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缩减和增长的原因

战争、不结婚、食品低劣、缺乏耕作土地的资金和下层人民生活贫困等，都会妨碍人口增长。人数众多的军队使国家不堪重负，它和格外严厉的宗教一起使国家受到破坏。

一个没有宽容心的国家，如果处于富有宽容心的强国的包围之中，它的处境是很不利的。宗教自由会吸引人和财富，而宗教的极端不宽容则会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并阻碍他们回归。这两种情况都会阻碍这个国家繁荣，而促进富有宽容心国家的昌盛。因此，不宽容会逐渐使国家破灭，并促进邻国的财富、人口和力量的增长。

国家的力量在今天是靠其财富支撑的，而财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人创造的，庞大的军队则损害了这两者。英国人总是精于算计的，他们根据从业人数及其支出来估计对手的力量；他们通过增加他们使用的财富来保证自己的成功；他们不从国家拥有的货币额出发作出估计。他们在一部关于政治的著作中指出：“我们只应当考虑在商业和农业中不断起作用的、不断更新和回复的财富；不断更新的财富是我们支出的源泉，它不会使我们破产。我们感觉自己是富裕的所有者，手中的货币不多，但却总能搞到大笔收入抵补大笔开支。我们的军队不是军事国家的特别精华的部分，我们的士兵为了挣钱才变得英勇善战；我们的政府不是靠作战，而是靠财富和政治协议取得军事胜利的。我们几乎总是处在战争状态，但是我们的国家没有丧失自己的财富，没有失去在欧洲的威望和海上霸权，没有发生人口和王国财富的减少。我们签订了借款条约以支持战争，但我们又从有利的协约中得到了补偿。我们没有法国多达1200万或1500万的金银币，但是我们同样能够扩大自己的货币财富，增加货币总额。要知道，我们的货币额同我们王国的疆域和人口数量是成比例的。然而，我们的收入和法国的收入的对比，就同货币对比的情况不同了，我们的收入比法国绝对少不了多少。”[11]

国家的力量实际上取决于收入，而不是取决于货币额。货币额达到收入的一半是罕见的。因此，国民的支出不是以货币为基础的，而是以每年通过收入而更新的财富为基础的。

如果真如英国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英国的收入与法国一样多，[12]那就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英国更富裕。因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同另外一个更大国家的收入相等，它就相对地更富裕，这是由于它在行政、构筑防御工事和保障边境城市安全方面的费用较少，还由于它的财富是由较少的人数消费的：每个人更富裕，全体人民也更富裕。

英国的人口比法国少得多，只够满足它的海军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有强大的陆军。但是人口数一般不能决定国家的武力，军队要与国家的收入相适应。如果军队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它对国家的危险比敌国军队还要大。英国自以为很强大，不大需要陆军，因此免除了庞大的开支，能将这些开支用到它更需要的其他防御上。

军队是国防工具，但国防是掌握在国家自己手中的，并且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和观念，即取决于它的财富和政治协调。历史学家向后代讲述自己国家的战争业绩时，他们对战功的叙述会引起读者的狂热；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手段，那么，他们的著作就没有什么教益，仅仅是有趣而已；这些著作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战争的历史，而不是和平协议的历史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因的历史。

士兵和军官除了战争进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认为国家的命运仅仅取决于围攻和战役的成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人口稠密的国家强大，因为它能提供更多士兵，而且从身体强壮的农民那里能得到比城市居民更好的士兵。但是，更富有远见的政府，不会为了拥有反对敌人的手段和供养优秀的将军，从而使农村变得荒芜，使国家收入源泉变得枯竭。关于在农村征兵对缩减人口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大约30年前王国实行常规后备军的影响看出来。起初这种措施还显得比较合适，轻易说不出对国家带来了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支后备军的骨干有6万人，每6年轮换1次，还有2万人在这6年内替补。总共8万成年人，他们不能结婚，不能回家，即使有2万人替补也不行。因此，每30年国家就要损失30万人的后代。一代接一代的每个家庭以4口人计，这样，30万人没有后代就意味着人口少增长了120万男人和女人。

