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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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因其耳漫无轮,所以号称“聃”,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人,在西周入仕做守藏室史的官职。当周景王时,孔夫子年近三十,曾经向老聃请教礼,其中的言语可在《礼记》中见到。对于孔夫子来说,他是老前辈了。曾经和孔夫子说:只论述义理并不去作为,哪里比得上我和彭祖呢?太史公说孔夫子做事比较严谨,也不是过头的话。等到孔夫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有一位叫周太史儋的曾经拜见秦献公,说到离合的数理。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其实不是,儋与聃同音,传话的人以讹传讹。周朝政治衰落,老子西游,即将到散关,关令尹喜知道他是异人,勉强他留下来著书,于是著作上下篇五千余言,这才离去。其上下篇之中,虽然有章数,却和《系辞》上下之意相同。河上公分为八十一章,于是就说上经效法天道,天数奇,其章有三十七之数;下经效法地道,地数偶,其章共有四十四之数。严君平又分为七十二,说阴道八,阳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当初并非本来旨意,于是逐章取名,全都不是原意了。唐玄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谈论道,下篇谈论德,也不是原意。现今传本大多有异有同,也有因为一个字而尽失一章意义的,认识原文的真实面目愈来愈困难了。大抵老子之书,其中言论都是借事物以讨论明晓大道,或者因为当时世间修习崇尚的不同,来晓谕其中的本义,然而阅读的人却不曾得到其中的道理,所以比较隐晦。庄子宗法于老子,他的语言又与老子不同,所以他的自序写到生死为主,都见于《天下》篇里,大多与佛书相合。如老子所谓:无为而自化,不争而善胜。伊川说:老子谷神一章最佳。文定说:老子五千言,如我无事、我好静、我有三宝,都是极致的语言。朱文公也说,汉文帝、曹参只得老子皮肤,王导、谢安何曾得老子妙处;又说伯夷微似老子,又说晋宋人多说庄老,未足尽庄老实处。然而前辈诸儒也未尝不与之相和应,只是用借喻之言加以指意,所以未免有所贬议。这是一宗不能完结的钦案,如果研究推寻得到道家的本初旨意,真所谓千载而下知道其解释的人,只要早晚遇到,就豁然开朗了。

《老子》与《易》的内涵没有两样,道与《易》都有太极之说,圣人的经典留存而不要辩论。《易经》先论乾坤,后论天之道,效天法地,所以儒道与天地同功。太易是尚未见到元气,道家以为是大道之初祖;无名天地之始,是论说先天之道;道法自然,是得了回归于无的妙处。噫!“道德”一经全都包括了。其中的玄,似无而有;又玄,似有而无。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隐然长存,说:“太极中虚,谷神在焉。”谷虚而且是善应和的,心神宁静所以机灵。性比于太极,就是物初始浑沦的泰定专一,无极是太极尚未有形的太虚之名,说:“道论述的事物本身,十中有一就是太极,这都是极致的语言。”闭门造车,出户合辙,是可以相信的。老君之道追溯到太初之先前,神游于浩瀚远古之上,身历有周之末世,天下的变化,有什么不能看到的,以此垂训千万世,这是何等的仁义之说!世人因此诋毁却未曾思想。大概道德以无极太极谈论,仁义礼智信以阴阳五行说话,所谓天地,圣人刍狗、民物,就是说不仁和六经论仁没有两种义旨,犹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绝仁绝智等言论。这里由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借仁、窃取义,超越于礼、开凿于智的所作所为罢了,原旨实际与此义契合。况且说为民司命,不知道有仁的滋生、礼的长养、义的成实,唯有智藏于是中,难道说这一年没有春夏秋而是常有冬季,这是它的宗旨吗?哎,天道的流行,世道的推移,只是前行而不能回还,这是自然的运势啊!变化而且通达它,在于人们自己,此经所以要作。其中说: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五常为信,五行属土,先天无极太极之道,万变不能改易,所谓诚实之意。

成为老氏学生的人,大都尊老而贬儒。列子、庄子二位特别尊崇他们的老师,甚至诋毁谴责尧舜。孔子因而把两者分门别类,所以儒生指责老氏为异教,孔老的学说于是分歧为二。然而老氏的教导,并非果真与儒学相矛盾。老氏说的道,超过有而使用无,集合虚以化为实,直接要改变圣贤智慧仁义成就素实质朴,世间儒生往往惊骇他们断然抛弃的言论,哪里知道他们矫正世俗而并非纯真呢?所以善于使用其中意旨如是西汉时期运用清静无为而得到天下大治,不善于遵循其轨迹的如西晋以清静虚无而灭亡。岂是必须松弛放纵准则规矩来改变所谓的道吗?篇中不只是以道学说道,而又以孔老比较,援引儒以明道学。老子之教似欲恢复原始结绳为记的时代,这是羲农远古之事,其中谷神之论祖述黄帝,其中崇尚无为类似舜,看重不伐不矜类似于禹,诸多微言妙旨与六经相合的,不下十分之一二。说孔老不是出自一理,我们是不能相信的。太史公所谓道家精神专一,采儒之善,岂非如此呀!

