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印私印 多称印章

虽然甲骨文、金文都有“印”字，但这个“印”字是“抑”字的初文，并非与印章相关。

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第九于“印”字注曰：“古玺‘工师之印’（图3-11），系山东出土，覆斗上钮缺。陈簠斋（介祺）谓工师是齐官。按印文作‘工师之印’，篆文仍是六国文字，而用印不用玺。学者谓印始于秦，恐未必然者。此其改玺为印之初制。”可见春秋战国时代也曾用“印”的名称，但并不普遍。

秦时，天子独称“玺”之外，其他官印、私印大多称“印”，如“昌武君印”（图3-12）、“宜阳津印”（图3-13）、“修武库印”（图3-14）、“厩印”（图3-15）、“邦侯”（图3-16）等官印；“大夫奕私印”（图3-17）、“赵穿”（图3-18）、“茅熙”（图3-19）等私印皆是。由图可知，若印文为四字者，大多有“田”字形界格；若为两字者，大多有“日”字形界格。当然，也有部分并无界格。

由于汉“明简易，随时宜”，因循秦制而不革，基本上是沿袭秦代旧制。因此两汉时期，除了皇帝、皇后、皇太后以及诸王之印可称为“玺”外，一般列侯乃至秩级在二百石以上者，则多称为“印”“章”或“印章”连用。朱象贤在《印典》中援引《汉官仪》：“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丞相（高帝十一年更名相国）、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此处所谓“石”，是秦汉时期官位的品级，也是官员官俸的计量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唐代颜师古题解：“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汉代列侯印的实物，有西汉“石洛侯印”（图3-20），金质，龟钮，现藏国家博物馆。东汉则有“东朝阳侯”（图3-21）等。《十钟山房印举》中也著录有“都侯之印”（图3-22）、“常乐苍龙曲侯”（图3-23）、“军曲侯印”（图3-24）、“军假侯印”（图3-25）等列侯印，乃至县令等基层官吏所用印。如“安陵令印”（图3-26）、“晋阳令印”（图3-27）等。

虽然两汉时期官印、私印一般多称“印”，但也有官印称“章”者。通过《封泥考略》中著录的“丞相之印章”（图3-28）、“御史大夫章”（图3-29）、“河东太守章”（图3-30）、“渔阳太守章”（图3-31）等封泥，足以了知其大概面目。

除此之外，军门武将，印多称“章”。如《十钟山房印举》中著录的“扬威将军章”（图3-32）、“鹰扬将军章”（图3-33）、“折冲将军章”（图3-34）、“偏将军印章”（图3-35）等。

由上可知，汉代秩级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官印，均为银质，龟钮，青绶，印文称“印”或“章”，或“印章”连用。马衡在《谈刻印·名称》中道出了官印此种用法的个中原委：“汉丞相、将军、御史大夫、二千石印皆曰章，盖以此等官职皆可直接奏事，印为封检所用，用之于章奏，故即变文曰章。有连称印章者，为官名字少，欲配合五字。”

事实上，印文采用五字以及称章，均为汉武帝之后规制。西汉早期，官名足四字者，印文省“印”字；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后，官名足五字者，印文省“章”字。如今存实物有首见于《十钟山房印举》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银质，龟钮，2.5厘米见方，通高3.3厘米之“琅邪相印章”（图3-36）。琅邪王刘京，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年）晋爵为王。此印当属其相国，是当时印章制作技术的杰出代表作。

此外，中国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礼记·大传》：“改正朔，易服色。”孔颖达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也。”所谓“数用五”，即以五为数。《汉书·武帝纪第六》：“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张晏注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五行为水、火、木、金、土，汉据土德，土在五行中排行第五，故数用五。

阴阳五行说，是汉代人思想的特点，在政治上、学术上、生活上，均有所反映。印章用五字，便是一例。《史记·孝武本纪》太初元年亦曰“更印章以五字”。《集解》：“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意思是说，当官职职称仅有两个字者，如“丞相”“校尉”等，便在印文中加上“之印章”三字，使之足五字。如“校尉之印章”（图3-37）。若官职职称为三个字时，印文则于其后补上“之印”“之章”或“印章”二字，使之填足五个字。如“军司马之印”（图3-38）。

上述均为当时通官印。而秩比二百石以下官印，则与上述通官印有所不同。《汉官仪》：“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可见当时的通官印的印面一般为方寸大小（汉制一寸，2.2～2.4厘米之间），而小官印的一边边长仅为通官印的一半。也就是说，小官印一边边长为2.2～2.4厘米之间，另一边边长则为1.1～1.2厘米之间，即为五分，因此又称为“半通印”。如《十钟山房印举》著录的“左尉”（图3-39）“左乡”（图3-40）等皆是。

虽然秩比二百石以下官印印制通常为，铜质，鼻钮，半通，青绶，但根据文献记载与实物的佐证来看，此类职官既有佩带通官印，如“夕阳侯长”（图3-41），也有佩带半通印的，如“侯长”（图3-42）。