后备军的2/3落在农村，因为大城市和有特权者是免于服役的。这样，在总数6万被招入后备军且6年不能回家的人中，有4万多人来自农村，即每年大约有7000人，约占该年达到17岁的农村青年的1/8。但是，这个1/8渐渐地变成了1/7和1/6；这样，30年内后备军就使农村失去了20万人，因而使人口减少了80万。青年为躲避被征入后备军而逃往城市，使荒无人烟的农村受到更大影响。因此，一个青年被征入后备军，使农村损失不下3个人。总之，30年内农村损失的人数还要加上40万人及其后代。结果，后备军在30年内使农村人口减少了200多万男人和妇女。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不出一个世纪农村就变得荒无人烟了。

军人们认为，建立常规后备军有很大的优势，它能保证国家在常备军外还能保有6万人的常备名额，战时可将其一部分拨入正规团队，或者编组成王国的特种部队、法兰西兵团等等，以增加我国军队的固定名额。但是，所有这些优势是从下述思想出发的：王国为了生存必须要靠军事行动。然而，他们忘记了因此而引起的巨大开支。

军人的狭隘眼界使他们只看到军队的利益，而且仅仅是陆军的利益。因为后备军的优势与我们的海军无关；相反，由于它引起人口减少，所以对海军是很有害的。

然而，法国是一个航海大国，而且自从英国以其军舰和商船作为我们敌人的依靠之后，法国在海上比在陆地上更需要保护自己。此外，法国还必须支持自己的贸易和保卫自己的领海。加入德意志的大部分国家没有航海提供的优势，因而不能靠出售它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来创造更大的财富。这些国家的收入是十分有限的，它们无力支持庞大的军队，它们甚至无力将这些军队调离供养他们的区域，如果不是英国靠自己的海军获得的财富提供了帮助的话。正是因为这样，英国才如此害怕我们的海军的成长。英国不掩饰这一点：假定我们以自己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保证其统治的海上力量，我们就改变了欧洲的体系，而且也不需要大规模增加我们的陆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邻国，即使有它们自己的力量可供使用，也不会调出许多军队来反对我们。实际上，如果英国的贸易被我们的海上力量所拦截，或者变得很困难，那么，贸易就不再是英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同时，为了对付我们的巨大力量，英国就不得不在海上花费巨额开支，这样它就不能以金钱支持反对我们的联盟。我们的邻国看到英国的资源枯竭，也就不愿与它为伍和支持其贪图功名的计划。战争的危险对我们来说就减少了，战争不会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也减低了，因为我们在海上进行的反对这个海上强国的战争所需要的开支，要比它在陆地上发起的反对我们的战争所需要的开支少得多。

海战不像陆地战争那样，需要给炮兵花费巨额开支，提供给养和饲料，还有干部。它不会引起国家财富流向国外，参加海战的军力也不会很多；它不需要骑兵；海军军官的开支也节省。购买粮食和军火的协议会得到优惠，达成进行陆战时不可能的价格。

海上力量能保证对外贸易的加强和发展，而对外贸易又提高了土地财产的收入。在为其他海上强国所惧怕的海军支持下，我们的通商会遍及各地，把人口吸引过来。没有人迫使他国的机构接受自己本国的法律，国外机构能够平安无事地和自由地与其他经商的和竞争的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消除了妨碍商品销售的一切限制、禁止、捐税和压制；双方的船只能够自由进入所有的港口，贸易具有了对通商各国都有利的正常性质。双边贸易的各方不得不承认促进共同利益的条件和协议，且只会致力于发展对自己最有利的贸易，没有人会制造其他细小困难去损害这种贸易；人们会以一种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并且懂得两个国家应当互相促进；也知道单纯的销售贸易是一种幻想，因为商人需要购买者，每一方既是卖者也是买者，双方的财富是靠各自双方的繁荣同时促成的。

