人的消费所受的限制是相适应的。这些贫穷人群的消费应当借助于他们的劳动和正确的国库政策予以保证，因为考虑不周的税收政策会削减这些人的消费，使国王和国家的收入源泉枯竭。
对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征税，会毁灭土地提供的收入，缩减人口和国家收入。
例如，酒税和烧酒税所造成的人为价格，削减了生产和消费，使国家失去了财富的源泉，减少了向邻国的销售。这种销售能给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带来很大收入，并使人口大为增加，这是因为它能吸引人们去经营新葡萄园，而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比播种谷物所需要的面积大得多（参看《谷物论》）。[28]
同扩大葡萄园所引起的每年财富的增加相适应，人口也会增加，因为国内人口的增加是同他们收入的增加相适应的。
前述征税使我们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价格相当昂贵，[29]这妨碍了它们销往国外。因此，在那里它们被别的饮料和白酒所取代，但是他们喝的这些外国酒和饮料的价格比我们的酒和饮料的正常价格高。同我们相邻而没有自己葡萄园的国家，面积很广阔，如果葡萄酒贸易对它们有利，它们对此会很感兴趣的。它们的贸易会和我们的贸易以同等程度增长，获利也是双方面的：它们从向我们出售的商品上得利，我们从销售给它们的葡萄酒和白酒上获利。问题在于，为了维持对外贸易，必须使它成为双方面的贸易。通常认为，对外贸易像国内贸易一样，其目的不过是商人将其商品出售以换取货币，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国家官员在考虑对外贸易的好处时，不应持有类似肤浅的看法。
假如由于农产品贸易使我们的收入和人口有所增加，那么，我们的支出同样也会增加，而我们向外国购买的商品同它们购买我们的商品是对等的。
北方各国从消费我们的葡萄酒中获利良多。它们消费的饮料，特别是白酒和甜酒，对它们是很有害的。我们自己也可以从它们售卖给我们的商品的消费中得到许多好处，因为人们通过消费来恢复自己每年创造的财富。
然而，不能认为这种双边贸易会为通商国家创造均等的财富。显然，它们只能在自己每年土地生产率和发展贸易的范围内才能富裕起来。因此，拥有较好和较大土地面积的国家，通过更现代的耕作，就会比其他国家更富裕。但是它们也关注与邻国建立有利的贸易，以便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些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总是超过其他国家，因为它们自己的土地产品超过其他国家。将购买的商品又转卖给别的国家，旨在获取转卖利润的贸易，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但是这类贸易对于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大国应当从事土地所有者的贸易，即以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进行的贸易。因此，财富的源泉不是贸易，而是能够满足国家需要并能为之创造财富的土地。
各国通过贸易能够交换自己多余的产品，通过购买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仅仅是被消费的和每年重新恢复的财富，只是因为它们能被消费，所以人们才需要得到它们，它们也才能成为贸易对象并创造利润。国家繁荣绝不应以货币量来判断。国家富裕是由于它每年创造的财富及其价格，因为国家使用这些财富，因为这些财富被再生产出来，被不断恢复过来，而且在国家需要时，总能以它换回货币。
货币不是贸易的对象。国家把它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出来，为了使它得以恢复，又把它变为可被消费的真实财富。国家用这些货币是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国家也不能用它给把它从地层中开采出来去掉杂质并将它变成交易手段的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因此，通过劳动使它得以恢复的货币，同开采它的工人的关系，与我们每年耕种土地所创造的财富，同我们的关系是一样的。谁也没有使用这些货币，仅仅是通过将它转变成财富，即通过消费货币，它们才得以恢复。因此，货币本身不是贸易的对象，贸易的好处仅仅在于，它能向我们提供财富，而这些财富是我们的消费所需要的，并且通过这种消费能够使我们的收入得以增加和恢复。贸易的好处完全不在于向其他国家取得货币。这种贸易不仅不可能存在，它还不得不经常地把这些货币转变为消费财富，以恢复进行贸易时应当交换的财富。商人本人对此是十分明白的。一旦把商品销售国外，商人就会在那里购买商品，同时从卖出和买入上获利，以使贸易得到更多收入。
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仅获得货币的对外贸易。例如，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农产品卖给另一个国家，但后者没有商品可卖，于是用从它的矿山中开采出来的货币购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对外贸易对于出售农产品的国家，不是比用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更有利吗？初看上去的确更有利。要知道，用出售商品给外国所获得的货币，能扩大土地耕种，能给很多工人和手工业者付报酬，从而增加国内消费，还能使收入和人口增长。此外，由于食品是自己生产的产品，使用的制造品也都是自己准备和制造的产品，所以，该国能将从国外获得的货币保存起来。由此可见，完全输出的对外贸易应能增加人口，增加国家的真实财富和货币财富。
但是，这种单纯的输出贸易有两个空想的条件。第一，同这种只能用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的货币进行贸易的国家保持通商关系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因为如果有很多国家以自己的产品同它进行贸易，那么，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同它发展出广泛的输出贸易，以便销售它所拥有的全部产品或商品。竞争会将这些商品分散开来，使它变得不再比相互交换商品更有利。问题在于，每一个国家为了取得货币就会竞相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于是就把这种单纯输出贸易的利益降低到双边贸易利益的水平为止。这两种贸易形式的利益归于均等。
第二，为了将得自完全输出贸易的货币保存起来，国家就不能向外国购买任何商品。但是，拥有货币的人都想使用或占有他们想要的或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国商品。重要的是，国家既不压制消费，也不阻碍贸易。因此，应当给公民以花钱的自由，而这也没有损失本国从销售自己的产品中所得的好处。因为从国外取得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卖给外国的葡萄酒或其他商品的等价物。商人回国后将其带来的商品出售之后，又会重新购买葡萄酒或其他商品销往国外。他们以自己的贸易为我们的产品创造了销路，促进了再生产。
单纯输出贸易带来的货币，不会比出售本国产品而购买的外国商品的价值量更多，因而也不会比双边贸易更有利。它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不会比双边贸易更能促进收入和人口的增长，而且其作用甚至更小，因为它不能在同样程度上刺激个人去花费自己的资金，而花费资金才能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然而，有人可能认为，在国内生产我们所购买的制造品，可使更多人就业，从而引起人口、消费和收入的增长。但是，在国内生产的制造品，同我们在国外出售的葡萄酒和其他商品的消费是没有关系的。在国外消费我们的产品，同国内消费一样有利，同样会促使收入增长。消费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消费和再生产是由一个共同的重要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价格。没有售价就不存在这种联系，或者在消费和再生产之间就没有正确的相互联系。价格是财富的尺度，财富要借助于从被消费财富中得到的等价物才能实行再生产。因此，价格的涨落决定着该年再生产财富的多寡。贸易（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以在价格上盈利或在商品财富的贬值上得到好处为目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因其提供的利润，促进了每年的再生产和我们财富的增长。但是，这种贸易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保证我们的产品具有很稳定的价格或销售价值，同样保证了再生产。
可能有人认为，随着人口增加，事情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向其他国家购买的制造品是由外国工人生产的。但是，在双边贸易条件下，外国人同样也购买我们的工人生产的制造品，因而也在给我们的居民提供工作，并以此增加了人口数量。
