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一统 印独称玺

玺，是中国印章最早的名称。清代以前，许多研究印章和编辑印谱的人，还都不认识“鉥”字，直到清代程瑶田作《看篆楼印谱·序》时，才将其考释出来，认为就是“玺”字。其字形写作，后来加上金字旁写作“”，或加上土字旁，写作，也有写作钰、等字形的。“玺”字从土，尔声，或从玉，尔声。从玉的与现在的楷书基本相同。

玺这一名称，历代帝王沿用不废。辛亥革命后，尽管封建帝制已经被推翻，但中华民国的国玺仍用“玺”字，曰“中华民国之玺”。

应劭《汉官仪》：“玺，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早期之“玺”，人人通用，并无严格的限制和等级差别。这一点通过诸家印谱著录数量众多、各种形式的私玺与官玺，可以得到证明。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为了提高中央专制政权的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典章制度，并用玺印来表征统治阶级法权神圣不可侵犯，规定“玺”仅为天子专用，臣下只能称为“印”。卫宏《汉旧仪》卷上：“秦以前民皆佩绶（疑有误字），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从此，“玺”与“印”，便开始有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

杜佑《通典·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又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所好也。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又，始皇得蓝田白玉为玺，螭虎钮，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杜佑《通典》所言“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现已成为学术界共识。至于“用制乘舆六玺”，尚未有实物印证，因为目前出土的实物中尚未见包括秦始皇、秦二世、秦子婴用印的秦帝印实物。出土的封泥中，仅见《封泥考略》卷一陈介祺所藏“皇帝信玺”封泥（图3-1）一种，这枚封泥以捺压的痕迹计量为2.6厘米见方，若计入泥团历经风干之后的收缩，原约在2.8厘米见方，与史书记载的帝玺尺寸基本吻合；文字为小篆，字体形制与时代相符，与当时碑刻、诏版、权量所用的文字一致；并带有田字界格。不过，对于这枚曾经陈介祺旧藏现已流入日本的封泥究竟属秦属汉的时代归属，学术界仍有争议。

自1995年夏起，西安北郊陆续发现总数约6700枚秦代封泥，这无疑是封泥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方为世人识得以来封泥发现史上的空前之举，在历史考古学界引起轰动。这批封泥泥体较薄，四周多不规则，少数方形的秦印不用田字格，由此也否定了此前学术界笼统认为秦印皆用界格的观点。如方小壮在《印典》点评中曾将文雅堂所藏秦、汉两枚封泥进行过对比，认为秦封泥“南郑之印”（图3-2），几乎没有使用封泥匣的痕迹，而西汉封泥“上蔡令印”（图3-3），则上下两端齐整，字迹完好，显然是经由封泥匣捺压而出。由此认为上举这枚“皇帝信玺”封泥四周方正，印文齐整，明显使用过封泥匣，应该为汉初之物。

《汉书·百官公卿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由此可见汉朝许多制度都沿袭秦代，因循不改。汉代官制和玺印制度，基本上也沿用秦代。汉王朝对于官印的使用，十分讲究和重视。《宋书·孔琳之传》曰“官莫大于皇帝”，实际上皇帝在本质上也是政府官员，只不过是全国最高级的官员而已。皇帝所用玺为白玉，螭虎钮。

杜佑《通典》：“汉高帝入关，得秦始皇白玉玺，佩之，曰传国玺。” 根据东汉应劭、卫宏、蔡邕等人所著的有关汉官制礼仪的书籍如《汉官仪》《汉官旧仪》《独断》等，都说汉代所用的玺有六方，即：皇帝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汉官旧仪》中，还记载了皇帝“六玺”的具体使用方法：“皇帝行玺”，凡封命（诸侯王及官员）用之；“皇帝之玺”，凡赐诸侯王书用之；“皇帝信玺”，凡发兵用之；“天子行玺”，用于征召大臣；策拜外国事务，用“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则用“天子信玺”。这说明汉代皇帝世世传授的玺，就是这六方实用的、表示皇帝权力的玺印，便在汉代皇帝中传授和使用。例如，汉惠帝卒，无子，吕后将后宫美人所生子立为太子，并为少帝，吕后摄政。吕后卒，群臣以为少帝非惠帝子，遂杀之，谋立高祖刘邦之子代王恒。刘恒至长安代王府邸，丞相以下群臣皆至代王府，跪奉天子玺印和符节，立为文帝。《汉书·霍光传》记载，昭帝卒而无子嗣，霍光、张安世等顾命大臣议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但刘贺入宫即位不到一月，暴露出许多缺点，犯有种种错误，其中一条就是“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意指刘贺并不重视皇帝的玺印，随便放置而不宝秘之。于是改立卫太子的孙子（汉武帝的曾孙）为宣帝，奉上皇帝玺绶。将刘贺贬任海昏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也希望得到汉传国玺，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皇帝，于是发生了王莽让王舜向汉元皇后索取汉传国玺的事件。王莽败，玺入更始，又经赤眉刘盆子，光武帝得之，一直传至东汉末，下落不明。后来一些人为了争权夺利，利用符命说，借机炒作，声称由某种吉祥之瑞获得传国玺，以此说明自己获得国家权力是符合天命的，从而招摇蒙世，愚弄民众。

