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之说 实物遗存

夏、商、周三代究竟是否已有玺印，自晚明以来，一直是玺印起源问题研究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话题。

北京琉璃厂尊古斋黄浚（字伯川），对金石、古玉、铜器，爱好成癖。河南邺中（今安阳市）殷墟所出铜器，经其手者有百余件。1935年春，他将自己经手的彝器、戎器、陶石、甲骨及佩玉等大部分精品制成拓片，整理编成《邺中片羽》，其中有传为20世纪30年代殷墟出土的三颗铜质玺印，后来于省吾也将此著录于《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之中（图1-24、图1-25、图1-26）。

当时诸如于省吾、饶宗颐、容庚等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这三枚“古玺”确为殷墟出土的商代之物，都曾力图破译其文。然对这三方古玺的释文，却解读不一。有人将图1-24释为“瞿甲”，也有人将图1-25释为“亚禽”“亚禽氏”“玺”“亚罗示”，大多数人则将图1-26称为“奇文玺”。至今学术界对这三枚古玺的具体释文仍颇有争议，没有形成公认的一致的意见。

不过，由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尚未发现确凿无疑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玺印，因此也有人对这三颗铜质玺印是否可以定为商代，仍持怀疑态度。再加上这三枚古玺出土情况记载不详，难以确定其原来存在的地层，且后来安阳殷墟多次科学考古挖掘，再也没有出土类似的古玺印，并无旁证可引，更加引发部分学者的质疑。

尽管对于省吾将这三枚铜玺定为商代玺印学界一直保留质疑，但后来也有一些学者以若干用印的实物遗存为佐证，支持于省吾的这一观点。所谓“实物遗存”，主要指钤印在商周青铜器和陶器上的文字材料。

黄盛璋在《我国印章的起源及其用途》中，即以殷墟发掘曾获半片抑有阳文印记的残陶片为实物依据，认为我国使用玺印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徐畅也在《商玺考证》中，以这三枚铜玺的铭文与大量类似纹饰的商代青铜、乐器、兵器、食具做对照，并结合甲骨文、金文等，破解其印文，考证其性质、具体时期、使用者身份等，确认这三枚铜玺就是商代古玺。

曹锦炎在《古玺通论》中写道：“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和黄浚《邺中片羽》都曾刊布过三方铜玺，扁平状，鼻钮，传出河南安阳殷墟，其中两方与商代族氏铭文相同。尤其是一方‘亚□（禽）’印，其铭文数见于商代铜器铭文的族氏，见于‘父丁簋’（图1-27）、‘父乙尊’（图1-28）等器，文字风格也与商代铜器相合。据此，玺印似乎早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所以黄浚最早将其视作古玺，著录在他的《尊古斋古玺集林》中。”

其实，想要弄清楚“古玺印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厘清早期玺印的属性，方便于讨论，也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诚如孙慰祖在《西周玺印的发现与玺印起源》中所说：“中国印章起源于何时，它的最初功用是否即为权信，这是两个相关而又并非全新的论题。”并且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20世纪30年代传为安阳殷墟所出的三方铜玺究竟是否可信？二是必须厘清玺印早期的属性，也就是说，玺印究竟应该归属于什么性质的器物。”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且运用文字学和形制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温廷宽在撰于20世纪50年代的《印章的起源和肖形印》和20世纪60年代的《玺印探源》中认为，印章“是一种复制文字形象（或图画、雕刻）的独立小型工具”，并将其与“玺”字考释相结合，提出“玺印作为代表官职权力、私人征信之用和铜器、陶器铭文及花纹之用是并存的”，因而，“玺印并非始于战国，在殷之际就已经出现”。1986年温廷宽在上海期间，曾对孙慰祖谈及尊古斋黄浚得到殷墟出土的三件铜玺的来源、经过，以及新中国成立前他向当事人做过调查的具体情况，并结合铜器铭文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考释，认为出自殷墟是可信的。