著名的《克伦威尔航海条例》[13]规定向外国人关闭英国港口。这个条例绝不像英国人和我们想象的那样对英国有利。大多数论述贸易问题，特别是论述我们的粮食贸易问题的学者认为，为了促进我们的航运事业，我们的产品通过海路的出口应当完全掌握在法国人手里，但是，关于这个垄断问题完全是在商人的局部利益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他们很正确地指出，为了扩展我们的贸易，为了使我们富裕起来，应当在我们产品的外销上实行完全的自由。但是，他们认为，发展我们贸易的直接目标应当是增加我们的商船，以使我们自己能够将产品运往国外，并将国外产品运回国内；他们还认为，我们的商船会使许多人学会航海术，这对海军是有利的。

毫无疑问，对外贸易能够带来上述良好的结果，但是，这应当是在不依赖于妨碍普遍发展贸易和损害国民收入的条件下实现的结果。我们应当尽力保证和扩大销售我们的粮食产品。但是，如果禁止前来采购的外国商船进入我们的港口，或者不让外国人带来的商品自由地进口，以使他们得不到运费的利益，而将这种利益保证给予我们的航运业，那么，上述目的是达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的批发商的观点。他们在销售我们生产的粮食商品时候只想赚大钱，并且害怕外国人竞争。他们的同胞显得总是他们的虚假论证和局部利益的牺牲品。他们只想压低粮食商品在国内的价格；他们说，低价购买是得利的第一来源，也容易销往国外。他们要我们相信，这是扩大贸易的唯一方法。按照这种说法，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唯一方法就在于依靠本国来取得利润了。这种观点成了一切特权、禁止和垄断的根源；发展这种具有破坏性的贸易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们的产品丧失了它们的价值；人民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输入的商品，整个贸易由此受到损害。此外，这种原则也不会给我们的耕作者带来任何好处，既不会增加我们的牲畜，也不会扩大亚麻的种植面积。

假如对买者有利，那么销售商品就比较容易。商人既想能够更好地售卖和扩大销售，就不应阻碍买者得利。假如我们压制邻国的贸易以发展我们的船队，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主要任务置于局部任务之下，同时我们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阻碍贸易成功和有害于保障我们的粮食产品的措施，对我们的船队和国家收入同样是有害的。此外，在迫使别人接受对他们不利的条件的同时，应当想到，别人也会从他们方面提出对我们的贸易和航运业更有害的条件。总之，所有这些卑劣的有缺陷的措施，实施的结果总是同提出这种措施的人的意图相反，因为它们既不利于自己的航运，更压制和削弱了本国的贸易。

英国航运业的扩张并不是由1660年的航海条例造成的，这应当用我们海军的软弱来解释，而我们的海军的软弱并不是这个条例的结果，这个条例只会有害于颁布它的国家的贸易，并缩减收入。

如果我们的海军能够自卫，那么，英国人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个条例的不利，并将其废除；贸易的成功取决于贸易自由和普遍有利的法律。这是因为，只有对双方有利时，贸易才能繁荣。

但是，最能促使我们的船队取得成功的是国家收入的增长。海军支持贸易，贸易也有利于海军。它们只有相互协作和支持才能发展：海军之所以强大，只是因为贸易为它提供了富有航海经验的人；而贸易如果没有海军预先支持也不能得到发展。但是，海军的开支只能以我们的收入来补偿。商船是挣钱的，而海军是花钱的，但是，由于海军而减少了陆军和地面的战争。商船盈利会吸引很多具有航海经验的人加入海上贸易，而这些盈利的来源则是我们大量的土地产品及其销售所带来的，还有来自居民和海上力量的支持。

为了不致没有优秀的士兵和水手，应该给他们支付优厚的报酬，并依靠高水平的耕种和发展能提高王国土地财产收入的对外贸易来筹措资金。只有这样，法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军事国家，即实际的强大国家。

