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和僵化的思维

从小学到高中，我被困在了这样的“旋转木马”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坏名声越来越大，传播得越来越广，旋转木马转得越来越快。每次我进入一个新学校，我的痛苦之源就增加一次。到高中时，这似乎已经成了众所周知却秘而不宣的事实——我是一个注定要被孤立的人。尽管每年我都能得到不错的成绩，我也知道自己“撑过来了”，但这些不足以抵消我从同伴那里得到的伤害所产生的消极情感。尽管我能够遵从班级和学校规则，完成学业，通过测验，但在社会交往方面我仍然非常笨拙和悲惨。

有时，我还会以各种方式招惹其他小孩，这更加增添了我的不幸。这并不是因为我要故意招惹他们——尽管事实上我的确招惹到他们了——而是出于我对可预见性的刻板而强迫性的需要。为了看到我习惯的预测性结果，我无法控制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偷偷走到某个同学旁边去弹他的耳朵，每次见到特定的人就不停地重复某句话，因为每次对方的反应都是基本相同的。如果我得到的反应和往常不一样，或者他们不理我，我就会重做一遍，直到对方的反应达到我的预期才肯罢手。

当然，这些绝不应成为我可以这么做的理由，也不会为我赢得朋友。它只能导致我和其他同学之间的裂隙更大，同时让我的“敌人”们觉得他们隔离和欺负我是对的——好像他们真的需要确认这一点似的。

就像我的托儿所生活一样，我的初中生活开始得也不怎么样。我是1972年11月上的五年级[19]，比其他人都要晚两个月。我那时刚离开比奇布鲁克（Beechbrook），一个位于克利夫兰（Cleveland）的住宿式治疗中心，在那里专门治疗严重问题儿童。我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的父母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对付我不断增加的反常、破坏性的负面行为，才把我送到了那儿。他们觉得那里能帮助我，这样我和家人都能喘口气，彼此得到急需的休息。而五年级开学将迟到的事实，让我心里又充满了恐惧。不仅是因为我的常规被打破了（每年开学都是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而且因为我知道其他同学会对我为什么迟到感到好奇。到了初中，我们就会既有自己的教室，又要到不同的教室去上不同的课。会有一些从同一所小学来的同学和我在一起上课。我肯定他们会打听我的事情的。

我不能说我搬家了，也没法让别人相信我得了两个月的感冒。我必须得想个听起来合理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秘密，这是从比奇布鲁克转到博德曼·格伦伍德中学时让我最头疼的事了。如果别人知道了我到一家精神问题机构接受治疗，肯定会嘲笑我或者把我赶出学校的。

幸运的是，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当有人问起了我为什么这么晚入学时，我故作轻松地说了句“我病了”或者干脆转移了话题。每次或者由于我拒绝回答此类问题，或者由于当时有其他事情岔开了别人的注意力，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也就有机会继续做那个闷闷不乐、学业尚可但却疏离于同伴千里之外的五年级学生。

我非常渴望拥有朋友，渴望有人喜欢我、欣赏我，就像其他人一样。然而我做的一切事情看起来都只会让我和他人越来越疏远。一天早上，我来到妹妹梅格的卧室，拿起一只橡皮丢向空中，想用脚踢。可是脚没踢上橡皮，却踢到了床柱上，脚立即就骨折了。在之后的四周里，我只有打着石膏才能走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要打着石膏去上学，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与众不同。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同学在我的石膏上签字，向我表达祝福和各种积极的情感。四周之后，我取掉了石膏。两天后，我跳起来落在两个台阶之间，崴了另一只脚。当时我非常怕别的小孩会嘲笑我把两只脚都弄坏了一遍，所以接下来一整天我都忍着剧痛不敢显示出来。最后我连路都走不了了，实在忍受不住了，就走到上一节课的英语老师跟前，低声对她说我需要去看医生。“我要你去看椅子，然后坐上去”——这就是她的回答。直到那天放学回到家，我才意识到这只脚也骨折了，“骨折之脚”的续集。第二天，那位老师为怀疑我说谎而道了歉，同学们又一次在我的石膏上签字，表达他们的同情，也展示着幽默感。

脚上的石膏只是暂时性的，我的同学们也很快忘掉了我的笨手笨脚，但是我的其他一些行为却让人保留了更久的记忆。我上第八节课的教室面对着学校后院停车场，这对我来说构成了一项挑战，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于学习——我的座位让我有一个绝佳的视角可以观察整整齐齐停成一排的校车。放学铃声响起前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校车开始一辆接一辆地驶入停车场，通常情况下，最后一辆校车在其他车都离开后才会到达。

这个情况恰好迎合了我要求事物一成不变和可以预知的个性。通常，每天下午校车都会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以同样的顺序排满停车场。我很喜欢从自己所在的角度去观察校车整齐排列的样子，看它们把停车场的空间有规律地划分开来，以及它们所摆成的线条。我把注意力都投向了窗外，留心我自己的校车何时进来。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我也会留意其他校车的路线，还在脑海里想象着某辆校车在特定的时间所应到达的地点。

就像当时我一贯的思维方式一样，我给校车也固定了自己的规则：我希望自己的校车排在最后进学校，这样它就会停在最边上，我就能从自己坐的地方看到它。更重要的是，校车来得晚意味着我可以晚些回家——少一点时间被家人喊叫，少一些因为做出不得已的行为而被惩罚的机会。学校是有章可循的，家里却不是。这些看起来“不适当”的举动，就是我每天努力去熟悉周围环境的方式——这些环境是纷乱复杂的，而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井然有序。

然而，大多时候我自己的规则和真实的世界并不是合拍的。我的校车几乎总是前几个进校，让我每天在学校的最后时光变得黯淡无光。实际上，我上学的每一天都和在家里一样带着愤怒：在家里，我因为家人没有按照我预想的顺序坐到饭桌前而生气；在学校，我因为校车没有按照自己预想的次序进校而产生同样的情绪。我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控制校车的顺序，也不能说服校车司机按我的想法调整时间表。我的校车从来都是很早到校，于是我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后一个上车。

当时对我来说最难过的是课间时间和在食堂的半个小时。我在大型的、方形的房间里和学校的走廊里感觉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都是学生集中的地方，那里的吵闹和骚动对我的感官而言是巨大的负担。和三十个孩子一起待在封闭的教室里是一回事，和十倍于三十的孩子们一起待在开放的、有回音的空间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的感官像是被淹没了一样，似乎被脱光了展示于众人面前——尽管事实上没有人注意我。

我经常以不去吃饭来应对午餐时间的不快。如果可以逃避和一群讨厌我或者不想和我产生关系的同学坐在同一张餐桌前，我觉得即使付出饥饿的代价也不算什么。但是在这半小时里，我实在是很无聊。我把这半小时用来在学校的走廊闲逛——以设计好的方式，按照固定的路线。经过几次试验，我一点点精确了自己的路线图，使得它可以恰好用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完全做回我自己，逃避学校里的烦恼，同时还能满足自己的刻板需求。除了午餐时间之外，我还为放学后的那段时间设计了另一张路线图。按照这张路线图闲逛的时间，能让自己每次都看起来是恰好最后一个赶上校车。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设计路线图和安排准确的时间，而是偷偷地执行它，让我每次最后一个上校车看上去都是简单的巧合。午餐路线图执行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直到一次我被一位老师抓到，他威胁我说如果不像其他同学一样去食堂吃饭，就要去校长办公室受训。但他的威胁并没有干扰我放学后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