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回过头来想想看，不得不说我是环境的产物。和现在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结构要简单得多。家庭成员之间更亲密，人们更为相互尊重，行为准则也更清楚、明确。大人们会教小孩懂礼貌，为他人着想，为邻里做好事。

在我小时候，除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行为之外（在我的《浮出水面：贴上孤独症标签》 [3]和《用图像思考》 [4]两本书中，以及我母亲的《口袋里的刺》 [5]一书中有过描写），妈妈从不会因为我有孤独症而降低要求，她认为我有能力去适应社会。当我只有6岁时，妈妈就要求我和家人一起吃饭、行为得体、好好守规矩、不能弄乱卧室等等。当时，所有的小孩都要彬彬有礼，学会说“请”、“谢谢”这样的礼貌用语。在大人们的心里，我当然也要学习这些社会技巧，这是毋庸置疑的。

妈妈对我要求严格，并且始终如一。她很了解我，也能很敏锐地解读我的行为。我可能从她那里遗传了敏锐的分析能力，这让我终身受益。她能分辨出我的歇斯底里行为哪些是由于疲惫，哪些是由于感官上的过度刺激（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就不会被惩罚），哪些是我没有尝试，而哪些只是我在耍“个性”。任性的小孩通常都会去试探别人的底线，我也是如此，这和有没有孤独症没有关系。

妈妈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功夫分析和塑造我的行为，原因之一是她想向爸爸和医生证明我不是非进精神病机构不可。记住，当时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孤独症还知之甚少，大多数人还相信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leheim）的理论——孤独症是由于母亲的照料不周和冷漠无情导致的。在妈妈的心里，她知道只要学习的方式适合我，我是有学习能力的。她努力让我不用进入精神病机构，尽管这很难。

我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天然的社交场所，很容易交朋友。当时还没有电视、DVD、电脑和电子游戏，让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单独待着，这对孤独症孩子的发展是件好事。我的时间都花在了做风筝、做飞机模型、大量的户外活动、桌面游戏、玩牌这样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教会我轮流等待的规则。我5岁时就会独自用纸板做东西了。这些活动对我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强化，帮助我建立自尊，为我提供机会练习各种技能——从语言沟通到协调感觉刺激，再到控制自己的行为。

有时我单独活动，更多情况下我是和其他人一起玩，或者和我的姐妹们、保姆，或和其他孩子一起。这是锻炼社会技能的绝佳机会。我最喜欢的游戏是桌上曲棍球，而这个游戏让我学会必须和另一个孩子一起玩。加上妈妈对我的社交礼节训练，我很小就懂得了如何与别人一同游戏：要轮流，要公平，要做其他人想做的事。

我时不时会放纵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别人其实不想听的事。有一次，一个邻居家的小孩拿来一个玩具驴子，当你把它的耳朵往下按时，它的尾巴会翘起来，会有一股烟从它屁股冒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东西有点黄色的意味，可我觉得这只驴子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就一直不停地说啊说。我的伙伴们终于厌烦了我的喋喋不休，不过好在他们选择了口头阻止我，简单而直接：“闭嘴，你那个蠢驴的故事我们听够啦！”他们这样一说，我就知道该闭嘴了。那个年代，人们说话还都很直接，小孩直接，大人也直接，如果你做错了事，大家会明白地告诉你。当时还没有那么多顾忌和解释，怕伤害到别人感情什么的。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就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如果是由妈妈告诉，我还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比如剥夺一晚上看电视的权利）。这种交流的质量很高。

那个时代，家庭和家庭之间也有更多的交往。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只有十二个孩子。我们都在一起玩耍，每个人都会邀请其他人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都是这样的，没有人例外。我们放学后也一起玩耍，有人家里有套拼装玩具，有人家里有桌球台……我们都会一起到他们家里去玩，而我也乐在其中。社会交往每天都会发生，每个人也都要有一定的社交技能。如果我在邻居家表现得不好，邻居阿姨就会纠正我，就像妈妈那样对待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有的妈妈都教给孩子一样的规矩，管束他们。那时的社会比现在要更有凝聚力。

我也不是个害羞的孩子，这对我学习社交技巧和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很有帮助。记得有一次我和家人一起到加拿大旅行，我想玩平底雪橇，就径直走到当地孩子那里，问他们我是否可以加入；而我的妹妹反倒太害羞，从不敢这样做。每当有新的邻居搬来，我会过去介绍自己。我并不胆小，敢于参加社会活动，也不会因为怕犯错误而焦虑，可能是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练习的机会，我可以不断去尝试。这些特点，加上妈妈对行为举止的要求，可以算是我成功的一个秘诀。

