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意义

长江经济带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区域发展演进规律作用下的必然之义；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发展“新棋局”“新动力”“新引擎”“新担当”和“新利器”。

1.3.1 长江经济带是区域发展演进规律下的必然之义

人类文明都是起源于大江大河流域，人类最开始都是在江河流域繁衍生息，江河流域也就历来是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对于长江流域来说，千百年来中国人在此繁衍生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成为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也是地理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区域。在全球经济化下，网络化、带状经济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流域经济开发，向来是沿海起步先行，并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发展，逐渐沿着内河纵深向腹地梯度发展。比如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和莱茵河流域的开发都印证了这种开发规律。我国流域经济开发也体现了由沿海地区—沿边地区—内陆地区开发开放的梯度开发模式。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设置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开放区，确立了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地位，多种资源和优惠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自1980年起，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后又在总结其经验的基础上把海南开辟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充分发挥了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四个窗口”的作用，为我国的沿海开放构建了先行开放的发展模式。在经济特区成功实践的基础上，1984年邓小平又及时提出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并且在一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等。1985年又设立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沿海开发区，1990年开放了浦东新区。我国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经济开放区—内地中心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江地带”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东部地区得到了优先发展。

21世纪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逐步由沿海沿边向内地扩展。近年来，随着开放政策向沿江推进，长江流域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家级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及自贸区中，长江流域地区拔得头筹，并占据优势地位。该趋势同样与全球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的总体趋势相吻合。

1.3.2 长江经济带是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的新棋局

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自2014年以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增长速度逐渐中速化，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发展风险凸显；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等特征。习总书记将这种经济发展态势称为经济增长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面临新挑战，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区域产业分工合作尚不成熟，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受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就成了经济发展不得不思考、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党中央和国务院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对区域发展棋局进行了新思考和新布局，力图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为此，国家开始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区域战略组合，以期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所谓“四大板块”，就是东中西和西北板块，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和振兴西北老工业基地四大板块战略，以完善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政策。“三个支撑带”指“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其中，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做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与必然选择，是我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明智之举。长江经济带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构筑起未来我国“两带一路”发展的综合开发开放新格局，形成中国向西开放、陆地开放和海洋开放的三大开放新趋向。

自201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将长江流域建设成为我国经济新的支撑带的重要意义。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全面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问题。时隔3天，李克强总理即在重庆召开了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负责人座谈会，商讨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同年9月，国务院就出台了“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2月7日，张高丽副总理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会议，进一步部署和落实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的有关事宜。认知的成熟，引致政策的发生。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以下简称《意见》），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表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推动新型城镇化作为重要抓手，加强与“一带一路”的倡议衔接互动，培育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发改委于2016年2月刊文表示，2016年将抓紧编制出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全面提高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聚焦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充分考虑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合理划定城市边界。长江中游城市群着力在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城市互动合作上下功夫。成渝城市群充分发挥重庆、成都双引擎带动和支撑作用，提高一体化发展水平。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在改革创新和发展新动能上做“加法”，在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上做“减法”，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

1.3.3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又一新引擎。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长江经济带拥有的国土面积大。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中穿湖北湖南，西至重庆、四川等11个省市，横贯区域广，涵括省市多，穿越了东中西三大区域，拥有广阔的腹地，国土面积超过全国1/5；二是长江经济带人口多。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人口大约有6亿，近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在我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三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力量强。长江经济带内有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合肥、成都、重庆等核心城市，经济总量巨大，也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关键时期的重要抓手，是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一个重要横向联系通道，是拉动内需的主战场，将在未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四是增长速度快。2016年，长江经济带GDP平均增速为9%，远高于全国6.7%的平均增速，发展潜力巨大。因此，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1.3.4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动力