汉代除了皇帝印称玺之外，皇后和王太后之印，亦可称之为玺。朱象贤《印典·皇后玺》：“《汉书》：皇后玺，文曰‘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旧仪》云：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皇后玉玺，文与帝同。”值得一提的是，朱象贤于此所引《汉书》“皇后之玺，金”，认为皇后之玺，材质为金，并不为学术界所认同。1968年9月，陕西咸阳14岁学生孔忠良在北塬狼家沟发现“皇后之玺”一方（图3-4），白玉质，螭虎钮，2.8厘米见方，高2厘米，四面刻云纹，质地晶莹温润，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有人认为，此玺发现的地点距离吕后长陵较近，可能是吕后所用之玺，随葬墓中，新莽末年赤眉军焚掘诸帝陵，长陵亦未能幸免于难，此玺可能于其时出土，遗落其地。而最关键的是此玺形制同史籍记载较为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印典·太后玺》中记曰：“《舆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玺，皆以金为之，藏而不用。太后封令，以宫官印；皇后以内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内坊印。”是说太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的玺印，都以金为材质，但仅作为标识秩级藏而不使用。太后缄封令书，用宫中的官印；皇后用内侍省官印；皇太子用左春坊官印；妃用内坊官印。

1954年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出土一枚“朔宁王太后玺”（图3-5），金质，龟钮，2.4厘米见方、高2厘米，现藏重庆博物馆。朔宁王，名隗嚣，是西汉末年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之一，东汉建武七年（31年）被当时割据政权首脑公孙述封为朔宁王，建武九年（33年）病逝。此印当是隗嚣称王时其母所持有的。

1993年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北周武帝孝陵被盗，文物流失，警方根据相关线索，1996年将出土文物中的一枚流失三年的“天元皇太后玺”（图3-6）金印成功追回，现由陕西省咸阳市博物馆收藏。“天元皇太后玺”，金质，獬豸钮（也有人将其钮式解读为“卧式天禄瑞兽钮”“马钮”）,4.5厘米见方，通高4.6厘米，重802.56克，印面篆书阳文六字，章法独特，是迄今可以确认的第一枚大型朱文官印，更是研究从秦汉阴文铸造官印转向隋唐阳文蟠条官印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天元皇太后”，即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宣政元年（578）宇文邕卒，宣帝即位，尊武德皇后为“皇太后”。次年，周宣帝传位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580年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此印乃大象元年（579）二月至大象二年（580）二月武帝阿史那氏皇后称“天元皇太后”时所持有的金印。

另外，汉代诸侯王这一层级，秦代并无。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记载，汉代这一层级者的印章，也可称“玺”。汉高祖刘邦实行分封时，颁给诸侯王“金玺盭绶”。“盭”，为用似艾草的植物染成的绿色。颜师古注引卫宏《汉官旧仪》曰：“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谓刻云某某王之玺。”事实上，《汉书》和《汉官旧仪》所说的诸侯王黄金玺，仅为汉代诸侯王玺印中的一种，今见谱录中既有刻为“某某王印”或“某某王玺”的黄金玺，也有刻为“某某王玺”的玉玺；钮制既有骆驼钮，也有龟钮、蛇钮者。说明汉代曾在不同时期，因不同诸侯王的地位而授予不同的玺印。

西汉王玺虽未见实物，然可以通过清陈介祺、吴式芬辑《封泥考略·汉诸侯王玺印封泥》中著录与其风格类似的“河间王玺”（图3-7）和“菑川王玺”（图3-8）封泥，窥见个中信息。河间（今河北献县）王刘辟疆为淮阳王刘友子、文帝侄，文帝二年（前178）始封。菑川（今山东淄川）王刘贤为齐悼惠王肥（刘邦子）之子、文帝之侄，文帝十六年（前164）始封。河间王和菑川王之封，属汉文帝剖分诸侯王势力的产物，其地位和亲疏关系显然不如刘友。当然这两枚封泥所反映的仅是文字风格近似，至于其玺材质究竟为玉为金，不得而知。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恢复西汉初诸侯王黄金玺制度。1981年在江苏邗江县（今扬州市邗江区）甘泉二号汉墓出土一枚东汉“广陵王玺”（图3-9），金质、龟钮，2.3厘米见方，通高2.1厘米，重123克。广陵王乃光武帝第九子刘荆，始封为山阳公，又晋爵为山阳王。永平元年（58）徙封为广陵王。

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中也曾著录“淮阳王玺”（图3-10），玉质，覆斗钮，2.3厘米见方，今藏国家博物院。淮阳王即汉高祖之子刘友，封国在淮阳（今河南淮阳县）。此玺书法和镌刻风格与上举“皇后之玺”如出一辙。不过，由于此玺印面略小，钮式为覆斗钮而非龟钮，亦与文献所载相悖，因此学术界疑其或为殉葬印。

《汉书·匈奴传》记载，王莽曾改西汉所赐“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匈奴单于对此大为不满，特派骨都侯来汉，强烈表示“愿得故印”，易印之举甚至导致北方边塞战云密布。可见匈奴对汉赐官印珍若拱璧，斤斤于一字之更改。

据《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建立新王朝后，为了贬低匈奴单于的地位，曾发生过以新莽所铸“新匈奴单于章”新印换回西汉原先颁赐“匈奴单于玺”旧玺的事件。当时王莽派五威将军王骏等人带厚礼对匈奴单于宣诏新代汉、需更换新官印。单于的谋士曾提醒单于在以故换新时，应先见新印印文之后再更换，但单于不相信朝廷颁赐官印印文会发生改变，便上缴故印，接受新印后也没有看看印文，并与来使欢宴通宵达旦。各归住处后，王骏的随员陈饶对王骏说：“如今视印，见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拒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绝祸根。”于是将故印击碎。第二天，单于果真派人要求调回故玺。因为单于明了，故印文称“玺”，表明自己是一方诸侯王；而新印称“章”，则已成为新朝的臣属。但见故印已被碎毁，又得厚礼，只能接受“单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的训命。不过，事后匈奴单于还是上书要求恢复故玺。由此可见，看起来简单的换印事件，实际上是新朝对匈奴政策改变的反映。