当法国被附属于王室的几个大国割据时，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军事国家：每一个附属国都要保卫处于自己支配之下的领地，只从事耕种土地和军事活动；但是，自从法国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并且统治者的权力得到法律保护时，它就由于这种统一和自己的位置，而变成了一个海上、贸易和农业的强国。因为它只能依靠农业产品、贸易和海军才能使其财富得以保持和扩大。要知道，它必须阻止其他国家夺取海上支配权和控制贸易及其利益，防止这些国家成为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否则，不管我们的军力如何，其他邻国都会迫使我国服从它们的法律，并依附于它们，这样就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和它们的优势。

总之，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发展贸易来保证销售自己生产的粮食商品。没有这种销售，即使土地产品丰富，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相反，产品的丰裕还会导致价值下跌，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不能补偿他的生产费用，使土地财产收入化为乌有。只有能销售出去，而且价格能补偿费用并保证得到收入，国家才会努力使其农产品丰富。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应当为对外贸易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优价销售创造收入，收入又会引起人口增长：收入如能报偿人们的劳动并保证他们的利润，给予他们富裕的生活，就能把人口吸引到这个国家。在有大量收入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再缺乏用于航运以及在海洋和陆地上保卫国家的人了。

绝对不应当用限制和压制对外贸易的办法来促进航运业；相反，航运必须在促进贸易并使贸易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得到扩展；发达的航运因扩展了贸易而增加了国家收入。

人们最为需要并能吸引人和留住人的福利，包括有价格的商品财富和货币财富。

所谓商品财富，我们指的是依照构成其出售价值的价格与货币相交换的东西。财富只有在其所有者能够出卖它，购买者需要它时，才是可售卖的财富和商品财富。因此，不是所有财富都是可售卖的财富。我们呼吸的空气，从河中汲取的水，以及所有类似的福利，或者数量充裕并属于一切人所有的财富，它们都不是贸易的对象。这是福利，不是财富。[14]

如果福利的占有带有永久性质，例如土地所有权，那它就很少被看做是商品财富。实际上，土地产品本身是可以出售的，而且它还决定和调节着地产的价格。然而，当它出售时，如果售价没有超过用在生产上的费用和劳动，那么，即使出售的是人们必需的粮食，也不能认为它是带来利润的财富。因此，不应将人们为生存、消费和使用所必需的一切财富，混同于由交易价格而获利的售卖财富。

人们需要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些的数量比人们需要的多，可用来交换人们还没有得到而又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想拥有许多能够交换其他东西的财富。这就是售卖或商品财富，以及货币或货币财富。要知道，交换其他各种售卖财富需要靠货币来实现，而货币又可以交换到一切形式的财富。因此，如果人们拥有某种商品财富，他们就能够在不同商品的价格相等的基础上，用货币交换到任何其他东西。

物品的价格表现了商品财富的售卖价值。不应当将商品财富的价格与它的使用价值混同起来，因为这两个量常常没有关系。使用价值总是不变的，而且多多少少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使用和他利用某物的意愿；而价格则相反，它是变化的，并且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不固定的原因。价格不受人的需求的调节，同时它也不是任意决定的价值或由商人之间的协议决定的价值。[15]

钻石在所有的商品财富中用处最小，然而，除非粮食奇缺，否则它的售卖价格总是大大超过粮食产品的售卖价格。

但是，当对粮食商品的需求极大时，它的价格能够无限制地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偶尔决定它的售卖价格。我说偶尔，是因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歉收或普遍短缺的原因，同财富的使用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总之，被认为可以售卖的所有财富的价值，不决定于它的价格。生产这些财富所获得的利润，也同它们的使用价值无关。同样价值的1塞蒂小麦或一条花边，对售卖者和想使用它的人是相等的财富。正因为商品财富是财富，所以它的价格决定于理智。因此，关于人民的富裕及其繁荣，要按照商品粮食的丰裕及其稳定的高价格来判断。

尽管商品财富的价值绝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由商人之间的协议决定的，但是，国家却完全可能利用自己的破坏性措施对价格造成很大的有害的混乱。这在海洋和商业国家特别可能发生，因为对其他商业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政府，能够通过自己的片面的措施来制定价格，而这种价格同所有其他自由贸易的国家所通行的一般价格是不一致的。结果，贸易受到政府压制的国家的收入就会降低。同时，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所有通商国家的普遍的和共同的价格却很少发生变动，它总是稳定的，对各国是有利的。

