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重读魁奈经济著作有感

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历史定位；魁奈经济学的主题与要点；

《经济表》：一个创新的分析工具；研究重农主义的方法与意义。

在译完了（实际上也是再次通读了）这部魁奈主要经济著作之后，作为本书的译者，同时也作为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的一个教学研究者，我再次深感对魁奈的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思想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的必要。这当然不是说人们以往对魁奈及其经济思想的认识和判断都错了，但我以为，传统的认识和判断确有不够全面、深入和准确的地方，因而我提出全面准确把握魁奈和重农主义的要求不算过分。我这里初步提出几个问题和粗浅看法，就教于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系统阅读本书的读者。如果这个探讨能激发读者阅读本书的兴趣，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了。

关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人们通常总是满足于指出，以魁奈为奠基人和首领的法国重农主义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成就和主要发展阶段。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很不充分。在我看来，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历史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杜尔阁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大家知道，杜尔阁是魁奈学说的追随者和实践者，是重农主义后期的伟大代表。马克思对杜尔阁的这个评语对魁奈适用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而以往我们对魁奈的学说及思想，首先是对其政治的和哲学思想的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有不当的判断。例如，在论及魁奈及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观”时，人们指出了其中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的合理因素，可是不太重视这种思想的锋芒所向，其实是对君权神授之类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人们还注意到了魁奈注重以世俗生活经验作为思想的依归和根据，但对他处处强调“理性之光”却未加理会，甚至担心注意到后者会冲淡前者的唯物主义意义。但魁奈的这些思想在一系列论述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在《自然权利》和《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反复强调指出过，也成为他的自然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又如，在论及魁奈的政治思想时，人们往往注意到了他的政治学说的“封建外衣”，指出这特别表现在对包括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在内的“所有者阶级”的肯定上；人们还认为魁奈的这种态度，对他这位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和国王宠姬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侍医来说，似乎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读过他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这篇典型的政治学论文后，你就会发现，魁奈所推崇的并不是传统的封建专制，更不是不懂救国和治国之道的昏庸专制暴君，而是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开明君主专制制度的典范，在魁奈心目中就是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因而魁奈成为当时风靡法国朝野的崇尚中国热潮的代表者之一，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魁奈对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是否经得起推敲（如果这样不算苛刻的话），这倒在其次，甚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生动具体地体现了魁奈的政治倾向。当然，当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年间，即所谓康乾盛世后期，这无疑也会增添魁奈论点在当时的影响力。此外，魁奈对法国历史上以重农著称的大臣苏利的大力赞扬，对重商主义大臣柯尔倍尔的严厉批评，都是他的政治态度的鲜明表现。

还应当注意到，魁奈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人密切相关，他的几部著名长篇论文《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和《赋税论》，无一不是为狄德罗的著名《百科全书》撰写的，并曾为此承担了若干风险。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魁奈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确是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的同道，即使撇开他的经济思想不说，魁奈也应当跻身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先驱者之列，尽管他不属于其中激进的一翼，而应归入温和保守的阵营。至于他的经济学说，更是直接为新生的农业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了。

这就说到了魁奈经济学说的主题和基本线索。究竟应怎样看待魁奈经济学说的主题和基本线索？这是需要提出来重新加以推敲的另一个问题。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出于人所共知的缘由，多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习惯于从价值论、分配论、资本论和再生产论等方面去理解和评价魁奈的经济学说，以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些问题就是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和基本线索，并应当循此主题和基本线索对魁奈经济学说做出一系列具体的评价。然而，这样看待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和基本线索，与魁奈著作的实情并不相符。

不是说魁奈没有研究这些理论问题，更不是说他在这些方面没有值得肯定的建树，而是不能说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就是这些理论问题，因而也不能说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就是其基本线索。我以为，认清重商主义给法国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对农业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力主实行重农主义方针政策，特别是主张推广“大农经营”即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以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富，增加人口，促使法国重新走上繁荣富强之路，才是贯穿魁奈经济著作的主题和中心线索。