太史公记西都孝文时,人民乐业,年六七十翁嬉戏如小儿,太平盛世之际,犹可以想象,岂不是学习黄老、效法清静所致吗?汉代还不足以称道。老子之书大要言无为不争,这是古代帝王治世之事实,即使是商汤周武王尚且不能做到。正当周朝衰微,紫气度关向西而行,感慨时代变迁,记述了五千余言而后西行。其中言辞隐晦,旨义深邃,期望它能带来富民强国淳朴的社会风尚。此书流传之后,世间的刑名深刻之术和神化玄运之说,两者不能相为阐发却相互指责诋毁。有人断言说:这是探古史而作,用以论述伏羲轩辕尧舜的治世之道。大概老子职司藏室史,旧闻尚未遥远,垂衣结绳而治,鲜明就在目前。文籍没有不相信史料的,因古代史料有记载,就使人们容易相信他的真实性。班固论道家清虚自守,契合于尧的谦让。道源于自然,是效法自然,也是领受于自然之道,不知其名,安之曰“道”,而专以道而名家。

大抵老子说的道,以清静无为自然为宗旨,以虚明应物不阻滞为运用,以慈俭谦下不争为实行,以无欲无事不先于自然规律以开导人作为治政之法则。它对于治身治世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如果使用起来远古的治世理念就可以恢复,因为它所起到的是对时世风俗崇尚文明倡导淳朴之风的作用,没有不因此流行通达的。老子的思想怀抱着纯素之大道,与时代达到和谐的极致,必然有感而后有应,若不得其时以推行此道于天下,大概可知时序理数就有所不通,或者始终不能达到契合。然而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能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而且顾念着西方异域的风俗,那么他悯念当时而又忧虑后世的心思,为何如此这般呢?幸好此文不能流失,所以有西出函谷关时尹喜侍驾,东鲁孔夫子拜见有犹龙之叹,而且书籍与谈话的语言尚且存在。河上公、黄石公、乐臣公、盖公等等,大概能探究其中的宗旨,而体察他的境界,收敛运用于身,那么在我自身的天下已经和羲皇契合了。至于说大道所得到传授,就只有孝文帝是以国君的身份来接受,子房运用它来辅佐汉室,曹参用它来辅相齐国之政,果然能够在苛刻的秦室之后浚通一脉,噫!这岂不是征验吗?然而假使行进此道,施行起来,如上古羲皇时代,那么羲皇时代就可以再次出现了。或者有人看到此书词意内涵洪荒宽大,却不知道深入细察,不能得其旨义,只是在虚极静笃之时留存,体悟它,当作极其严肃、极其秘密之事,认为对于政治事务的根本在于放开松懈平淡自然,只是闷闷若昏的量度,而且已成为习惯、蒙蔽日久,反而会堕落到优游放荡、姑息养奸的地步,于是就有清虚不及使用的讥讽,所以不是经文中的境界。文中子说:清虚长而晋室混乱,并不是老子的罪过呀!白乐天说: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这也是确切实论啊!

苏文忠公轼,奉诏撰储祥宫碑,其中大略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俭慈不争为行,合于《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号,太极紫微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篆、小数皆归于道家。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噫,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以至于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并不是两种本义。学习的人,如果能够得其一而融会贯通,那么所谓的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就会真切实际地昭然于守中抱一之中。而且玄牝之机、橐籥之用,难道不是道的所作所为吗?唯有深入研习自得其本义的人明白。

左仙翁葛玄说:老子体合于自然而然,生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极乎无极,所以无极也。与大道而伦化,为天地而立根,布气于十方,抱道德之至纯,浩浩荡荡不可名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渊乎其不可量,堂堂乎为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禀以得生,乾坤运以吐精。高而无民,贵而无位,覆载无穷,是教八方诸天普弘。大道开辟以前,复下为国师,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万物不言我为玄之德也,故众圣所共尊,道尊德贵莫之命而常自然,唯老氏乎!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无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说老子应当始于周代,其实老子之号始于无数之劫,窈窈冥冥渺邈久远。社会道德衰败,大道不能施行,于是西游天下。关令尹喜说:大道将要隐藏吗?愿意为我著书吗?于是撰著五千文字,分道德二经。五千文字宣讲道德的本源,其大无所不包,其细无所不入,是天与人合一的自然经典。前辈有话说:精神专一,研习不止,就可以参透阴阳太极;崇尚至上,以此为乐,就可以契合玄妙,与真人同游。宁静无为与真人期合,就可以使众妙感通会合。内观形影,神气长存,体合道德,万神震伏,祸灭九阴,福生十方,安国家宁。谁能知道无为的文采?污毁它并不有辱,巧饰它并不有荣,挠动它不会混浊,澄湛它不会清澈,它是自然而然地应合大道,无穷无尽而恒常永久,所以知道恒常的就是明慧。大道是怎么作为呢?弘道全凭人们自己,经文精微玄妙,岂可不尊重呢?唯有道的人才把它当作宝贝。