如果只从给国家带来利益的观点观察人，那么，在本国工作的工人不会比生产出售给我们制造品的外国人更有益。要知道，外国工人消费我们卖给他们的与他们的劳动等价的产品，与这种消费发生在国内，对我们具有同样的好处。因此，尽管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但是他们给了我们利润，促进了我国人口的增长。我们的财富由于扩大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而增加得越多，我们的人口由于增加各种挣钱职业的报酬而增加得就更强劲。
例如，葡萄酒的大量出口会促使许多人从事葡萄园耕种。这对法国人是很有利的。因为没有哪个部门会需要这么多人，会提供这么多收入，会像它那样由于生产财富而使人口增加。
人们的生产超过他们的消费越多，他们对国家就越有益。但是，人们的花费比他们自己的收入超过得越多，或者人们所消费的产品比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有用产品超过得越多，他们给国家带来的麻烦就越大。
这个普遍原则可以用来判断，怎样使用人们的劳动对国家是最有利的方式，以及国家需要多少人口。从对人有益的产品的角度看，可以把人口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自己的劳动实际地生产财富的人；另外一部分是以自己的服务间接地促进生产或保存财富的人。家仆为自己的主人准备饮食，或者为雇主提供生活所需的以及满足雇主消费所必需的其他工作，这就节省了主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并使他能将这些时间用在生产劳动上。因此，仆人间接地促成了自己主人的生产劳动。
严格地说，只有以劳动生产人们所必需的产品的人，才创造财富。因为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所有收入，给工人的全部报酬，给仆人的工钱和各种挣钱职业的工资，都是来自这些产品的价值。以自己双手制成商品的人，并没有创造财富，因为他们的劳动给那些商品所增加的价值，仅仅是支付给他们的那一部分报酬额，而这些报酬是从土地产品中得来的。织布的制造业主，缝制衣服的裁缝，制鞋的鞋匠，不会比为主人做饭的家厨、锯木头的工人和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所有的报酬都来自同一个来源，都来自他们以自己劳动所交换的并花在生活资料上的工资。因此，他们所消费的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他们劳动的产品等于他们需要的费用。总之，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财富的增长。因此，只有运用在土地上的、提供产品的且其价值超过费用的劳动，才创造财富或年收入。总之，除了为出口而从事制造和销售的工人以外，其他所有人的收入或工资都是从土地产品中得来的。
土地为耕种土地的人提供生活资料，给国家和土地所有者提供收入，还给僧侣提供什一税。这些收入的支出为各种挣钱职业者创造了工资。结果是王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会同这些收入的增减相适应。这种增减不取决于人民，而总是同该国政府的措施相关。然而政府却以人民懒惰来解释国家的衰落，土地荒芜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看法。但是，人总是要追求富裕和富足生活的，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是从来不会懒惰的。他们的懒惰只是反映了他们的无能为力，而他们的无能为力是政府的作用的结果。无能为力会使人情绪低落，迫使人背井离乡，这会造成农村人口减少，土地依然荒芜，城市人满为患，他们靠政府仅有的一点资源生活，最后使人口减少到完全衰落状态下仅能维持的人数。
有人抱怨农业耕作的人力不足，但无人抱怨可使人们进行财富再生产的财富不足。国家需要许多谷物，但是没有人关心耕作田地对耕作者的价值有多少。谷物销售很困难，但是没有人指出，耕作者在平常年份所得的报酬还不到自己靠劳动和担风险所得收成的1/20。但是，要知道，在那种低收入情况下是很难扩大谷物播种面积的，因为在收成增加时，谷物价格会下跌。没有人指出，谷物售价如果低于成本，农民就会破产。假如税收不能缩减到纠正政府错误政策所引起的状况所要求的程度，农业就会完全限于衰落，土地就会丧失它的价值。由于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其他各个阶层人们的报酬减少，会使王国人口减少并终使国家走向完全崩溃。
这种衰落被天真地解释为人们懒惰和他们离开农村。柯尔倍尔1666年制定了一项法令，以牺牲王国收入为代价来建立生产奢侈品的手工工场。该法令的实行在10年内压低了谷物价格；由于没有更多资金投入战争，不得不借债并同支持者通商（这是苏利确定的经济衰落的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应当增加农业人口，但是没有人想知道，人口增长首先取决于财富增长；只有在财富的作用之下，才能使人口繁衍和财富增长。因此，应当注意的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增加财富，因为只有劳动成效得到保障时，人才变得真正有益。
王国有3000万亚尔邦可耕地荒芜着，而其余的土地耕种得也不好，因为播种谷物不能补偿费用（参看《谷物论》）。葡萄藤被拔了，又禁止栽种新的。可是葡萄园种植却有利于大量使用人力，从而促进人口增长和开展大宗对外贸易。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觉得土地用于栽种葡萄太可惜，不如种谷物好。可是我们的可耕地有一半是贬值的，而农业又局限于国内的谷物消费。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比现在播种更多的谷物。因为这会使它的价格降低，以至于亏本，而谷物的丰裕会引起收入减少和王国人口缩减。
让我们看一下小麦的基础价格和耕作者得到的通常价格吧！你们可以看到种植小麦是多么没有出路，你们也会同意，不可能再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从事无效劳动，把钱花在会使耕作者和国家破产的事情上。
在这些条件下，饥馑就不可避免了。因为这些耕种限于在丰收年份满足人口的面包之需上，到了歉收年份就显得不足了。所有这一切混乱现象都是限制贸易和限制耕作者自由的结果，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为了防止饥馑（一般来说，这能避免），实行了一些阻挠创造丰裕产品和阻碍人口增长的法令，因为它们会使国家失去销售农产品的手段。下层机关不大懂得农业，又受到个别人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观念的影响，推行极为有害的法令，而人民又为偏见所支配。这种错误几乎不可避免。
同样不应感到吃惊的是，法官们支持[30]关于葡萄园的法令，他们作出了砍掉葡萄藤、限制葡萄种植面积的决定。他们强令人们遵守这些法令， 目的是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然而，这种事情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王国，这里的小麦种植因妨碍其销售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这里还有那么多由于这些禁令而丧失了全部价值的荒地。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压低小麦价格，但这对国家收入是有害的。然而他们没有研究一下基础价格，这种价格对这些欠考虑的措施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在确立农产品售价时，他们使国家损失了它的包含在这些产品价格中的一部分财富；这种价格消灭了利润，也就引起了生产的缩减，制造了饥馑和物价飞涨；更危险的是，当政者没有对它加以预防。
所有追求增加农业人口的经济机关，应当给自己提出为居民增加粮食农产品的任务，并谨慎对待为此所需要的人和财富，还应给耕作以相应的支出。
最有利的作物是能提供最大收入的作物，也是能生产出在国外最赚钱的最需要产品的作物。应当让作出预付的人来决定这个问题。
假如能提供5塞蒂小麦的土地，又能提供相当于6塞蒂的其他谷物，那么，它在第二种情况下不是能比它实际播种小麦提供的更多吗？但是，问题在于，谁给我们提供小麦供我们消费呢？想卖小麦给我们的国家，它们想卖，就像我们想买一样；它们会争着卖小麦给我们。但是，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国幅员辽阔，我们能够绰绰有余地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以及销售到国外的一切产品，只要我们的贸易是自由的。
在我们的时代，更开明的政府，对使用劳动的方式，对土地占有，以及对自由贸易的优势等问题，能够抱持比较正确的看法。
自然，在农业和商业中，每年为国家生产财富的人对国家是最有益的。有利地从事农业和对外贸易的人越多，我们的财富和人口也会增加得越多。[31]
使用家畜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力，比只用人耕种所需要的人力要少。同样，使用马耕所需要的人手，比用牛耕所需要的人手要少。但是，土地耕作所需要的人手越少，它对国家就越有利。
使产品价格提高但不会使产品增加的开支，应当尽可能地取消。但是，耕作者如果缺乏资金，在利用劳动力时就不得不花费与产品不相适应的开支。假如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工作，他们是可以避免这些开支的（参看《百科全书》中“谷物论”条目）。