经济新常态下，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意义重大。国家将眼光放在长江经济带上，可谓明智之举。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东部沿海地区贡献犹大。但随着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资源要素的趋紧，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东部地区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东部地区要摆脱困境，则要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那些已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从东部地区转移出去。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因而原材料供给充足，但长期缺乏充足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这就为那些在东部失去优势的产业提供了新的生产区位。为此，从2009年开始，中央政府高密度地批复各地呈报的各种经济区发展规划，并采取各种措施促使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已在四大板块地区先后建立了13个国家级新区和6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意味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由过去的以东部地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为中心）为中心的单极驱动转向为包括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多极驱动，这是在新形势下的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变化。长江经济带建设将使拥有最广阔腹地、资源富集、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的中、西部地区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进而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将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其中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率先建成。可见，长江经济带建设在推动沿江城市大发展、产业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还将带动沿江公路、铁路、水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未来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国，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有望达全国的50%。

1.3.5 长江经济带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担当

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于初期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和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政策，造成了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三个板块之间的区际差异非常大。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到2010年，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元。2015年沿海发达省份基本上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部地区人均GDP为3.6万元，约为东部地区的60%，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27000多元，为东部地区的30%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下，缩小区际差异，带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是必然之义。

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以长江为纽带，串联起了东中西三大区域上的九省二市，将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经济圈三大圈联系起来，以城市经济区为基本单元，以流域经济整体发展作为目标，有利于三大城市圈的互动发展。一方面，借助长江经济带建设，可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能够加强不同发展梯度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性和三大经济区的联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梯度发展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上游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但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区域。而联动发展下，中西部地区也就成了这些产业转移的承接之地，为产业转移提供广阔的空间。因此，国家赋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支撑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1.3.6 长江经济带是经济全球化下发展的新利器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朝着区域化、扁平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任何国家和区域的发展都必须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浪潮中。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环境面临着新的变化和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要寻求多元化的联系通道和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习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是对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等需要的顺应，是一个跨越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大战略。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陇海兰新线——我国横贯东中西的陆路大通道，从东到西涉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区，辐射范围更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我国整个沿海一线，带动内陆广大地区。国外，“一带一路”分别从陆上、海上两个方向，通往亚、欧、非各大洲。有人评价，这就像对外开放的“两翼”，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插上两只腾飞的翅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往东，一个往东南，将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插上两只腾飞的翅膀。

由此，长江经济带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能够把“一带一路”更好地贯通和连接起来。长江经济带是环太平洋经济圈与我国内陆地区连接的主要通道，向南延伸是我国与东南亚地区交流合作的窗口。长江经济带，可以起到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向东通江达海，向西通过渝新欧直达欧洲，向西南通过云南与缅甸相连后进入印度洋，可以连接东南亚、南亚，贯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西北通过“渝新欧”和“蓉新欧”等运输线路连接欧亚大陆。可见，“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助于打开沿海地区以外新的对外开放阵地，实现我国东西双向开放格局，进而提升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多元化和联系通道多元化水平。

因此可以说，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新利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有人形容，中国的沿海像一把弓，广袤且资源富集的西部像一根弦，长江就是搭在弦上的一支箭，上海是箭首，重庆是箭羽，现在弓已拉满，是发力放箭的时候了。中国经济发展将似离弦之箭射向海洋，走向世界。还有人比喻，长江是一条龙，长三角是龙头，上海是龙珠，武汉等中游地区是龙身，四川重庆是龙尾。三者协调联动，摇头摆尾舞动龙身，就能够让长江经济带这条巨龙舞动起来，实现腾飞，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就能实现更大的发展。

另一个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的逐渐复苏，也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由此推动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升级。长江经济带在综合开发过程中产生巨大生产能力，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在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中需求得到二次释放。长江经济带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发展中都具备一定的优势，应积极参与到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分工合作中；上海、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特大和大城市的高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更深入地参与到高层次的全球产业分工中；更多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将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布点设厂，长江经济带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将愈加重要。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与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联系，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优化程度是同步演进的，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深入程度成为衡量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工业化的速度及生产、生活现代化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