有一位叫河上公的,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汉文帝时自己建了一个草庵,就住在渭河边上,经常研读老子《道德经》。文帝也爱好老子的语言,下诏命令诸位王公大臣以及各地州牧二千石以上可以参加朝廷直奏的各级官吏,都让他们学习《道德经》。其中有几句话文帝不得其解,天下人及官吏都没人能通晓它。侍郎说:渭河之滨有位河上公,常诵习老子。于是文帝就派遣信使到河上公的草庵询问他。河上公说:道的尊崇、德的可贵,并不是可以如此遥远地询问的。文帝即刻安排车驾,依照礼仪去向他请教。文帝说:普天之下,没有哪里不是君王的土地;在天下国土上生活的人,没有哪个不是君王的臣民。地域之中有四大,君王居有一切。您虽然有道行,但还是朕的臣民,不能自受委屈,如何可能高尚呢?我可以使人们富贵贫贱。话音刚落,不大一会儿,河上公即俯下身躯,两掌放在盘屈的腿上坐下来,仿佛一跃而起,冉冉升入虚空之中,如同祥云一样升起来,离地面一百多丈停在空中,虚静不久,屈身低头回答文帝说:我此时上不到天,中间不牵累到人,下不居住在地,我是什么样的臣民呢?陛下怎么能让我富贵贫贱呢?文帝这才觉悟到他是神仙中人,这时才下车辇向河上公稽首礼敬,说:我的德性不够,有愧于继承先皇的遗业;才能不堪大任,常常为此忧虑。虽然天下得以治理,但是处事依然奉行道德的法则。只是我内心蒙昧,对经文义旨大都不能明了,唯有承蒙有道之君子,恢弘怜悯,有心教我,这样一来我早晚就可以目睹到像太阳一样的阳光普照了。河上公授予文帝素书《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对文帝说:熟悉研读这本书,所有疑问自然释解。我注释此经以来,有一千七百多年了,一共传了三个人,加上你有四人了,不要让德性不好的人看。文帝跪拜,接受经书,话说完,忽然不见河上公去了哪里。议论的人以为世上的人不能完全通晓经文的本义,文帝爱好老子之道,以精诚的心思感应,仰赖太上道君派遣神仙中人,特地下临教导,又唯恐文帝内心未曾纯信,所以显示神通变化,用来让文帝有所觉悟,好成就大道的本真。当时的人们因此称说河上公。

老子从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岁丁卯,下降为周室的老师,到无极元年,太岁癸丑五月壬午离开周室,西行度函谷关。关令尹喜宿命与道家契合,预先占卜看见紫云西迈,知是有道之人应当路过,于是斋戒烧香,想见有道之人。就在当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路过函谷关,尹喜急忙迎接,铺设礼仪,口称弟子。老子说:你本来就有这样的天分,做一个利济天下、传弘大道的人,你也是神仙中人。就在当月二十八日中,老子授予《太上道德经》,义同虚无,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圣王不能尽通其义。

当社会人心不古,奸诈虚伪,本性质朴之风泯灭,社会混乱之时,老子著书立说,以阐明人类社会生生之理念。然而世风败坏的末世学者,蔽于前世的余绪,乱于诸子的怪异之论,智慧不足以明辨真伪,有的甚至用圣人的经文与杨墨之书相提并论。有一些读者虽然理义辨明,但分析不深,于是就索性高谈阔论,矫揉造作,离开原文理义甚远。现今世传王弼、张说两家经文互有得失,有害于理义之处各有不同。圣人之道是相同的,然而用语言解释起来却各有不同。然而世间儒生白白地拿他们的话来断章取义,以言语论说方面的异同来确定正确与否,因为他们不明道中本义,反而以为道相同一为非。《易经》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的确是这样子啊!推演五行的差别,观察四时的变化,看他的行为,揣测他的志向,用以参照万物,就是圣人不说什么话,我们也是知道的。