葡萄种植业等需要人手的农作物，不得不用大量人工，因而花销很大。但是，这种开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应当计入这些产品的价格之中，因为人们的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是有利的。在使农村人口稠密方面，种植这类作物的作用比种植谷物的作用要大。在谷物经济中，一个人的劳动比在葡萄种植业中获利更多（参看《谷物论》中关于谷物经济的产量）。但是，葡萄种植业对国家的利益毕竟也不小。只要人的劳动是必要的，而且人们生产的比他们消费的多，国家就能从中获益，国家就应全力增加这种利益。这些有益的人（他们消费、生产或经商）的产品和消费，会促进消费和满足别人的消费……（参看《赋税论》中关于葡萄酒酿造师的产品）。从事牲畜饲养和繁殖的人，形成了另一批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性职业的人，因为牲畜能为田地提供肥料以保证好收成，而农业则能在降雪或天气恶劣不能放牧时为牲畜提供谷物或饲料。
牲畜是一种独特的产品，在良好管理的国家，它是很盈利的。与此同时，任意征税所造成的混乱，农村地区遭受的各种压迫，给这个农业部门带来的损害也最大。由于牲畜的价值高，牲畜又容易长大，因而牲畜极易成为征收代役租和盐税的对象，成为管家和征税官敲诈勒索的对象，成为行政机关任意课征罚金的对象。总之，农民的母牛给它的主人带来了种种的压迫，直到被人牵走，否则便没完没了。如果政府对这些生产性财富不加保护，那么，农业就要衰落，土地就会失去肥力或继续撂荒，农民就没有任何资金。对消费具有重要意义的肉类也会变成稀罕之物，下层阶级即几乎全体人民对它无从问津。毛和其他畜产品的数量也会同比例缩减。国家整个来说就会损失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本来可以大大促进农业人口的福利，增加土地财产的收入，促进人们的定居和福利，增加人口和国家繁荣。然而，只有管理良好的产业才能提供这些福利。英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很多关注。大家知道，英国人在这个领域给他们自己增加了多少财富。一位英国学者曾在一篇文中提到，英国人早在14世纪就从自己的毛类产品中获得了1000万英镑或2.3亿利弗尔。
从那时起，这类财富取得的数量非常之大，以至于今天除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以外，它已成为英国出口的基本项目之一。实际上，农业经济财富取决于发达的畜牧业提供的财富，而我们的收入、人口数量和国家实力则取决于农业经济财富。
在依靠自己劳动进行经营的人们中间，对国家益处最小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消费的仅仅是他们生产的产品，而且是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贫苦农民就是如此。他们生产很少的没有价值的产品，他们依靠这些产品维持衣食，什么也不出售，什么也不购买，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益处，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艰难地以最可怜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些人口的增长，是同他们的贫困状态完全相适应的，而这种贫困状态则是由那些管理他们、使他们破产、使国家破产的人造成的。结果是人们离开土地，远走他乡，留给当政者支配的只有荒地。
从事渔业的人也应归入生产者之列。尽管渔业不能同农业相提并论，但它也应被认为是很盈利的部门。仅仅在迪耶普一个省，捕捞的菁鱼和鲱鱼，价值就在1 300万利弗尔以上。我们的所有港口能提供多少渔产，可想而知。公海渔业，即捕捞鲸鱼和鳕鱼等渔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给予很大的注意。它对想去海军服役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初步的训练。如果对渔业的税收不太重，渔业应能取得巨大成功。如果这种税收负担不大，捕捞业会有一个强劲的发展。随着产量增加，征税的对象会增加，吸引的水手会更多，并引起国民财富的增加。但是，个人利益不会受到考虑公共福利的观点的支配，只有政府的英明才能引导并产生上述结果。
对从事开采矿物和金属的人，也应采取这种明智的态度。[32]这种职业同样是产品和财富的丰富源泉。实际上，它们不是人们的食物或为了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而后者按照自然条件才是最可贵和最必需的财富。[33]但是，在商业社会中不应当以自然秩序的标准为指导，因为产品只是因其价格才成为商品财富。因此，它们是什么性质，它们有什么用处，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每一个商品能否通过货币或者（不通过货币）直接地交换成与其价格相符合的任何其他财富。每个人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挑选这种或那种商品。但是，把它们作为商品财富来看，则应根据它们的价格来估价。因此，商品国家以自己的劳动所能获得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只要能以其数量丰裕、价格（高）和花费最少而提供最大财富者，就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每个人应当将自己的劳动和支出用在对他们最有利的生产上，这要以他们的能力和居住地点而定，还要取决于预定用来生产对他们最有利产品的土地的所有者。如果他们犯了错误，那么，他们的个人利益会促使他们很快地发现错误。
商人也应列入进行生产的阶级，[34]只要他们能通过国外贸易达成的有利价格促进普遍富足。不过，我们从他们所写的文章中常常看到，他们对商业利益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他们的个人利益促使他们忘记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低价格有利于贸易。他们说，贸易能扩大销路，扩大销路能使产品丰富，产品丰富能使价格降低。因此，如果扩大了贸易，他们能以低价购买，他们就达到了目的。要知道，通过贸易扩大了销路，销路扩大带来产品丰富，从而促使农产品价格降低；商人以低价销往国外，有利于与其他国家竞争。但这种低价格会破坏他国的贸易，使他们破产，减少他们的收入，并迫使他们降低商品价格。
这就是我们商人的原则，他们总是企图用这些原则说服政府，促使政府颁布对他们有利的法令和禁令，建立某种拥有特权的同盟。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以低价）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并以很高的价格将从国外运进的商品卖给我们，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希望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港口。他们说，我们在运费上竞争不过荷兰人，因为他们的航运很便宜。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我们的商人只想到为自己谋利益，他们不惜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整个商业的利益。
应当希望，他们的贸易能通过扩大销路而使产品丰富，而产品丰富则不仅能使法国，而且还能使其他通商国家的粮食产品的价格下降。不错，产品丰富会引起价格下降，然而，这就等于使产品贬值，而贬值是不能使产品丰富的：生产粮食产品所需要的费用构成了基础价格，如果商品售价低于基础价格，就会引起亏损。有人会反驳说，基础价格应当随着商品售价的降低而降低，因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了。但是，基础价格中还有赋税和租借费呢；所以，如果农村居民的工资不降低，土地所有者和国王的收入不降低，生产费用就不可能降低。总之，如果你把这些有害后果同你所想象的虚幻的产品丰富比较一下，你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商人制度的目的并不是公共福利。
但是，我们不应该将破坏其他航海国家的贸易（这些国家也经受了我们的贸易对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那种损害）看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吗？然而，害人又害己，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让别人遭受同我们一样的损害；即使损害一样大，我们也只能受损失，而且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我们的这种不良居心所能对付的只有荷兰和英国。
荷兰人从事的是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他们购买粮食产品是为了将它们卖出去。他们总是依据售价来调整买价，他们出卖的不是自己的产品，因此价格降低既不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也不会降低他们的贸易利润。英国人的贸易中，倒是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自己的产品，然而也包括了其他一些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他们与我们没有竞争，而且不会由于我们向国外销售粮食产品价格的降低而遭受任何损害。因此，他们遭受的损失是局部的，而我们遭受的却是全部的。