魁奈经济学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性主题，是由18世纪法国悲惨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由于路易十四国王对外连年征战和大肆挥霍，到他1715年死去为止，王国已负债34.6亿法郎；战乱使法国人口急剧下降，加上对异教徒的迫害，致使法国人口自1660年到1715年减少了400万人（也有人说是600万人）。农产品产量自路易十四以来减少了1/3，人民的负担加重了。路易十四的继任者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和路易十五继承了祸国殃民的重商主义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出于无奈，也为救急，“病急乱投医”，主政者竟企图借“苏格兰狂人”约翰·罗制度挽救危局，梦想以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结果更加重了经济的混乱和困难，约翰·罗制度也以惨败告终。人们看到的情景是，皇宫富丽堂皇而乡村荒芜萧条，大批青壮年为谋生而逃离乡村，流入城市，社会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沉重的赋税却落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头上。加上谷物价格低落，对外贸易被禁止，使得农民收入80%以上被剥夺。魁奈活动时期的法国确已到了国家贫穷、民不聊生的地步。这就是促使魁奈在其著作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痛砭时弊的背景和动力。

其实，在魁奈之前，这一主题已经反复出现在一系列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著述之中了，魁奈则是他们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而魁奈之所以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则与其独特的经历和显赫的身份有关。弗朗索瓦·魁奈（Francios Quesnay,1694—1774年）出身律师之家，成年后以行医为生，且以外科手术方面的论文《放血效果的观察》受到当时法国医学界重视，不久便被聘为巴黎外科医学会常务秘书。最关键的经历是他在55岁时进入凡尔赛宫，先做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侍医，由于医术精湛，继而成为王国路易十五本人的御医。从此魁奈逐渐与朝廷内外众多人士有了密切接触，有机会对国情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魁奈绝非单纯的医生，他对国运民情极为关注，学问遍及哲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等。不仅好学，而且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每每发表自己不同于世俗的见解，他所倡导的“重农”观点尤其引人注目。魁奈同当时许多名人时有过从，热衷议论时政，又得到庞巴多尔夫人的庇护，遂在魁奈周围逐渐聚拢起一批志同道合者。所有这些都为魁奈著作形成上述主题提供了条件和环境。

在魁奈看来，他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犹如他行医的解剖刀，他要以之诊治已经病入膏肓的法国社会经济。这就是说，魁奈的经济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要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或者有意地批判某种理论，发展某种理论，或者为此后的某种理论作准备。至于他的经济理论在客观上构成了某种学派，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某种特定的地位，那是客观历史发展使然，也是后人对他的一种认识和评价。不宵说，如果这种认识和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它当然会具有真理性，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这种客观历史地位就是当初魁奈追求的目的。他没有怀抱这种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力求解决当时的问题，但结果他却创造了（理论的）历史。他没有打算创造历史，结果却创造了历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同有人自以为创造了历史，结果却被历史所淹没一样，都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理解了魁奈学说的历史背景和主题，也就掌握了理解魁奈经济学说的钥匙。因为魁奈提出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及其观点，都是围绕上述主题展开的，而他的各种观点与主张的合理性或局限性，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也都显得不是不可理解的了。他重新解释了财富和货币的本质及作用：他认为只有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同时又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才是商品，也才是财富；他指出货币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和流通媒介，而不是财富本身。这种观点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背景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他显然走过了头，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犯了轻视和低估货币作用的毛病；他强调农业是财富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因为据他说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同时他否认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性，因为据他说这里发生的只是财富的“相加”。这种看法的不合情理似乎不言而喻，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法国居然是一种创意，因为重商主义连农业的生产性也是否认的。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经济理论的核心，因为在他看来，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农业中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纯产品，是指每年收获的农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等各项支出之后的余额。

纯产品的多少显示了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兴衰，因为在魁奈看来，作为纯产品的获得者的“所有者阶级”如何支出（花费）这种纯产品，是“生产地”使用还是“不生产地”使用，直接左右着社会经济的规模。