所以大道好比年份,圣人好比时令。自从尧舜直到孔子,礼乐已然彰明,寄托着那些形名度数精神的运作明显地见证在制度行为之间,确定尊卑,分别贤否,用来对待天下之事,详查品物之多,可以说是兴盛啊!大概从时间上来说,比如夏天之后就是秋天,秋天就收敛它所离散的而统一起来,零落了万物的华丽,反而成了实质,就可以分辨万物的德性,以恢复其本性为常态,其志态安静,其行事简明,秋天岂能期待着返回到夏天吗?大概是因为将要成全岁运而使万物生成,对于这个时令来说,动物植物死亡的已经过半,然而岂不是自然的运化所致吗?这果然不是小智慧所能及的。秋天大概也不是年岁的终止,那么又有谁是年终呢?所以四时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表现为幼、壮、老、死的过程。传里说终身顺其自然而不知有道的,就是这样子吗?学道而不以生死为念,那么还要学什么呢?“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道,就是贵在它能看透生死,若确实明白道德的精诚,而追溯它的归处,那么生死就尽善尽美了。

道原本至无,能化生妙有,运用至无之道,成妙有之功,唯有“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啊”!大道起始于有象之先前,尊崇为造化的源本,融合精神以至于到了亿劫开始分灵,天地覆载之中,养育万殊,陶冶庶品。由此三皇承受使命,崇尚遵奉淳朴和一之风;五帝雄握江域,逐渐散失无为纯朴之风。老君仍然历代降迹,随时应化,或为国师,或为宾友,授经传道,而教导当时之国君。自从唐虞禅让之初,世道交替沦丧的时候,举荐贤才于乡野,平四罪(共工、三苗、鲧、驩兜)在朝廷,崇尚贤能的事迹既已彰著,憎恨坏人坏事的行径又高举起来。朝廷虽然谦让和气,对外却仍有干戈之事;人情渐趋浇薄,大道的朴实已然离散。老君号称尹寿子,居住在黄河的北边,怜悯万物本性的迁变欺骗,唯恐纯真的宗风被欺凌代替,以为三皇的大体不足以使后王效法,五帝的常道不可以垂训后世,所以撮合重玄奥义,著述道德,想要彰明道是无为的,因德来显明道;德是有所运用的,因道以显明德。典立语言的资本使无言之道得以畅发,因循着理性的原本而弘扬玄妙的根本,作为理身治国的纲要。于是把至精至极的宗本传授给虞舜,并不是说要绝仁义、黜圣贤良智,而是在于抑制浇薄巧诈虚伪聪明的风气,想要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见朴素,怀抱诚实,泯默暗合于太素之和气,体道而复归元本,自然达到忠孝。世间儒生不明此理,认为老君之道是抛弃仁义、毁坏礼智,并不是树立教化的大方向。况且极致的仁合于天地之德,极致的义合于天地之宜,极致的乐合于天地的和气,极致的礼合于天地的节律,极致的智合于天地的辨析,极致的信合于天地的时令。弘扬淳朴的风尚,寻求一致的源头,成为世界大同的教化,混合极致的大道,归向仁寿之乡,本来就不在乎矫揉造作、巧饰虚伪的作风,然后再称为仁义等事。所以仲尼、亚圣都默不作声地要得到它,即是说毁肢体,黜聪明,遗弃形骸,舍去智慧,超然于万物之外,永远成为真人,这并不是微末之学、小小的儒生所能知道的。绵延夏、商、周、汉,经历过几千几百年之久,明耀得与日月齐光,巍峨得与乾坤同运。即使有百千家诠释,仍然褒扬极深,如甘醇而酌之不竭。如果施行于治国,刑罚搁置不用而社会太平;如果因之而修养身心,就可以保全精神而长生久视。

老子撰《道德经》,在内可以为葆身存性养寿之道,在外可行修齐治平之事,没有不完备的了。这就是所谓的内可为圣、外可为王的学问。写史书的人把它与诸子并列,在申韩之间,世人因而称它为“黄老之学”。至于说刑名的派别,就与道家的流派大相径庭了,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矛盾。大概因为周室衰落,王道式微,它垂范世人、拯救民俗的用意都蕴含其中了,并不是一本自我修持的书籍。然而曹参、盖公认为清静无为的理念对于治世有征验,他们运用的经义对于治理世道的理念相差不远,对于超脱世俗的教化由此而有极大的影响。有的人不弄清楚文章的深义和全面性,却一概地加以诋毁,认为是虚无怪诞的说教,这难道是能真正通晓道的人吗?古今的注疏有几百家,都是各执己见,而且一定是以辞句解释义理,概括统贯而已。假若理论不通,本义晦涩,辞句虽然工整也不足取法。

《道德经》是道家经典的祖经,以无为自然作为本体,以谦虚退让、慈悲俭朴作为运用,以至于修齐治平的道理无不具备。葛玄真人说:五千文实际是道德的本源,大到无所不包,细微到无所不入,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经典。前人都说:老子五千文诚修身治国之纲领要道,济时救世的良方。由此而言,它并非只是道经的祖经,三教的各种经典,岂能离开它的本源而另有一种理论呢?

宫婷

2016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