商品财富的价格调节着它与货币或货币财富的交换，而货币财富又能交换成任何一种商品财富。货币是在售价协议中与一切种类商品财富等价的财富。

货币或用作货币的金银本身绝不是使用的财富。如前所述，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易工具，它在交易中履行自己任务时，不会损坏，不会破碎，不会陈旧，经过十年千万次买卖而继续存在，仍像以往一样在买卖中有用。因此，在不间断地与售卖财富的交易中，只要很少的固定不变的货币就可以了。货币在买卖中只是为了显示商品财富的价格，它在交易中只具有抽象意义，取代它的票据显得更合用，它以商人之间的票据往来成就了连续不断的商品财富交易，而不需要有与这些财富等价的货币。因此，国家的繁荣不在于有多少货币，而在于它的商品财富的充裕及其优价。

货币数量随时可以补充，但商品及其价格（它构成财富及其售卖价格的基础）不足就不能补偿。在法国的每个人，如果有100缪特酒，其现价是每缪特54利弗尔，就好比他有100马克一样富有；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实际得到同他的酒价相等的一笔货币。在贸易国家中，总有足够货币供商品按其相应价格交换之用。要知道，商品价格本身就是商品愿以时价交换货币的明证。

如果某国贫穷，不是如通常所说因其货币少，而是因为它没有抓住商品财富，或是因为它的价格过低。要知道，农业国只能在拥有大量年产品及其优价条件下才能富裕。换句话说，良好的土地耕作和本国产品的广泛的对外贸易，才是国家富裕的保证。广泛的对外贸易不仅提供了销售的可能，而且还能通过通商国家之间的贸易维持有利的稳定的价格。国家不是借助于大量货币实现高度富裕的。没有矿山的国家只能通过向国外售卖自己的土地产品才能增加自己的货币财富数量。因此，它的产品丰裕和优价总是带来大量货币的来源。但是，如果没有贸易，货币仍然无用。除了向国外有利地购买商品财富以外，货币不能增加国家财富，因此，货币不应被积攒在国内，那会阻碍贸易所创造的财富的增长。

积攒在国内的过多货币并不能构成带来好处的财富，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将货币投入流通，以利于相互贸易。所有货币在商业国之间的分配是同生意人的意图成比例的，他们认为商业的任务就是互相夺取货币；商人则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行事，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货币购买用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以便从买进、卖出和航运中获利。

耕作者和制造业者向商人出售产品并获得货币，他们同样能使这些货币带来收入，因为他们能用这些货币更新商品生产。土地所有者用得自农场主的货币，向商人购买商人运来的外国货，商人又把货币转付给向他出售农产品的农场主。从制造业者、土地所有者和一切雇用他们的人那里取得工资的工人，将货币用于购买食品和其他所需要的商品。货币被重新用于土地耕作和其他工作，使再生产得以实现。因此，一国的货币量应当同其商品财富的数量及其价格大体相适应，但是一国财富的基础，在现有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因其货币的多少而变化。

国家的收入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又受到对外贸易的制约和调节。因为在没有对外贸易即没有进出口的国家，农产品价格不受任何秩序的调节和约束，它不可避免地要随该国交替出现的产品丰歉而变化，而国家则会遭受同样有害和不可避免的价格过低之苦和价格昂贵之祸。

商品的基础价格[16]取决于生产或制造商品所需要的花费和费用；如果商品售价低于生产它的成本就要亏本；如果价格能提供充足的利润，使生产得以继续和扩大，那么这个价格对他们来说就是好价格。如果因为歉收而使价格变得让人难于忍受，那就是物价昂贵来临了。如果价格超过基础价格很多，但人民还不觉得不可忍受，那就只能认为它是高价格和很有利的价格。小麦高价这种事情会出现在这样的国家：它的小麦总有富余，很多小麦被卖到国外，而且小麦的这种高价会给国家和土地所有者带来很多收入，还能保证给予居民报酬和利润，以补偿他们在小麦上所增加的支出。因此，对外贸易能为小麦和其他农产品创造国内的高价格，这种高价不会使居民感到难于忍受，但却对国家有利。应当先研究一下这些条件，然后再来判断我们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是否合适，它的售价是否过高，是否应当把它压下来。