扬雄《法言·至孝篇》云：“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皆有秩啬夫之印绶，印绶之微者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损益篇》曾以“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来讥刺某些地方豪强。所谓“三辰龙章之服”，指的是以日、月、星和龙纹作装饰的衣服，俗称龙袍，唯皇帝可服。仲长统的意思是说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半通印也没有的土豪，由于财力雄厚，竟然也过起帝王般的奢侈生活来了。

传世的半通印中，既有官职印，也有官司印。例如，《十钟山房印举》中著录的“梁菑农长”（图3-43）即为官职印；而“武徒府”（图3-44）、“榆畜府”（图3-45）、“徒府”（图3-46）、“马府”（图3-47）等，则为官司印。

西汉时代形成的这一整套印章制度，一代代沿用下去。虽然王莽执政时期，曾经有过一次名义上和字数上的改动，但不久还是恢复旧制，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魏、晋易代，这一制度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直到晋代逐渐用纸来代替竹简木牍，封泥失去了作用，印章改用印色钤盖于纸上时，这一制度才发生了大的变化。

古代官印，通常分为“官职印”和“官司印”（或称官署印）两种基本形式。所谓“官职印”，是指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丞相之印、某某郡太守、某某县令等，如《十钟山房印举》中著录之“赵君太守章”（图3-48）、“句阳令印”（图3-49）、“楪榆长印”（图3-50）等；而“官司印”，则是指以官司衙门的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中书省印、某某郡印、某某县印等。《封泥考略》卷七《汉县邑道无官名印封泥》中著录之“新丰之印”（图3-51）、“蓝田之印”（图3-52）、“武城之印”（图3-53）、“舞阴之印”（图3-54），即属于这一类。

通常，官职印颁发给官员个人佩带；官司印则存放在官府衙门内，由专职人员掌管。但有些官府的名称难加或不便加省、府、司、院、阁、部等字，如将军、司农等，官司印的印文仍如同官职印，其区别就在于官司印不颁发给个人。

晋朝以前，官员升迁，印绶并不上缴，直到去世后方上缴。如前所述，有些皇帝还可能会因某人建立的功勋业绩而特赐玺印，允许印章随其殉葬，这便造成同一个职务往往要铸刻多枚相同官印的现象，致使朝廷因颁发官印而靡费甚巨。《宋书·孔琳之传》记载了东晋后期孔琳之对此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朝廷采纳了孔琳之的意见建议，由此百官多见假印绶的记载。所谓“假”者，借也，意即官员上任，向朝廷假借印绶，职务调动，则把所借印绶上缴，换取新任职务的印绶。官司印即实始于晋代的假印绶制度。假印绶的实质为一职一印，旧官调动，新官继任，递相传授，已类似于官司印的做法。官员去世，则以蜡印殉葬。唐宋官司印即为一个官府发一枚官司印，官员任此职使用此印，离任时则将官印留在衙署，供继任者使用。由此可见，官司印其实就是如今的“公章”制度。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杂阿毗昙心论》写经残卷背面，即钤盖5厘米见方之“永兴郡印”官司印，是现存最早的大型朱文官印。关于此印的具体铸刻年代，学术界存在争议。罗福颐认为是南齐印。他在《印章概述·南齐官印》中说：“南齐官印未见传世的，这方‘永兴郡印’印文摹本（图3-55）是据敦煌石室发现的古写本《杂阿毘昙心论》残卷（图3-56）上所盖的印摹下的。这残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据大藏经知这经是宋僧伽跋摩等释。又考永兴郡，由宋到唐均是县名，到南齐隆昌元年（公元494年）才置郡（注：《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所说：‘宁州有永兴郡，隆昌元年置。’）由此可知这当为南齐官印。”

陈根远认为此印是隋代印。他在《陈根远说印章》中写道：“其实，此印与南北朝晚期大型朱文官印，如前述‘天元皇太后玺’风格差别很大，与通行的南北朝晚期的小型阴文官印更是南辕北辙。而且中唐的历史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已明确记载：‘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三年罢郡，置瓜州。’可见今天毗邻敦煌的玉门古称瓜州，但在隋开皇元年至开皇三年（581—583）是叫永兴郡的。其官印出现在不远的敦煌经卷上，应更合乎情理。”

不过，若依罗福颐所说，永兴郡设置当年是否就铸刻此印，目前还缺乏足够确凿的证据。因此，笔者认为陈根远所说似乎理由更充分一些。

张锡瑛《中国古代玺印》：“隋唐一改秦汉的殉印之风，在墓里没有见到随葬玺印的情况，因此，隋唐玺印传世和发掘出土的数量很少。”王廷洽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中也认为：“从传世和出土的几枚隋唐官印来看，隋朝开始实行官司印制度是不争的事实。正由于实行了官司印制度，官印的数量骤减，而且一改以往把官印作为随葬品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