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恐惧，更多的恐惧

即便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热切地渴望在别人心里占据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对世界心怀恐惧的孩子来说，这一点很难。这简直是我在社交上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从我5岁时开始，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带给我的困扰也越来越多。

我心怀恐惧地进入托儿所，这种恐惧远远超过同伴们的分离焦虑。在托儿所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因为环境的变换、遇到的挑战和未知的一切而感到恐惧。这种感觉让我无法适应和跟上班级中的活动。

我记得有一次在克莱德勒夫人托儿所，助教老师指派给我一项美工任务，这项任务与我之前遇到的所有任务都不一样，要求用一把钝剪刀把我们在纸上画的东西剪下来。这项任务简直让我痛苦至极，我从来没用过剪刀，连拿都拿不住，更别提去剪纸了。助教老师肯定觉得我很顽固，在挑战她的权威，于是冲我大声训斥。我还记得她嘲笑训斥我时其他孩子们的沉默。

我觉得即使是在托儿所，同伴们就已经感觉到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孩，我身上有些让他们无法理解的奇怪东西。我所在的班人数很少，我的这点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全班都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我用剪刀时的笨拙和后来数学活动中的无能很快就过去了，同班的孩子们和那位训斥我的老师也许第二天就忘了。然而有一些东西却不会消失得那么快，很长一段时间都困扰着我，那就是如何和他们交朋友。

在我生命的头五年，我几乎都生活在自己创造出的“真空”当中。为了寻求安全感和放松，我有很多很多重复性的、刻板的行为，经常破坏物品、发脾气。当时心中的恐惧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那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心绪，就像阴霾一样笼罩着我，纠缠不休、挥之不去。我的信息接收方式是隧道式的，只能处理很少的信息，这样我才能对环境有些其他感受。对我来说，一个人呆呆地注视着地毯上某一根纤维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不会让我感到精神压力，即使这意味着我会漏掉周围发生的一切。

早年这样生活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我错过了重要的社交体验，失去了发展后来梦寐以求的社会技能的机会。我过分地关注事物的细节，却忽视了这些细节所处的大背景，忽略了这些大背景的意义。时间就这样不断向前，就像一位从不质疑上级命令的士兵一样，我懵懵懂懂地从托儿所进入了小学。

就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时，我的问题已经不再像剪纸、做图形那样简单了。我完全不懂得如何与别的孩子相处。我不知道怎样和他们打招呼，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我的孤独形象一定很突出，毕竟，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盯着洗衣机或陀螺旋转，盯着电话线的走向，把东西往后院的树上丢，然后看它们落下来的轨迹等类似的单人活动上。这些早期经历，让我失去了和同龄孩子一起玩的兴趣，所以进入小学后，我不可能像变魔术一样就突然具备了和一群陌生同学交往的能力。没用多久，我就意识到在我和其他同学之间，赫然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峡谷。

小学一、二年级充满了让人不堪回首的记忆。对老师们来说，我就是一个麻烦，一个破坏纪律的问题分子。教室越大、在校时间越长、周围蹦蹦跳跳的同学越多，我就越感到无法忍受。在学校的每一天，我都满怀恐惧和焦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展览的老虎。

我对周围的环境毫无意识，要知道这可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人们对孤独症还几乎一无所知。在约翰森夫人二年级的班级里，最强调服从和纪律。你没有被叫到就不能说话，你要听从老师的指令做事，你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循规蹈矩。她把班级管理得井然有序，只有我是个例外，我不知道如何顺应这一切。尽管这样的班级中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你很容易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这种可预知性那时还没有对我的适应产生作用。

毫不奇怪，我在一、二年级经常遭到老师们的训斥。两位老师可能都觉得我在考验她们的耐心，但她们却都没能区分哪些是我故意的捣乱，哪些是我没有能力遵从指示而导致的问题。加上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很难长时间地坐在椅子上，我在班级中的处境越来越糟。

我的救星在教室的后墙上。1969 —1970学年，我的铅笔一定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尖，因为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到后墙去用那里的铅笔刀削铅笔。对约翰森夫人来说，这种举动属于违反纪律的行为，因此尤其令她恼怒。但是对于我这个缺乏社会技能、只关注自己的小孩来说，起身去削已经非常尖的铅笔却能使自己从安静地坐着，必须集中注意力的状态中暂时解脱出来，因为，削铅笔这种重复性的、带有旋转性质的动作给了我快感。直到今天，我手里依然保留着约翰森夫人给我的年中评价卡，上面写道：“他需要持续不断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