但是，海外贸易没有增加我们对没有这种优势的国家的影响吗？英国不得不在海军方面花费大笔经费，以对抗我们的海外力量，它就不会拨出经费来同我们进行陆地战争。商人们认为，我们应当降低粮食产品价格，减少自己的财富，丢掉贸易给予我们的，也是我们与其他一些航海国家分享的优势；他们借口说，这样做能对同我们竞争的国家造成损害；但是，这同时也削弱了我们自己对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势，我们怎么能相信商人的主张呢？
总之，只有在我们销售的产品价格高而购买的价格低时，我们的海外贸易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商人们遵从这个原则行事，他们才会促进国家富裕，赢得国人尊敬，有权获得荣誉。
从事中介贸易和转口贸易，即从一国购买以便售卖给另一国的人，以及生产外销产品的工场主，也应归入商人阶级。他们把国外取得的利润花在国内，从而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但是，只有在国家有多余人口时，才能有这种结果。
进行中介或转口贸易的国家，通常几乎完全没有农田，这些国家的人口生活在便于进行海外贸易的沿海城市。荷兰人、汉堡人和热那亚人等就是这样。这种贸易是一些国家生存的源泉，这些国家的专制主义破坏了农业，人们只有便于隐藏和携带的财富。一些野蛮国家的人，如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等等，就是这样。他们通过航运、商船和相互通信进行贸易，这有利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这些城市较少受到暴君及其分享权力的代理人的压制，因为城市，特别是首都，要求较大的克制。
恣意妄为的权力在农村表现得最为肆无忌惮，农村之所以荒无人烟，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权力只是对农民才敢这样蛮横无理，结果是农业被破坏，荒芜遍及各省。
转口贸易是很受局限的，它在一些大国只是资金的一个次要来源。靠自己的生产富裕起来的国家，如果便于航运，也在以自己的粮食产品同国外进行贸易，这就大大地限制了进行中介贸易的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后者多半只成了中介或代理。它们的获利主要来自消费的节省，它们没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只能从买进和卖出中获利。因此，从事中介贸易的国家消费得越多，获利就越少。相反，拥有大量产品的国家则以消费来支持自己国家的财富，因为消费能够促进产品价格提高。产品不断灭而复生，也就是国家财富的恢复。
外销制造品的生产，没有引起那些拥有大量可耕地国家足够的注意，特别是在没有大量人力把这些可耕地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更是如此。一般来说，能够从事为外国人工作的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
所有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其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的；后者则保证了它用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制成品的人数。只有富人才把钱花在稀罕和珍贵之物上，而且讲究到国外去买。所以，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些制成品的对外贸易，相对于它的农产品出口总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人们如何吹捧我们的时髦商品、丝织品和其他出口品，这些商品反正是无关紧要的。[35]我们总要坚持这种看法：除了原料问题之外，这些只能补偿体力劳动的价格的产品，对于大国来说，相较于土地给予它们的收入，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应当将那些生产外销制成品的雇佣工人看做是食客，他们用靠劳动取得的不超过其费用的工资，向我们支付他们的生活费。
捕渔业提供的产品只占我们产品的很小一部分，它受到的保护远不及奢侈品工场所受到的保护，对它的税收很重，也未给予注意。但它是我们士兵的摇篮，它比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场有益百倍，在这些工场的人在农业或海军中本应找到更有益的工作。
工场生产丝织品和棉织品以及因使用进口羊毛，从而使我们自己羊毛的消费大为削减，其目的似乎就是要消灭我们的牲畜，而牲畜对肥田和提高我们最需要的肉类消费是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些利益都因那种徒有其表的贸易而牺牲了。因为贸易使我们得以购买原料，而加工这些原料，除了工人的生活费之外，不能给我们的工人和国家提供更多利益。为此，我们却要缩减粮食对外贸易，损失人们的生产性工作，使人们离开土地耕作去从事破坏性的工作。
有人可能反驳说，生产奢侈品的工场主购买原料，可以促进对外贸易，从而促进我们生产的农产品的销售。但是，我们购买现成的奢侈品将更为有利，它们贵一倍。[36]这会使我们销售更多的产品，使我们这里弥漫的奢侈之风有所收敛，这种风气毁灭了我们的牲畜，使我们的土地荒芜，还占用了更有利工作所需要的人力。
因此，不要醉心于那些仅能补偿体力劳动费用的小型贸易，因为我们拥有很肥沃的可耕地。让我们给土地施肥，让我们尽可能多地销售谷物、葡萄酒、大麻、布匹和我们自己的羊毛。形形色色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些每年复生的财富完全能保证我们各种工场制造品和工业商品。财富是手工业和奢侈品之母。
土地所有者也可被看做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土地和改善土地。甚至国王和大臣们通过管理国家的经济也在一般形式上间接地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国家的繁荣有赖于这些人，但是，行政机关不应当忽视王国财富的真正源泉。
在发现美洲以前，西班牙从土地中得到自己的财富，而且它的人口众多。但是，自从秘鲁的矿山成为国王和王国贵族收入的来源以后，土地便被弃之不顾了。大土地所有者的财富现在仅仅依赖于王国的金库，他们的土地变得没有了价值，王国人口减少了，肥沃的土地由于荒芜而成了广阔的荒地。人口数量变得与秘鲁矿山每年创造的财富相适应了。所以，西班牙从这个源泉得到了数亿，却损失了数十亿。
如果某个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提供的产品以外，没有为自己开辟其他的收入来源，那么，他们就会支持农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免受下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之害。他们通知了政府，混乱就被制止了。农村居民保持着资金，使土地不丧失价值，支付租借费和赋税，使自己的家庭保持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状态。
居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维护和改善领地，以免因农场主太穷或粗心大意而使土地荒芜。他们为实施改善和扩大土地的各项措施出钱，为能保证和增加收入的工作出钱，或是对处境困难的农场主提供帮助。他们允许农场主在销售产品的条件不利时推迟缴纳租借费。已故的米尔普亚元帅拿出1万利弗尔由管家支配，以帮助那些因轻微冻伤、牲畜死亡或其他不测事故而遭遇困难的农场主。这位元帅的这笔钱肯定不会减少，而且肯定农场主会十分好意地和及时地归还借款。如果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准备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他们就能为国家保护一大批因受灾而濒临破产的优秀农场主。拥有土地的寺院现在几乎是唯一执行此项义务的所有者，结果是：这些寺院的土地总是处在良好状态，且保留了自己的农场主；而农场主们则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地租赁土地。这些大土地所有者拒绝宣称愿出高额租借费的农场主的有害竞争。精心耕作土地的农场主相信，那些土地肯定还会是留给他们的。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会促进耕作者的利益，并且会同意耕作者在他们方便的时候交纳租借费。但是，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场主，通常有能力在约定的期限内交纳，因为他们有时间在劳动和良好耕作的基础上，安心地为自己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越富裕，他们就越能把土地耕种得更好，越能准时交纳租借费，越能安心地等待销售产品的有利时机，并且避免他们可能遭受的灾害。因此，对国家来说，很有益的是那些土地所有者，他们对自己的土地能进行良好的管理，通过预付资金改善土地以增加产量，挑选能进行良好耕作的优秀农场主，给他们以资金和劳动的帮助，促进他们富裕。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越多，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就越多。因为他们越富裕，他们就越容易通过改善自己的土地来增加收入。有这样明智的土地所有者，我们的土地价值能增加一倍或两倍。在英国，大土地所有者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领地，他们在改善土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效；农业成了他们财富的源泉，可以证明这一点。