我喜欢从无到有地搭建一些物品，这也是我视觉思维方式的自然表现。而像玩洋娃娃之类的女孩子游戏，我不仅不感兴趣，反而厌恶至极。我宁愿走出去在树上搭建小屋，或者手工制作一些会飞的东西，如飞机和风筝。我曾经用围巾和挂钩做过一个精致的降落伞，在我的特别设计下，这个降落伞抛向空中时不仅不会纠缠在一起，而且还能很自如地展开并滑翔好长一段时间。

我6岁的时候弟弟迪克降生了。妈妈还在医院静养，我在家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我用硬纸板剪出小马的轮廓，系上绳子，粘上一束皱纹纸。妈妈和弟弟一进门，我就把小马从栏杆上放下去，这时所有的皱纹纸都展开来，形成一个漂亮的大花环。这是我6岁时的想法。还有一次，妈妈在楼下有一个聚会，位置刚好就在我房间的正下方。我拿出一条连衣裙套上挂衣架，在裙子外面塞上一个纸袋，画上眼睛，当作脑袋。然后我在挂钩上挂上一条绳子，慢慢从窗外降下去。这时，所有的宾客都以为有人掉下窗户而尖叫起来。那真是太好玩了！

我具有极好的视觉心理理论，情感思维模式却很差。举例来说，一次我们捉迷藏，我竟能想到做一个假人去吸引寻找者的注意。我心里想，如果把外套用树叶装饰一下，然后把一件件装饰后的外套放在树上，寻找者就会花时间去树上寻找，这时我们就可以突然出现抓住寻找者。这是我8岁时经常做的事情。三年级时，为了使学校的小狗展览能做得更好，我决定像狗一样走走看。我做了一件小狗服装，让里斯双胞胎兄弟牵着我像狗一样展示。这真是好玩的经历。同伴们很喜欢我稀奇古怪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分享彼此的兴趣爱好，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老实讲，我曾怀疑过，如果过去的日子里我天天坐在电视机前或玩电视游戏，我是否具有现在的创造性，是否能获得如此多的自我激励的方式和自尊感。电脑对我的吸引力也是很强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不会在家里放电脑，因为电脑对我仿佛有一种催眠效果，我能花好几个小时看某一个屏保程序而不能自拔。如果我小时候就有电脑，对我学会今后帮助我生活的那些技巧毫无益处。非电子时代的成长经历使我很容易融入其他孩子和成人之中，对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妈妈带我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激发我的好奇心，不让我和世界隔绝。我经常获得来自他人的鼓励，但并不是我做对的每一件事都能获得表扬。不像今天鼓励到处可见，那时要想获得他人鼓励就需要不断努力。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我的保姆，学校老师，他们鼓励我做我擅长的事情。这些鼓励形成合力对我就奏效了。

妈妈明确地教导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其行必有其果。家庭生活是结构化的，学校生活是结构化的，这与孤独症的思维模式正好相符。我就读的是一个老式的结构化课堂，一位教师十二名学生。老师让我们轮流朗诵课文，然后进行半小时的数学作业，然后写半小时的作文。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没有什么感觉刺激。如果我在现在的学校就读，一个班三十个孩子，伴随着各种骚动，我想我也需要一个特教助理才能生存下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纪律要求很一致。现在一些老师经常告诉我，他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孤独症儿童在家和在学校的行为规则无法统一。在我的那个年代，我在学校闯祸了，老师会给妈妈打电话，结果显而易见：妈妈会取消我当晚而不是整周看电视的权利，因为妈妈知道那样会打击我做好孩子的积极性。妈妈不会大呼小叫跟我发脾气，她也从不过度情绪化，当我放学回家，她只是平和地跟我说：“迪奇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你今天的表现了，今晚就不能看豪迪·杜迪[6]了。”就这么简单，让孩子事先明白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一以贯之地执行。

还有一些特权必须努力赢取。只要我有最好的行为表现就可以获得一些“成长特权”。记得一次参加妈妈的晚宴，其中一个“成长特权”就是为大家传开胃菜。另外一次是我八九岁时，姨妈允许我用她的专业油画颜料。当时，我用得非常小心，因为这让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妈妈熟知我的兴趣爱好，并用这些兴趣爱好激励我学习新事物。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妈妈也知道我在声音敏感度和其他感觉刺激上还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如果我在看马戏时发脾气，她不会责备我，因为她知道我确实无法忍受当时的环境。然而她仍旧会带我去看马戏或其他类似的地方，让我逐渐适应这样的环境。我喜欢我们一起做的很多事情，因为她非常了解我，我很放心地尝试享受各种活动。当环境超出我承受能力的时候，妈妈会立刻把我带离现场。妈妈对我了如指掌，熟知我的底线，知道何时该“推”我一把，该推多远。我非常感谢妈妈的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