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说 文献佐证

古籍中最早记载玺印比较可靠的文献是《左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此处所谓“玺”，就是玺印，而“书”，就是以玺印封发的官府文书。意思是说，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鲁大夫季武子攻取了卞邑，襄公派公冶前往了解具体情况。然公冶出发时，并没有带任何可以代表鲁国国君的凭信，于是襄公便写了封信，并用玺印封缄之后，派人追赶上了公冶，将襄公书写的凭信交给了他。《国语·鲁语下》中，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明当时国君和官员不仅已经使用玺印，而且官方简牍文书也采用玺印封缄方法了。史树青曾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文献证据，并以“夏虚都司徒”（图1-19）、“夏虚都左司马”“夏虚都丞”等三玺为实物证据，认为玺印产生于春秋时代。（《光明日报》1978年2月10日和《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

◎图1-19 夏虚都司徒

1983年陈邦怀在《周叔弢先生捐献古玺印选·序》中称“王兵戎器”（图1-20）印，“为簠斋旧藏古玺之冠。考其文字无一不合古文籀文，与战国文字迥乎不同，而与春秋之秦公簋及秦猎碣文（即石鼓文）血脉相通，今定为春秋之秦制。”

◎图1-20 王兵戎器

王廷洽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中写道：“春秋时期有玺印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由于未在春秋时代的遗址中出土过玺印实物，于是难以确指春秋玺印的样式。史树青曾著文指出‘夏虚都司徒’‘夏虚都左司马’‘夏虚都丞’三玺为春秋时代玺。‘夏虚都司徒’现藏故宫博物院，青铜质，鼻钮，白文，2.2厘米见方。另二玺为清朝道光年间吴江人杨澥所辑《古今印汇》著录，均为白文，2厘米见方。如果史先生所论不误，我们可以从此三玺中概括出春秋玺的标准：一是器形正方覆斗式，鼻钮；二是白文，白边框；三是印文刻官名而无‘玺’字；四是印面文字大小不一，有疏有密，排列不整齐，有如青铜器铭文的布局。若以此四条标准去拣选现存的古玺印，那么‘平阴都司徒’‘庚都右司马’（图1-21）、‘□阳都左司马’（图1-22）、‘□城都司徒’（图1-23）等，都可以认为是春秋玺。”

◎图1-21 庚都右司马

◎图1-22 □阳都左司马

◎图1-23 □城都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