当价格低廉，而且持续地不高于基础价格时，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因为，为了不致破产，不致停止生产那些价值过低的产品，情况不应当是这样。因此，任何政府不应当考虑那种依照偏见通常被称为是便宜的价格所带来的利益。因为这种价格会同时损害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其他居民的报酬，阻止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扩大。这种破坏性影响在我们那些农产品低价的省份可以看得出来：那里的费用少，但是报酬低，以致他们的劳动不能得到任何富足生活；报酬不吸引人，人们变得懒惰，生活贫困。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收入也很少，不可能拿出必要支出来改善自己的耕地，以及以优厚报酬去雇用工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离开这些省份来到城市，那里的生活费用较高，但报酬也较高。因此，粮食产品较贵的国家，人口较稠密。与那些粮食产品价格过低的国家相比，粮食价格较高和人口稠密的国家的人民比较勤劳，生活也比较富裕。人们的消费也不限于粮食一种，为了过上富足生活，他们还需要衣服、劳动工具和其他东西。法国人去海外，迁居圣多明戈和马提尼克岛等地，不是为了面包，吸引他们的是能给他们带来富足生活的工资。

我们说过，在同其他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并且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完全自由贸易的国家，价格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因为这种国家的价格与其他国家的一般价格是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收成的好坏通常不会引起价格的任何变动；在同一年内，一些国家收成好，另一些国家收成坏，但通过这些国家之间自由和无障碍的贸易，不足者可以从丰裕者那里得到供应；反过来，当后者需要时，也可从前者那里得到供应。通过各国的这种联系以及丰歉的不断交替，价格就能处在固定的平均水平之上，它取决于由贸易联系起来的各国的共同基础价格。

荷兰和英国的谷物贸易是自由的，[17]而法国的谷物进出口是禁止的，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人们就没有经历过我们在法国经历的谷物价格的巨大波动。我们的收成只供国内人民享用，它有时显得过多，有时又非常不足，结果粮价就在昂贵和跌价之间无规则地波动。因此，在一个没有商品进出口自由以及这种可能性的国家，粮食产品价格不可能有任何秩序，完全没有稳定性。民众在丰收年要受丰裕之苦，在歉收年则要挨饿而死，或因紧随饥饿而来的流行病而死亡。价格的剧烈和经常的变动是造成极端贫困和人口减少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

它们对国家收入的伤害也不小：在高价和极低价格交替过程中，它们相互平衡并会创造一种共同的价格（我们的收入就是以此价格为基础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共同价格对土地收入是不利的。价格波动和收成波动的结合与平衡，为售卖者所创造的共同价格，要比购买者的共同价格低得多。购买者每年购买同样数量的小麦供自己消费，他们的共同价格是作为几年间价格波动的结果而形成的。但是，销售者每年收获与出售的小麦数量不会相同，他们的共同价格是几年间按不同价格出售不同数量小麦的结果，它不同于出自几年间购买相同数量小麦所产生的购买者价格。但是进出口贸易排除了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因此，售卖者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很接近购买者价格。这从下表可以得到说明，该表列出了法国小麦价格随收成好坏所出现的波动，另一张表是英国的情况。

共同基础价格。370利弗尔支出，除以25塞蒂，得14利弗尔16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参看《农场主论》）。

共同购买价格。每人每年消费3塞蒂，5年消费15塞蒂，它共值261利弗尔，或如前表所说的5塞蒂小麦成本87利弗尔的3倍，以261利弗尔除以15塞蒂，即得出构成每塞蒂价格的17利弗尔8德尼。这就是法国很久以来通常的共同价格。