魁奈把农业视为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他将纯产品的源泉仅仅归结为上述余额却具有经济合理性和科学性。他还根据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实践，以及法国北部几个先进省份的经验，大力肯定“大农经营”的优越性，这集中体现了魁奈追求崭新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深邃眼光和创新精神。所谓“大农经营”，是指由农场主使用马拉犁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营，这种经营的“原预付”和“年预付”（大体相当于农业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充足，“纯产品率”（农业生产率）高；与其相对的是所谓“小农经营”，其特征是资金不足，通常只能使用牛拉犁，纯产品率较低。针对法国当时社会经济政策的弊端，魁奈强调，自由放任的对外贸易、国内谷物的高价格以及减轻对农场主的赋税（只应当对纯产品收税），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三个必要条件，等等。如果离开上述国富民强的主题，离开法国社会当时的背景，转而强制地以今人的某种理论和方法去品评它，就不可能理解它应有的历史内涵和科学光辉，也不可能对魁奈经济学说真正的缺陷和不足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如何理解魁奈《经济表》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诚如马克思所说：“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对于这个谜，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和历史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说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代经济学者仍然是不可了解的。”魁奈的大弟子米拉波侯爵就是极好的例子。虽然他对《经济表》赞美有加，甚至过了头，但他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经济表》。正是为了给米拉波释疑解惑，才有了魁奈就《经济表》给米拉波的相关信件，也才有了《经济表》的一个又一个“版本”（迄今发现《经济表》的初版共有3“版”）。鼎鼎大名的亚当·斯密则因自身理论的缺陷，既不能对一国总财富的再生产和流通作出分析，又不可能对魁奈《经济表》的意义作出恰当评价。

最先解开《经济表》之谜的是马克思。他在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尤其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时，对《经济表》作了反复和透彻的研究，深入揭示了《经济表》丰富的内涵，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和地位，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其中的缺陷和不足。虽然马克思的评论仅是对众多《经济表》版本和模式中的一种而发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研究《经济表》的各种版本和模式仍具指导意义。马克思对《经济表》的集中评述主要见于1861—1863年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第六章]。马克思在这里依据魁奈《经济表》的算学范式分别详尽地分析了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流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租地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流通，以及《经济表》上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及表现等。马克思总结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马克思在为《反杜林论》所撰写的《批判史论述》中对《经济表》的阐释也是很著名和极为重要的。他以不多篇幅对《经济表》的目的、前提、出发点以及流通开始以前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还有几次大的流通行为作了扼要评述，并驳斥了杜林对《经济表》以及对一般重农学派的错误认识。

马克思对《经济表》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和未解决问题。马克思当时未能见到《经济表》的其他各种版本，他的分析仅限于1766年的算术图式，而这个图式及其假定条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假定没有对外贸易，只分析简单再生产，除了说明社会总财富的流通以外没有涉及其他内容，例如赋税和价格变动的影响等。经过1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史）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时至今日，人们对《经济表》的版本、分析模式和内涵，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依据国外最新发现的史料，对魁奈经济学和《经济表》作过深入研究，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见解。这里摘引他对《经济表》版本和模式的论述，相信对读者阅读本书会很有好处。

“《经济表》作于1758年末。但其初版的经过，在其后的二百多年中，一直为迷雾所笼罩。魁奈的门徒杜邦·德·奈穆尔，在其发表于《公民日志》（1769年）的叙述重农学派运动早期历史一文中说，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魁奈曾以四开本的形式，在凡尔赛宫内印刷，发表了《经济表》的初版，并以之分赠给有限的少数人；这个版本包括一个《经济表》，一篇《解释》，一篇《苏利〈王家经济准则〉选录》。这就是当时和在这以后的长期内被认为是《经济表》的第一版。虽然当时一般学者都知道这一版本的存在，但都没见过这版本，而只是在米拉波的著作和魁奈以后的著作中见过原《经济表》的征引和其发展的形式。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翁肯还认为这一版本早已失传。人们更不会意识到杜邦所指的这一版，实际上并非第一版；在这版本前尚有两个版本。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中发现了一批米拉波的文件，其中有关于初版《经济表》的文献。文献中有两封魁奈致米拉波的信。第一封信说他曾试作一说明经济秩序的基本《经济表》，附寄给米拉波查阅。第二封信说，他附寄经过扩大和修改的《经济表》的第二版，在这一版中，原《经济表》的400利弗尔的收入基数已改为600利弗尔，这版只印了3份。