1984年，钟雅伦（Robert A. Jones）博士在《先秦古玺与西方印章比较研究》一文中，更加具体地以出土陶印模与印章起源相联系，支持温廷宽的观点。

1987年，台北故宫张光远曾撰《商代晚期两枚铜印考》，就安阳三玺中的奇字玺和“亚禽”玺时代做出详尽的论证，认为“确为晚商无疑”。

1993年，李学勤发表《中国玺印的起源》，也依据商代铜器铭文考证“亚罗示”铜玺为商末之物，他还认为“看商末古玺的制作已较成熟，其渊源仍可上溯”，“古玺有可能与陶拍有关”。

王廷洽结合青铜器和陶器上的铭文，以《易经》中所说的“其人天且劓”为例，认为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的三枚铜玺，可信为商代晚期用于烙印奴隶脸面的铜玺。他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中认为：“尤其是图1-25的边框作‘亚’形，乃是商代通行器。过去对于商代青铜器大量出现的亚形边框都没有做出合理的解说，笔者以为那就是商玺的玺面边框样式。”他还认为，图1-25中的图案与图1-29的图案近似，“一则用以烙人面，一则用于抑陶模，实为同一家族的徽记”。另外图1-24与图1-30的情况亦然。

“商代青铜器亚字形框内有的纯粹是徽记，有的则既有徽记，亦刻人名，有的器皿上印有徽记，徽记下刻人名，或徽记上刻人名，也有纯粹的人名玺（图1-31左下角）。随着文字的熟练使用和铸造青铜器技术的提高，有些器皿上的玺文也增多起来了（图1-32），俨然与后世的印章具有相同的规模。或以为这些都是刻画在陶模坯上，经过翻砂而定形于器皿上的。笔者以为非但这些‘亚’形铭文都是用相应的玺印抑印上去的，而且绝大多数的铜器铭文也是抑印的，不是刻写的。”

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扶风周原遗址西周晚期灰坑中发现一方西周绞索双联图纹铜印模形式的玺印（图1-33）和一方凤鸟纹印。孙慰祖对此撰文认为：“它的纹样，仍表明属于工具性质而与凭信无关。在此报道发表之前，我们因鉴选‘中国历代印章馆’展品，也发现了一枚西周的铜质火纹玺（图1-34）。此玺印体极薄，鼻钮粗简。印面为单个火纹，火纹的形式与殷墟晚期鼎口沿的火纹相类，与西周孝王时期的盠尊上的火纹也很接近。结合多方面的特征来看，此玺应是西周时代的印模。”

孙慰祖还在《古陶瓷印述略——兼论玺印的早期形态》中进一步说道：“中国古代金属印章的早期形态，目前可以见到的是传为殷墟出土的商代铜玺。按照器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之前或同时存在陶质玺印，是完全有可能的。”20世纪末，湖北清江香炉石商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了两枚陶印（图1-35），据其印文和长形把手的特征可以看出，应是当时用于抑印陶器之类的戳记。由此也使得孙慰祖的上述说法，得以验证。孙慰祖还于文中认为：“这些陶印模，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永城造律台（图1-36）、徐州高皇庙所出的鼻钮印模。从形制看，显然与后来的玺印的形制及使用方式是一致的，即：具有印面、印台、印钮三个要素并确定地用于抑印，它与用于拍打纹样的陶拍在形制上和用法上尚有微小的不同。但这微小的不同，却使它有可能直接演进为后来具有示信功能的印章。”

笔者以为，社会需求应该是某种器物创造的先决条件。由于印模这种工具既具有可以抑印复制固定纹样的功能，也具有复制文字的特性，因此，当社会需要一种既可复印固定的文字，其本身又可作为验示的特殊凭信时，人们自然会从印模得到启示并予以借鉴。只不过随其使用性质发生转变，从实用目的出发，会在其材质和形制上做出一些适应性的改进罢了。这便是一般完备意义上的玺印。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所说，“玺印是带有表示某人、家族、官员、机构名称或徽记，并可以通过简单的抑、印等方法，完成把自身的文字、徽记复印到其他物件上，以表示拥有、信记的器物。简单地说，玺印就是信记的复制器物”，我认为，将黄浚《邺中片羽》刊布和于省吾著录于《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之中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枚器物定为“玺印”，诚乃实至名归。如此看来，由于存在实物遗存鉴证，将中国玺印起源定为殷商时代，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