共同售卖价格。5年进款总数387利弗尔除以25塞蒂，即得15利弗尔9德尼，此数的1/5即是每塞蒂的价格。可见，共同售卖价格只比基础价格高出13德尼，即每亚尔邦多3利弗尔8德尼，它比购买者价格低2利弗尔4德尼。因此，如果物价昂贵而小麦价格很低，那么耕作者就总要吃亏，不愿再播种小麦；没有出口，而播种面积又很大，他们便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收获了大量小麦，那么售价就会降到基础价格之下，遭受亏损，国王和国家也得不到收入。

共同基础价格。以370利弗尔支出除以25塞蒂，[18]得14利弗尔16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

共同购买价格。每年3塞蒂变为5年15塞蒂，值270利弗尔，[19]这个数字除以15，得18利弗尔，即每塞蒂的成本。

共同售卖价格。以5年进款总数440利弗尔除以25塞蒂，得每塞蒂价格17利弗尔12德尼。可见，共同售卖价格超过基础价格2利弗尔16德尼，只比共同购买价格少8德尼。在前面没有出口的情况下，售卖者只能得到15利弗尔9德尼。也就是说，他的利润总共只有每塞蒂2利弗尔3德尼。每亚尔邦是10利弗尔15德尼，与3利弗尔9德尼一起，共计14利弗尔3德尼。购买者在购买小麦时不会付出更多。

我们每年收获小麦大约4500万塞蒂。在这个小麦收获量中，因为没有考虑可以销售到国外的300～400万塞蒂的进款，所以要损失1亿（利弗尔）。[20]但是，我们的小麦收获量还能够增加2000～3000万塞蒂。仅仅由于出口对小麦及紧随其后的其他谷物的价格的影响，土地财产收入便可增加1.5亿利弗尔，这还没有考虑国内小麦价格的提高和售卖出口谷物的进款的增加。[21]

但是，出口还有另一个优点，即它能阻止出现物价昂贵，而物价昂贵能使下层人民破产，使许多人挨饿而死，或因饥荒之后的流行病而死亡。人们会反驳说，英国尽管收成不错，但是仍然遭受物价昂贵之苦。但这对英吉利王国来说是一种例外，不能归咎于出口。因为正是出口总能使它避免由于农业扩张而带来的价格猛涨。一般的单纯的出口不足以提高谷物价格。因为英国每年出口小麦不足100万塞蒂，还不到其年收成的1/20。因此，它应当以适当比例提高小麦的价格，但这不可想象。一个国家出现如此罕见的物价昂贵现象，应当会有某些它不愿揭示的特殊原因。

关于这些涉及经济政策的问题，可参看下列文章：《农场论》、《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货币利息》等。

农产品价格没有受到足够注意，而只有根据土地产品的价格才能对收入作出正确的评价。但产品本身并不能提供收入：它实际上可能数量很大，但却没有收入。如果产品售卖价格没有超过基础价格即成本，那么耕作者就会亏损；他只能在产品价格超过这些产品所要求的费用或开支的情况下才能创造收入。因此，产品通过对外贸易所能达到的价格越高，就越有利于国家、所有者和人民，国家的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就越大。这对国家有利，因为价格提高增加了国民财富；这对所有者有利，因为他的收入提高了；对人民有利，因为用来获取谷物的支出增加了。从增加人口的观点来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丰裕的谷物吸引人，而且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在福利方面这也是重要的，因为利润会促使生产扩大。但是，只有通过对外贸易达到的价格，才对国民财富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能有人认为，如果有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它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交往，只有满足自己国内需求的国内贸易，那么，它就会只会从自己国内需求的观点，而不是从其售卖价格的观点来看待粮食产品，于是它很想要的是低价格，因为这样可以摆脱发行过多货币的沉重负担。然而，如果进行这样想象的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其人民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组成的，其中有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国王、政府成员以及各种不同的收入阶层，那么，结果似乎是：国王和土地所有者一样，需要收入；参与国家管理的管理者，需要薪水；从事不同挣钱职业的人和从事农业的工人，需要工资。总之，这个国家的年收入，像其他国家一样，也需要通过按照同年产品和体力劳动相应的价格的买卖，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群中进行分配。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年成也有好有坏，这就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商品财富的售卖价格对这样的国家与对其他国家几乎一样重要。