以此为线索，在对米拉波文件进行探索时，发现了和第一封信描述相符的一份以4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魁奈《经济表》手稿。这一手稿是否曾经付印，没有得到证实。但由于魁奈的第二封信说到附寄的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经济表》是原以400利弗尔为基数的《经济表》的第二版，这份手稿从此便被认为是魁奈自己所说的写成于1758年末的《经济表》真正的第一版的原稿。

1894年，不列颠经济协会发表了一批从法国国家档案中新发现的有关《经济表》的文献，其中包括：（a）一张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镌版印的《经济表》；（b）一篇经魁奈手写校订的《〈经济表〉解释》;（c）一张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印刷的《经济表》；（d）一份印刷的《经济准则》。不列颠经济协会的报告认为这份文献构成了上面所说的魁奈给米拉波第二封信中所指的第二版。但学术界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文献中的（c）和（d）合在一起构成了真正的第二版，而（a）和（b）可能是较为后期印成的。

1905年，舍勒在《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他发现了一本被杜邦称为原《经济表》的四开本的版本。他把它说成第三版。舍勒对这一版的内容作了描述，但表述得不详细，没有把它和不列颠经济协会报告中的（a）和（b）资料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说明他是如何找到这个版本和这个版本的收藏地方的。因此，他的发现缺乏实物的旁证。

跟踪舍勒所提供的线索，库钦茨基夫人通过和杜邦在美国后代的联系，终于在1965年，在美国的伊吕特里安·米尔斯历史图书馆收藏的资料中，发现了舍勒所描述的，也就是杜邦所说的四开本的《经济表》第三版版本。这一发现证明了不列颠经济协会所发现的文献中的（c）和（d）是魁奈给米拉波第二封信中所说的“第二版”（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第二版”的另一本可作旁证），而文献中的（a）和（b）实是这个第三版的印刷底稿。1971年，贝卡格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旧书店中发现了和伊吕特里安·米尔斯历史图书馆收藏的第三版完全相同的版本，为库钦茨基夫人的发现提供了旁证。第二版和第三版都被认为发表于1759年。

以上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关于1758至1759年《经济表》各初版经过的情况。

以后《经济表》发表的经过较为明确。它以各种模式见于米拉波的《人类之友》（1760年）；见于魁奈和米拉波合著的《农村哲学》（1763年）；见于魁奈的《经济表分析》（先发表于1766年6月的《农业、商业、金融杂志》，复以修正、扩大形式收于杜邦于1767年编辑出版的魁奈文集《重农主义》）；见于魁奈的《第一经济问题》（先以《经济问题》为题发表于1766年8月的《农业、商业、金融杂志》，复以补充和修正形式收于杜邦的《重农主义》）；见于魁奈的《第二经济问题》（于1767年第一次发表于杜邦的《重农主义》）。

魁奈《经济表》的模式不是单一的或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形式上，《经济表》的第一、二、三版（1758—1759年）和《人类之友》（1760年）所采取的是曲折连接线（或称Z字型）的复杂图式。在《农村哲学》（1763年）中，复杂的图式开始让位于一个简单化的提要图式。在《经济表的分析》中（1766年），简化的提要图式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算学范式”。在《第一经济问题》（1766年）和《第二经济问题》（1767年）中，各表都是在这个“算学范式表”的基础上构成的。在内容上，《经济表》的第一、二、三版和《经济表的分析》中的各表所描绘的是一个处于简单再生产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人类之友》《农村哲学》《第一经济问题》和《第二经济问题》中的各表则着意于说明从这个简单再生产的均衡转化为均衡各变态的运动的原因。后者实际上意味着魁奈已经从简单再生产转向扩大和缩小再生产的考察。

以上三题，归根到底都涉及研究魁奈及重农主义的方法论，而研究和评论的依据和标准则是其焦点所在。人们注意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魁奈及其经济学说的研究和评论，往往以注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为限。殊不知前人的研究也有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相关的真理，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便会使我们的研究和认识永远停留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不能与时俱进地加以深化和发展。人们还注意到，在对魁奈经济学的研究中也不乏以今日的理论框架和视角去裁剪魁奈经济学的情形，或对其理论观点不适当地加以引申，或单纯从形式上加以比较，从而忽略了其学说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内涵。我以为这些做法都不可取，唯有坚持实践标准，还原历史真相，并力求以史为鉴，才是正途。不知此说对否？

晏智杰

2005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