生产者构成了人口的基本部分，其余则是辅助和补充的部分，它们与前者是成比例的。人口的这个辅助部分能使人口的基本部分节省花在各项活动上的时间：满足自己需要；保卫国家和自己劳动的产品；保卫土地，即保卫每年不断往复的财富的源泉。
只享用或者完全不享用王国财富的人，对国家都是无益的。可以说，人因自己的消费而对国家有益处。如果他以自己的劳动补偿自己的消费，如果他直接或间接给他消费的东西或他占有的东西带来好处，并以之补偿自己的消费，那么情况就确是如此。因为如果他拿走了财富，却没有从价值上予以偿还，那么这个财富不可避免地就会减少。但是，他为自己的消费付了钱，不就是恢复了财富吗？不，因为如果他没有挣到报酬，那么他就是用他已有的钱支付的，这顶多是归还了落到他手上的那部分财富。他本人并没有促进被消费的那部分财富的再生产；财富只能通过人类的劳动实现不断的恢复和再生产。因此，没有为恢复自己占有的或消费的财富工作的人，不可挽回地消灭了他所消费的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他付了钱，也就为社会恢复了他所消费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在再生产的财富中，将不会有他所消费的那部分财富，因为他不曾直接或间接地为那种再生产出过力。可能有人反驳说，他没有再生产，但其他人进行了再生产。其他人确实再生产了以他们的劳动提供的一切，或者再生产了与他们带来的好处相关的一切，但是，他们没有再生产他们应当以自己的劳动，或者以他们带给社会的好处所再生产的一切，因为他们消费了，但是他们没有对此作出补偿。因此，他们的消费是纯粹的消费，因为这种消费不构成再生产财富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们不加补偿地继续消费，那么，这部分财富由于继续消费而需要再生产。实际上，这部分财富是靠别人的劳动在进行再生产，而他们未曾直接或间接生产的东西，什么也不缺。因此，从国民财富的观点来看，这种无益的人好像完全不存在。可能有人会说，什么也不生产的孩子要消费，为什么人们不认为这是国家的负担呢？因为人对社会的益处是以其一生来判断的，童年和老年是以他们给社会带来益处的那些年月来补偿的。同样，不应当认为在我们这里花钱或消费我们财富的外国人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为其消费而向我们支付的是外国的财富，而不是我们的财富。但是，有人反驳我说，游手好闲的食利者花掉他们的收入，难道没有带给我们好处吗？于是得出结论：他们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后果，把人们和他们消费的财富混同起来了。的确，不管是否促进了财富的生产，如果有钱人不花掉自己的收入，就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尽管他们不是那么有害，但也不应由此就说他们是有益的。更好的是，他们能将自己的资本花掉，这些资本如转移到劳动者手中，就会变得更为有利；这些资本如归游手好闲者所有，既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财富被放错了地方。幸运的是，这样的人不算太多。名人显贵不献身于某种重要事业或不身居要职者是很少的，不管是在教堂、军队里，还是在王国管理机关、法院等，莫不如此。
没有大笔财产的人，会从事与其能力和所受教育相适应的工作。富人和有钱人，以及一般所谓从业人员的益处，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加以判断，这些收入表明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繁荣的价值。
国家在使用人们的劳动时，不仅要考虑人们实际上带来的益处，而且还要考虑可否在现有人口水平之下，将他们的劳动用在更有利的工作上，从而为王国带来更大的益处。国家还应当在那些能够用较少的人力和较小的开支的工作上减少用人的数量。从别的工作上抽过来的人，在这个工作上显得不需要，而在原来的工作上他们对国家却是有益的。对他们的开支全无益处，徒增商品或农产品价格，使销售和产品减少。那些关心增加人口胜过关心增加财富的人可能会说，甚至这些开支也能给国家带来益处，因为这能使更多的人得以生存，增加消费，扩大销售和农产品生产。
所有这些收入都是虚假的，因为增加了产品价格的支出，并没有增加产品数量和所有者的收入，而是减少了消费和生产。消费是同消费者的财富相适应的，而这些财富则取决于国民的收入。支出的增加不会使收入增加，相反地，它会使之减少。因为它减低了粮食的价值，这价值应当反映真实的价格。由于支出过多，使粮食产品的价格变得昂贵；如果价格不是降低到损害产品真实价值[37]的程度，它就会失去销路。由此可见，本可避免的一些支出，以及构成许多人的工资但这些人却没有为此作出付出的那种支出，会缩减消费者的收入和财富，减少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减少产品就意味着减少财富。但是，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国家的年产品和年收入相适应的。因此，只增加了农产品或商品生产的支出的人，不仅有害于财富的增长，而且妨碍了人口增加。因此，一切减少了人的劳动开支的机器，以及一切节省搬运劳动的运河与河流，都会有助于形成同产品和商品的真实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它们促进了销售和生产，这会有助于增加财富和人口数量，因为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又会使各种挣钱职业的工资增加，并吸引更多的人。因此，认为人口增加会损害财富的年生产，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生产，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回答缩减了开支却增加了我们生产产品的价格的许多问题。例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禁止荷兰人从事近海航运业务？他们以少于我们的费用，将我们的商品从法国的这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有人说，我们的航运业损失了利润，利润都让外国人拿走了。但是，国家因荷兰人的价格低廉的服务而获得了好处。因此，应当决定是否应把局部的航运利益看得比国家的一般利益更重要。有人会反驳说，航运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两者都要求取缔荷兰人的近海航运，因为这有利于发展我们的商船队和海军。当然，这样的禁止对我们的商船队取得成功是有利的。因为这会增加利润，从而扩大我们的航运业；这对我们的海军同样有利，因为它能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航海事业。但是，能把近海航运和商船队混为一谈吗？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吗？要知道，它的任务不是与国外进行贸易，而只是把商品从一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从而只同我们的国内贸易相关。因此，减少一个国家之内的转运费用，对同属一个国家的买卖双方都是有利的。提高这种转运费用，尽管对某些同胞有利，却会对农产品的销售、消费和生产带来损害，从而不可避免地减少国家财富的年生产量。
缩减国家的财富，等于伤害了它的基础。增加水手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不仅取决于小小的近海航运业，而且还取决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有财富，足以给出优厚的报酬，那么水手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渔业取得进展的话，渔业是水手的摇篮，又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如果为了增加水手而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财富的缩减，那么同样就会导致人口的减少，因为人口总是同财富相适应的。类似的措施不仅不利于人们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也很少促进公共福利。总之，在等待我们所期望的变化时，至少可以说，现状对我们还不危险。
当农村居民受到压制，生活贫困，当土地耕作无法维持，不能保证生活在农村中居民的生活资料时，他们就会流入大城市。他们在那里涌入已经人满为患的职业，他们在这些职业中显得用处很少，或者全无用处，甚至变成别人的累赘。人数特别多的是各种商贩和仆役。
严格地说，只进行国内贸易的商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38]他们给国家提供服务，国家给他们支付报酬。商人的人数及其利润是不确定的，也不取决于某种既定的秩序，所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人的人数可以无限地增加。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力图至少保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这样的家庭越多，零售商业就会变得越贵，对居民的负担就越重。由于不用很多钱就能轻易地从事商品销售，所以，在农村破产而流入大城市的很多人开始经商；他们把父辈花在农业上的少量资金投入商业。横征暴敛、征召后备军、强制劳动、限制农产品贸易以及其他的种种压制，使农业失去了劳动者和资金。留居在大城市的许多商贩，由于必须要有同其人数相适应的报酬而使价格提高，结果给居民带来了伤害。由于商贩众多而引起的高价格，使得其中那些能够销售的商贩积攒起了财产，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因为创造了这些财产的利润，大大超过了那些大商人的费用和消费。