但是，当一个国家需要靠货币财富来保护自己免受邻国侵犯时，它的产品对它来说，在这些产品是这些财富的源泉的意义上，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我说的是在产品能够成为货币财富的源泉的意义上，而不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货币财富。这两个条件应当加以区别，以便提出关于国家财富的正确观念。如果某种商品能够卖到100埃居，[22]那么，完全可以认为，这个产品等于这100个真实的埃居。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财富都是与其价格相应的实际的货币财富，即使它完全没有转换为货币。因此，与外国通商的国家的财富，是由货币财富和按其国外价格估算的真实财富构成的。

由此可见，拥有价值20亿农产品而没有货币的国家，与拥有20亿货币而没有农产品的国家，是同样的富裕。

但是，要具备这两种售卖财富，就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对外贸易。如果两个（本应）彼此通商的国家没有任何交往和对外贸易，那么，其中一个就不能靠自己的产品取得货币，而另一个也不可能靠自己的货币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它们两者都同样地需要对外贸易：一个是为了以自己的货币财富取得等价的产品；另一个则是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能使其成为等价的货币财富的价格。

然而，不应当按照在国外出售产品所吸收的货币量，而应按通过双边经常自由贸易所确定的产品价格，来估计自己的财富。假定一国每年只能出口100塞蒂小麦，不可能卖得更多，那么，存在于通商各国的小麦的共同价格，就对一国具有该国出口1000万塞蒂小麦同样的力量。这个共同价格是这样确立的，就像相互沟通的水体的水位一样：假定在一段时间内，地中海的水没有流进大西洋，大西洋的水也没有流进地中海，那么，这两个海洋的水位将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沟通保证了这个水位。通商各国价格的均衡也是如此：它是靠双边贸易的经常联系来确定和保持不变的。因此，如果一国这一年没有出售小麦给邻国，而邻国也没有卖小麦给对方国家，因为对方国家现有的小麦恰好够满足它们的需要，但也不多，那么，对方国家的小麦价格既不会比邻国低，也不会比邻国高。如果对方国家的小麦价格较低，那么，在自由的对外贸易条件下，对方国家就会将小麦出口，于是对方国家的小麦价格便会同该国在国外出售的价格相等。双边的自由对外贸易的优势就在这里：它能使你的任何商品都有共同价格，即使你没有销售和购买它时也是如此。这个共同价格为一国的产品创造了真实的和与邻国相联系的相对售卖价格，而这个相对的售卖价格也为该国创造了真实的财富。所有的价格，如果仅仅与国内贸易相关，那么它既不会使该国更富，也不会使该国更穷，然而由于它的无秩序和不稳定，它会对个人和行政当局的经济秩序，以及农业经济造成破坏。因此，商品的售卖价格只能通过在通商国家起作用的共同的和稳定的价格来实现。因为每个通商国家能够实际地在国外按照这个价格售卖商品，所以，拥有最广大和最肥沃的农业土地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

如果商品通过对外贸易能够变成与货币等价的财富，而货币也能由此成为与商品等价的财富，那么抱怨购买国外商品就会使我们丧失货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对外贸易几乎总是通过互相购买商品进行的，所以类似的抱怨更显得没有根据了。从研究对外贸易的差额来判断它是否有利，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国家得到了更多的货币，那么，另一个国家就购买了更多的商品。哪一个更富裕了呢？而且，贸易差额说明不了一个国家从它的货币中得到的利润，也说明不了另一个国家从它的商品中得到的利润。

但是，我们很了解，没有农产品的双边贸易，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稳定的售卖价格；它的国内价格将是无秩序的和不稳定的，因为它要被年成的丰歉交替所左右；此外，从这种波动中形成的共同价格对国家收入是很不利的。因此，海洋国家如果轻视自己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就会对自己的财富、人口增长和实力造成巨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