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祖：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浦二世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被人刺死，主谋是谁恐怕永远也弄不清楚了。有人认为是波斯国王手下的人干的，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再也没有什么事件能给他们带来难以想象的毁灭性后果了：菲利浦二世的年方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任王位，几年以后就消灭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是来自斯塔吉拉城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当马其顿国王时，亚里士多德48岁并已名扬古希腊世界。我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为何此后不久便离开了马其顿而重返雅典，反正不会是跟亚历山大不和，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是这位有才干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多疑而又骄横的世界君主的时候。也许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雅典是古代世界文化的中心，是他的老师柏拉图生活与去世的地方，也是他自己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

无论如何，在公元前335年或334年亚里士多德携其妻子女儿和养子返回了雅典。在后来的10～12年，当亚历山大征服了古希腊人所知道的全部有人居住的土地时，亚里士多德却以惊人的才干建起了一座最宏伟的科学大厦，完成并总结了自己一生的著作。但他命中注定不能在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中间平静地度过晚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雅典反对马其顿统治者的斗争日益高涨，亚里士多德被逐出雅典。一年后他死在避难地优卑亚岛的哈尔克特。从那时到现在两千多年过去了，然而流逝的岁月并未磨灭这位希腊思想家的名字。

亚里士多德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就我们完全确知的而言，他的著作的论题包容了当时全部重要的知识领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这门科学中他考察了经济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学著作是在他后来留居雅典时产生的，这主要是指他的《尼科马赫伦理学》（本书是按哲学家的儿子尼科马赫的名字题名的）和《政治论》——解说国家制度的一本书。

亚里士多德不是在抽象推论的基础上，而总是依据对事实的精心分析来创立理论与作出结论的。他的《动物史》就是在广泛收集动物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政治论》也完全是这样的，他同一些学生收集和研究了158个古希腊和其他“野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资料，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是城邦国家。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睿智的学者和导师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周围总有一些学生和助手，在他后来居留雅典期间有60多个学生跟着他。他大概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据传说亚里士多德喜欢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同朋友和学生边散步边交谈，因此他的哲学学派在历史上被称为逍遥学派。

《政治论》和《伦理学》也可以说是谈话（有时是出声地沉思）的记录。为了说明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从不同的方面加以阐述并回答学生的提问。

亚里士多德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他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合理的，他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此外，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不赞成发展当时希腊的商品货币关系，他的理想是规模不大的农业经济（从事劳作的当然是奴隶），这种经济应能保持自身几乎全部的必需品，少数不足的物品可以通过与邻邦的“公平交换”来获得。

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在于他最先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它们的相互联系。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制度》中的某些片段，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前五章加以比较，又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令人惊奇的思想上的继承性。列宁曾指出，试图发现价格形成和变动（即价值规律）的秘密贯穿在从亚里士多德经过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直到马克思的学说中。

亚里士多德指明了商品的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分析了交换过程。他提出了那个将使政治经济学始终起伏不定的问题：究竟什么决定交换关系？他不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准确地说，他在答案面前停了下来，而且看来好像是很不情愿地不得已才走到了这个地步。但是，在货币的起源和职能问题上，他发表了有道理的见解，最后他还按自己的方式表述了关于货币转变为资本（即为所有者将来新货币的货币）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遗产一向是争论的对象。多少世纪以来，一方面，他的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想变成了僵硬的教条和神圣的教规，被基督教会、伪学者、经院哲学家和政治上的反动分子用来反对一切新生的和进步的事物；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以及科学中的革新者，则力图依据亚里士多德思想摆脱教条的思想。关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争论还会继续进行，这会涉及他的经济观点。

价值——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它的解释在历史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思潮认为商品价值有其客观的基础，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另一种思潮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认为它来自人们对某商品效用（在同其他物品的效用相比较中）的评价。这两种思潮的萌芽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是存在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肯定所有的商品都有一种共同的根本的属性，即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劳动量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假如，制造一把斧子要花五个小时，制造一个陶罐要花一个小时，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把斧子的价值将比一个陶罐的价值高四倍。这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在通常情况下，一把斧子将同五个陶罐相交换，这就是斧子表现在陶罐上的交换价值。它还可以表现在肉类、布匹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上，最终表现在货币上，也就是表现在一定量的黄金或白银上。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货币来表示就是价格。

理解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是很重要的。为了比较和对照斧子生产者的劳动和陶罐生产者的劳动，所要考虑的就不是这些行业中劳动的具体形式，而只是人的体力和脑力在一定时间内的耗费，即抽象劳动，这种劳动耗费是不以行动的具体形式为转移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效用）当然是商品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

由此可见，价值是客观的。首先，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人的感觉，不取决于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其次，价值具有社会性，决定价值的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们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商品并相互进行交换的关系。

与此相反，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价值的基础理解为所交换商品的主观效用。认为交换价值来自消费者的欲望强度以及某商品现有的市场储备数量。因此它是由偶然的数量、由“市场行情”来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问题就被引入个人估价的领域，价值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性，不再表现人们之间的关系了。

从劳动价值论引出的必然结论是剩余价值论，它阐明了资本家阶级是如何剥削工人阶级的。与此相反，主观价值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观念，从根本上排除了剥削和阶级矛盾。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超过资本家支付给他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它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创造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在剩余价值中包含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经济对抗的基础。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基础上的发展导致了它的矛盾的深化，并且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做了准备。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石，剩余价值论具有巨大的思想意义。

两千多年来为什么会在下述问题上争论不休呢？这个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究竟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位遥远的预言家，还是从效用引出交换价值理论的始祖？也许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没有创立也不可能创立某种完整的价值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交换中看出了商品价值的均等，并且很接近于理解这一均等的一般基础，这已表现出他的格外深刻的思想，并且成为后来许多世纪中进一步进行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已经存在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极为粗浅的说法。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价值这个问题。例如，他在《尼科马赫伦理学》中指出：“实际上社会不是由两个医生组成的，而是由医生和农民组成的，或者，一般来说是由不同的人和不等的人组成的，但又必须使他们成为平等的。为此，进行交换的一切物品应当依某些方法进行比较……必须用某种同一的东西来衡量一切物品……总之，当着相等出现时，偿付就会发生，以便使鞋匠的产品与农民的产品之比，等于农民与鞋匠之比。”

在这里，包含着把价值理解为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萌芽。看来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得出结论：农民和鞋匠彼此以自己的产品相交换，其交换的比例仅仅是由生产一袋谷物和一双鞋所必需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决定的，但亚里士多德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他不可能作出这个结论，看来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古代奴隶制社会中。对这样的社会来说，平等的思想、一切形式的劳动都有等同性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异端邪说。体力劳动受到鄙视，被认为是奴隶干的事情。尽管在希腊已有了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然而，当涉及说明社会劳动时，亚里士多德照旧“没有注意”他们。

亚里士多德不能深入理解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掩盖下的东西，为了解开这个谜，他便转向在性质上各不相同的商品效用的表面的因素。他显然感到这样的解释是一种庸俗的论调（他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我需要你的商品，而你又需要我的，所以我们才交换），也感到彼此交换的商品不能从性质上加以规定，所以他声称，货币使商品成为可以比较的东西。他说：“总之，必须用某种同一的东西来衡量一切物……这个同一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需要，它是把一切物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同样，为了代替需要，依照（人们之间的协议）产生了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