积攒和滞留起来的财富，形成了生产性财富周转的障碍；这种生产性财富本来是应当经过农业而不断地进行再生产的，才能每年再生产出新的财富和国家收入。
所以，损害农业国家的这种财富积累，有时被看做是国民财富的标志；但是，相反地，它又是国家衰败的原因。
不能认为耕作者的资金与城市小商贩的资金是类似的。耕种土地的耕作者只能通过有利于国家的劳动才能获得报酬，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财富作为工资，支付给那些被他雇来工作的农民。这种连续不断的工资，如果他愿意的话，能为他创造财产，但是，这些财产甚至还不到他所生产的年产品的1/15。因此，这种财产越多，获得这种财产的人就越有益，他在创造财产过程中对自己财富的运用就越恰当。问题在于，农业上的大笔支付会使土地产品增加2～3倍，而支出不足则可能使产品仅仅比费用多30%，预付充足会提供预付100%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归于国家，一部分给土地所有者。由此可见，正是耕作者创造的财富，保证了国家的收入、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繁荣。因此，耕作者的职业因其运用财富的意义和性质，应比商人的职业受到更大的注意，商人是在困难时刻即有价证券流通数量增加时才参与其事的。这种商业不可避免地会使货币脱离生产过程。贴现贷款不仅不能以自己的财产促进财富的再生产，而且还会使货币停止流通，逐渐把国家不多的积蓄吸收殆尽。
在这个时期，王国的全部货币都集中在首都。以不动产作抵押向债主借款是困难的。当利润归结为国有资本的单利时，它是太少了。为了得到较大利润并使货币能迅速归还，有必要规避法律。
在金融界取得巨大成绩的影响下，一些缺乏远见的人认为流通货币量增加了，还认为国家有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成绩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在投机者知道对信贷的需求维持着他们贴现的期票的价值的时期，他们会不断地赚钱。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对自己财富的支配，只在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时，他们才肯取出，然后藏在他们的仓库里。留下来的只是过去时期的沉重后果。
有些人认为，用不断周转的一定数量的国家钞票和其他的国家商业证券来补充王国的金银数量是适当的。这些人不懂得，这种期票仅仅有利于维持那种成为负担的和不适当的贸易，这种贸易是什么也不生产的，只能依靠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而且有助于职业投机者把王国的一部分货币揽到自己的手里。这些货币离开了流通，可是，通过流通它们才能充实真实财富的源泉，才能满足对每年恢复这些财富所必需的费用的垫支需求。货币不能生出货币。因此，在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贸易（货币在其中既是商品又是清算手段）中，贴现者是获利的，而办理贴现者则是受损的。职业投机者对社会只能带来危害。交付货币，既有利于卖者，又有利于买者，作为对整个国家有益的唯一的贸易形式，它包含在商品与货币交换的交易之中。国家证券和商业证券的流通不能认为是国家财富的真正补充；有了充足的商品和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货币也就不会缺乏了。
人们对过多的人离开农村来到巴黎想当仆人，比对城市居民从事经商和货币交易给予了更大的注意。的确，如果他们能在农村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没有遭遇被拉去从军的危险，如果他们不是因为被强制服劳役而被弄得一贫如洗，他们离开农村就意味着农业人力的丧失。然而，如果他们没有所需的资金，他们自己便无力进行农业耕作；如果农场主本人无力雇用他们，给他们支付足以保证其维持全年生活的工资，他们也无法依靠农场主进行耕作。但是，在多数省份，农场主和对分制佃农要获得自己家庭的生活资料是很困难的；他们从自己的不允许自由销售的谷物中所能得到的钱也很少。如果不能保证低微的哪怕是同其繁重劳动不完全适应的价格，他们就不能进行农业劳动；远不是所有的农业工人都能够劳动并愿意忍受这样贫苦和劳累的工作的。他们对如此贫苦的劳动感到厌倦，宁愿去当仆役也不愿继续在农村受罪，这有什么好奇怪呢？
为了保持仁慈，不应当阻止农村人口逃亡。如果硬要强行阻止，那么所有的荒芜之地就会被不幸之人所充斥。
也许应该回忆一下那些王国，那里的农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主人做工，而主人只给他们一些最必需的生活用品。但是，这种强烈动摇国王政权和国家繁荣的制度，压制了一切竞争和所有积极性。此外，它同发展航运和贸易也不相容；这种封建专制对航海国家和真正的国王政府都是不适宜的。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使国家生机勃勃。
主张把乡村教师赶出法国农村，这是徒劳的。这种拙劣手法有时会受到欢迎，但这是荒唐的，而且只会导致又一种压制！不管不幸的农民是否读书识字，他们都十分清楚，他们在巴黎能生活下去，很多同乡和亲戚会收留和帮助他们安排生活。要防止他们离开农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善他们的处境。在农村，农民是很眷恋自己乡土的，如果不是因为贫困，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家乡的。如果乡村失去了自己的居民，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弄不到财富；当他们不能得到某种富足生活时，他们在那里是无益的。没有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就没有能力和勇气献身于有益的土地耕作事业。可见，在类似极端的情况下，农民为了能得到其他某种好处而离开农村，这对国家没有任何损失，因为这些人的消费限于最差的衣食；他们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而他们的劳动又是如此无用，甚至不能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尽管众多的仆役对财富年生产的促进作用甚小，但他们还是间接地起了某种促进作用。
应当让有钱人自由地使用他们的收入。如果奢侈能促使他们供养一些无用的人，那么，虽然这些仆人的确不能算是生产性的人群，但是，他们还是应被看作有助于把富人的钱分配于各种挣钱的职业之间的消费者。要知道，仆人不会把取自货币流通的财宝积累起来，而货币流通的使命在于不断地将货币重新回复到每年生产财富的源泉中去。他们的衣食和薪水对社会消费是有益的。富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同时也把财富还给社会。绝对不要妨碍富人利用自己的财富或收入，因为他们的行为促进了财富的产生和再生产。可见，为贫困所迫而出来当佣工的众多仆人，比他们在农村过贫困和无目的的生活害处较少。这些仆人对国家的益处，与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情形相仿佛。因为这些工人之所以有益，只是由于他们能促使富人花钱，而且他们自己也要把他们的劳动所得花掉。但是，在一个没有足够人力使土地财产变得有价值的王国中，仆人和奢侈品生产者都是无益的。
但是，如果政府拒绝土地收入，如果它通过立法将土地耕作仅限于提供生活必需品，那么，总会有同国家的总人口数相应的一些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少，仅以其消费而有益。甚至可能许多人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如果不反对滥用职权，不反对使一些人聚敛起对社会有害的财产，而使另一些人限于贫困和卑微的混乱状况，那么，奢侈就会达到极端，促使各个阶层的人胡乱花钱，因为只有以财富才能赢得地位和尊严；财富打乱了一切社会地位，使官阶、奖赏、功劳、德行和一切基本的社会特性都消失殆尽；用财富可以收买保护者，以使弱者破产，并获得本应属于有能力和功劳者的职位。这种混乱会损害人们对公共福利的关注，摧毁政府在内政上所依靠的动力，破坏经济秩序，使国家发生动荡。罗马最富有和最奢侈之日，也就是它自己属下各省被搜刮殆尽之时。然而，正是这种奢侈，成了摧毁罗马帝国势力并使它被敌人征服的烈火之星。
当国家在人口和产品方面都达到高度繁荣时，人们以其财富给国家带来的益处比以其数量带来的益处要大。财富丰裕，人们生活富足，而且他们的同富裕程度相适应的消费会促进财富的生产，维持国家的威力。但是，如果人口与从土地和对外贸易中取得的财富数量相比显得过多，那么，过多的人口就不能促进财富的增长，而是由于其消费而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上涨。然而，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增加财富的总量，人口增多引起的需求增加却降低了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如果人口太多，那么人们的消费就会减少到最迫切的必需品，结果国家就会由繁荣变成贫穷。人们不可能限制自己的消费，以便分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和国防所必需的费用。这样的国家将不得不使自己的土地只生产最必需品，同时以此限制自己的消费。中国的人口情况就是如此。它的辽阔和肥沃的土地勉强能为人民提供大米和其他粮食谷物。中国人民被管理得很好，他们不知道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但它的人口增长超过了良好耕种的广大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不过，促使人口过分增长的这一切情况，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国王及其地方官吏的专制，法律的缺失和不稳定，行政管理的混乱，土地所有权缺乏保证，战争，苛捐杂税，等等，都会伤害人民，使国家财富遭受损失。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人口达到这样的数量，允许他们获得土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并且创造出在这样的财富条件下所能享受的最大福利。
政府总是力求增加人口，因为人能增加财富。但是，如果政府过于贪婪，就会急于把应该用于提高国家收入和增加人口的财富吞噬殆尽。如果政府超出了不损害农业所允许的限度，急于使用现有的财富，就会使自己陷于贫困的境地。政府巧取豪夺的方式多种多样：使人破产和管理混乱的赋税，强制和罚款，为产品销售设置障碍，取消贸易的各种自由，对外销产品征税，等等。
这种考虑不周的赋税会缩减国王的收入，因为它会因赋税本身和征税费用而使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会妨碍生产和产品销售，特别是那些别国没有而我们能够大量生产的产品。正是这些产品能够成为国家巨大财富的源泉，并为众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这不仅因为它能使许多人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而且还因为这些财富的支出能为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提供报酬。法国能够生产大量葡萄酒，按照对邻国有利的价格销售给邻国，而我们也能得到大量收入。财富能增加数百万，人口也能增加成百万。
然而，农业国不能仅靠自己的财富的增长而致富。问题在于，丰裕的财富比众多的人口更能促进这些财富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财富的增长又会促使从事各种挣钱职业的人数增加。例如，由于资金不足而用牛耕的小农经营，与使用马耕的大农经营相比，使用的人多得多，收入却少得多。大农经营要求大量的预付，但它能提供100%的利润，而使用多得多人手的小农经营所能提供的利润只有20%（参看《谷物论》，政治经济学）；此外，使用少数人手的大农经营能保证人口的大量增长，因为它能给数量多得多的人提供工资和生活资料。[39]
由此可见，国家财富的增长，能促使这些财富以及人口和国家威力的更大增长。
没有航运的国家几乎完全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人口，航运则能以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进行大规模贸易。要知道，若没有对外贸易，国家甚至不能扩大农业，因为产品丰裕会使其价值贬低，毁灭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收入。促使价格下跌的产品丰裕，不利于人口增长，因为贫穷决不能把人留在国内，不能把人吸引过来。实际上，如果人口和财富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人口相对过多，那么，这种过多的人口将使国家大为贫穷。工资将同人口增长成比例地下降，消费也与工资成比例地下降，使人们贫穷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所有者收入减少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缩减自己的花费，从而使各种从业者的工资下降，最后则是人口的减少。
如果航海国家有大量多余的粮食产品，但禁止出口或以税收来妨碍其销售，也会发生上述情形。结果会形成使耕作者亏本的价格，也就得不到土地收入。剩下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恢复对外贸易，或者严格地把农业限制在满足本国的生活资料的范围之内。可是，这样一来，下层民众在歉收年就有挨饿的危险，产品贬值就更危险了。因为它会使农业萎缩，使国家收入和生活的源泉毁灭，使人口减少和国家破产。
因此，当谷物出口被禁止时，就不应当抱怨农村居民没有开垦荒地，没有创造丰富的谷物了。丰富同贬值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贫穷。因为，无论谷物如何丰富，如果它回报给耕作者的仅仅是他的费用，那么，丰富就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售价偶尔超过费用，也不能构成工资和收入。因此，应当精心地研究产品价格是否超过了费用，扩大耕地面积是否消灭了迄今受到限制的土地的收入，限制这些土地是为了将谷物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以补偿费用，支付垫支和税收，以及补偿耕作者的劳动和风险。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是否需要相反地借助法律严格限制耕地面积，同时效仿在商业事务上十分开明国家的榜样，把某些过剩产品抛到海里去，以便维持所售商品的价格。[40]实行这种（限制耕地面积的）法律比禁止将剩余产品（如因毁灭性禁令而贬值的土地耕种还能获得剩余产品的话）销往国外更为合理。它们同样要比禁止栽种新葡萄和规定拔掉葡萄藤，以便扩大难以销售的谷物的种植的法律合理。王国还有3 000万亚尔邦适于播种谷物的未耕地，但是不能耕种这些土地，以免谷物价格下跌，引起国民收入降低；也为避免人口减少，而这种人口减少在收入受损、农业因人口缩减而衰落的情况下是会发生的。
在制定这种禁令时，难道真是相信小麦低价能促使谷物丰富和人口增长吗？其中存在着一系列会导致普遍衰落的现象，难道还不明显吗？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必要去追寻导致衰落的原因了。为了摆脱这种有害的偏见，只消看一下卢瓦尔河沿岸的那些省份就够了，那里的谷物由于没有销路而经常贬值，农民的工资太低，买不起低价小麦，也吃不起小麦面包。这是一些最贫穷的人口最稀少的省份，耕种的土地也很少。十分可悲的是，法国这样一个航海、农业和贸易国家，居然还要从自身的经验来理解这些真理。这些真理从没有航海优势的邻国的经验那里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
[1]魁奈的《人口论》或《 人们》是为狄德罗的《 百科全书》所撰写的，但在1757年情况变得异常严峻时，魁奈又把它收回去了。后来该文转到杜邦·德·奈莫尔手中，可是他也一直未能将其发表，尽管他在1769年向《公民日志》的读者提到过这篇文章。直到1908年该文才在杰沙普和杜布阿编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史评论》第1期中首次面世。1958年重新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第2卷。这次是首次译成俄文。——俄译本注
[2]魁奈关于人本身是财富的首要创造者的论点，表明他的思想十分深刻，而且离财富源泉和人口运动的正确观点也很接近了。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这个观点却因其对手工业和工业劳动生产性的教条主义否定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俄译本注
[3]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之一这个观点，魁奈后来没有加以发挥；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并坚持了对立的观点，即认为贸易是不生产的。——俄译本注
[4]魁奈指的是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的敕令。这个敕令的废除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害。魁奈同18世纪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一起对废除这个敕令加以指责，并为在法国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而斗争。——俄译本注
[5]《特瓦塞的法兰西王国详情》。——原注
[6]魁奈依据当时的统计文献对法国人口数的这些计算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并得到了后来的历史和统计文献的证实。魁奈在《谷物论》中也提出了这些数字。——俄译本注
[7]魁奈这里提出的巴黎人口数与其他人所提的数字有所不同：沃本（72万），索伦（75万），杰巴尔（80万），布芬（60万），埃克斯比尔（60～65万），以及稍后的涅克尔（62万），杜普尔·德·圣·莫尔（60万）。重要的是，魁奈强调所有这些计算结果是相近的，并将其间的差别解释为只是由于计算的对象有所不同。——俄译本注
[8]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无可争辩。作者还很确切地指出了巴黎人口的主要补充来源。——俄译本注
[9]参看王国名人年鉴中的检察官名单。——原注
[10]取材自威廉·配第：《政治算术》。——俄译本注
[11]《经济杂志》，1757年第6和第7月号。英国经济情报。——原注
[12]人们认为，英国的人口有700万，苏格兰有250万，爱尔兰有150万。我国的人口比这三国人口总数还多500万。英国的富裕会引起更大的消费，任何时候这都可以作为更大收入的标志。依据这个特点可以实际地对一国每年再生产的财富作出判断。但是，法国看来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人民达到同样的繁荣，并迅速增加它的人口。它的政府现在承认苏利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样关心使王国致富。前述英国人文章摘引是以英国和法国收入的现状为基础的；他们的计算是从土地税收出发的，而税收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成比例的；从税收可以知道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2亿利弗尔。同时，文章的作者证明，法国的土地收入（大约是土地提供产品的1/8，包括支出在内）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他们认为，英国的贸易是法国贸易的2倍。他们证明，土地收入不决定于土地面积，而决定于耕作方式和产品价格。荷兰和（丹麦的）西兰岛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他们从自己15万亚尔邦土地中所取得的产品，相当于法国1.3亿亚尔邦土地所提供产品的1/3。收入中不应包括出租房屋和放债的货币进款，因为房屋和货币是非生产财产，为支付房租和利息，需要有其他的财产收入。——原注
[13]魁奈力图低估克伦威尔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的意义，这符合他的下述观念：只有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完全自由，消除一切垄断法规和各种形式限制，才能为发展贸易和合理的国际关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表现了魁奈对基于重商主义的国际政策的敌视态度。——俄译本注
[14]魁奈关于区分福利和财富的这一番议论，实质上表现了他想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意图。但他到底还是没能摆脱两者的混同，他视价值为劳动的结果，同时却又常常将本属使用价值的个别成分包括到价值解释中。
他常常把价值和价格混同起来，因此，他对价值的理解是复杂和矛盾的。“价值”在他那里不仅混同于“财富”，而且混同于“使用价值”。这种混同不仅使他的著作被译成俄文很困难，而且也使他的思想难于理解。魁奈至今还保持着难于理解的学者的称号，这不是偶然的。——俄译本注
[15]魁奈这些有关区分使用价值和价格、价格和价值等等的议论，表明他有时已经相当接近于正确理解价格、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了。但他很少坚持他所提出的这些区分，并且常把这些术语当作同义语使用，结果使得这些术语本身变得很不确定，还为发生歧义和经常的误会以及被指责存在逻辑矛盾提供了口实。——俄译本注
[16]“基础价格”在魁奈那里与“生产费用”同义。——俄译本注
[17]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英国和荷兰都没有完全坚持谷物自由贸易原则。可参看巴什：《16～18世纪荷兰经济发展史》（1949年俄译本）中“贸易和贸易政策”一章。英国在1757～1759年间是禁止谷物贸易的。——俄译本注
[18]俄译本误为15塞蒂。——中译本注
[19]俄译本误为370利弗尔。——中译本注
[20]在《谷物论》中，我们对小麦在平常年份收成的估计是，大农经营4 500万塞蒂，小农经营3400万塞蒂。但在估算后者时，也将其他谷物计算在内了（免得繁琐）。这些经营的小麦是按较低价格估算的，以便对所有谷物得出一个总数。但是如果精确地说，我们的收获量应该是总共4500万塞蒂小麦，其余的数量则是各种不同的等价的谷物。这个收获量应当是良好耕作的1500万亚尔邦土地的产量，然而我们的适于耕作的土地有6000万亚尔邦。由此可见，我们的农业未加利用的土地有3/4。
法国的农业局限于本国的需求，这就失去了自己农业收入的3/4。由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以2000万亚尔邦耕作良好的土地，就能得到比法国更多的收入（参看《谷物论》中关于良好耕作的效果的资料）。——原注
[21]英国人的对外贸易比我们广泛和稳定，他们出口100多万塞蒂小麦和100多万塞蒂其他谷物。在欧洲国际贸易中出售的谷物总数大约是1000万塞蒂。由于缺少购买者，英国的谷物贸易自然受到了限制。——原注
[22]埃居，欧洲货币单位。——中译本注
[23]第欧根尼（帕弗拉戈那锡诺普，约公元前320年），古希腊哲学家，作为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物，第欧根尼主张个人生活应从自足开始，不顾体面和坦率，并实行禁欲主义，他认为这样便可回归简朴的自然生活，具备高尚的道德。——中译本注
[24]拉·博奥：《下层帝国历史》。——原注
[25]《帝王的财富和历史》。——原注
[26]关于国王如果没有某种强力阶层支持就不能拥有自己权力的思想，表明魁奈已经接近关于国家政权本质的正确观点了，他也看到了当时法国的国王专制政体与贵族和僧侣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他想竭力证明，国王权力应当保护法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俄译本注
[27]魁奈反对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的直接后果限制和降低了人民的消费，这是他的经济政策纲领中最进步的成分之一。——俄译本注
[28]魁奈在这里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如果不与谷物经济同时发展技术作物，农业的高度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思想显然是从狄德罗那里接受过来的，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提出过这种思想。——俄译本注
[29]这种税收使销往国外的葡萄酒价格上涨了1/3或一半，这大大缩减了它的销售（还有其他几种更重的税）。一桶价值100利弗尔的葡萄酒从波尔多运往布列塔尼销售，要加254利弗尔的税（维伦斯：《吉也纳耕作考察》，1755年）。布列塔尼省课征饮料税，使这个省的饮料消费至少缩减了3/4。这种税收最终还是落在国家身上。这些税收是靠土地收入支付的，所以了解一下布列塔尼的土地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令人感兴趣的。它们可能丧失了一切价值，或者土地所有者为了避税而放弃了生产？如果谷物因为没有销路而丧失了价值，那么，这种祸害一定还引起了别的灾难。——原注
[30]手稿此处空白。——法文本注
[31]参看《百科全书》中“农场主论”、“谷物论”、“赋税论”等条目。——原注
[32]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魁奈甚至把从事采掘工业的人也看做是生产性劳动者。但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没有再提到这一点。——俄译本注
[33]他在此文中说：“尽管它们实际上不是食品和必需品，即按照自然秩序不是最宝贵的和最必需的物品。”参看米克：《重农主义经济学》，1962年版，第97页。——中译本注
[34]魁奈的这个说法与他对商业的观点很不一致，后来他再没有提到过。——俄译本注
[35]魁奈抱有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同样的观点：在基本需求没有满足以前，不允许奢侈。他反对生产奢侈品的工业。——俄译本注
[36]显然是笔误。应该是：“便宜一半”。——俄译本注
[37]“真实的价值”这个多余的说法再次表明，对魁奈来说价值问题是多么的模糊不清，说明他在定义价值本质时是多么的摇摆不定。看来他是想找到最确切的表述，因而提出了多种定义。——俄译本注
[38]这是对前述观点的修正。参考本书第127页注释①。
[39]居住在拥有大农场的富裕农场主耕种的土地上的人，要比居住在小农场主或对分制佃农耕种土地上的人少。瞥一眼博斯和彼尔什两地的地形图便可看出，博斯比彼尔什显得空旷。博斯只有一些相隔很远的大教区；在各个教区里住房很多，这些住房的朝向相反，而且很密；博斯的土地所提供的收入要比彼尔什多得多。总之，彼尔什的人口尽管比博斯多，但在促进王国人口增长方面却远不如博斯。关于在农村使用人力的合理性，应当根据他们的职业和他们增加土地价值的能力来判断。由富裕农场主耕种土地的国家，能够保证得到最大的收入和拥有最多的人口。必须使农场保持财富，而所有者的收入则要花掉。前者能创造财富，后者则能向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原注
[40]可见，魁奈对商业资本家在原始积累时代所推行并由重商主义者在理论上作了论证的最野蛮的措施之一是赞成的，尽管他是反对殖民政策和商业战争的。不过，他的赞成是有条件的。——俄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